对于中国读者来说，约瑟夫·康拉德的名字与中篇小说《黑暗的心》（1899）紧紧联系在一起，这部凝视人性之深渊的可怖作品考量着非洲与欧洲、文明与野蛮等重大主题（尽管当时几乎没有几个欧洲人听说过那种在中非地区蔓延开来的“恐怖”），1902年该书再版时竟惊动英国众议院（旋即通过了一项议案，力争减少在刚果的恶行），后经由意大利裔美国导演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据其改编的史诗级电影《现代启示录》（1979）而进一步扩大了世界影响力。然而，仔细考察康拉德波澜壮阔的一生，这个名字显然意味着更多。康拉德不仅是《黑暗的心》的作者，还是一个有着20多年航海经历的海洋梦想家，一个从小就浸淫在“大俄罗斯帝国压迫阴霾”中的宿命论者，一个终于背井离乡而带着浓郁悲剧色彩的天涯浪子，一个最初只懂6个英文单词却最终享誉英语文学界的波兰人，一个辩称“小说即历史”的社会观察家，一个将写作的巨网洒向欧洲、非洲、南美洲和印度洋的全球化作家，一个对西方现代文明尤其是欧洲文明有着深深怀疑的批判者，一个最早捕捉到跨越大洲和种族的强权运作模式，并对剥削、暴政与伪善大声疾呼的世界公民。
约瑟夫·康拉德
海洋梦想家
康拉德的首位传记作者杰拉德·让-奥布里在1927年完成的两卷本传记《康拉德：生活与信件》由于线索不清、内容混乱而惨遭失败，痛定思痛后他决心重写康拉德传记，最终在整整30年后完成法文版，后由海伦·瑟伯译成英文，名为The Sea Dreamer: A Definitive Biography of Joseph Conrad。让·奥布里和晚年康拉德交往甚密，有机会深入了解这位经历丰富的作家。于是，在经历了第一次的失败，以及将近30年的积淀后，让-奥布里再次写作康拉德传记时已是信心满满，在标题中直接用了“Definitive Biography”（即“权威传记”）一词。当然，同样吸引人的还有它的主标题“海洋梦想家”，这可比后世给康拉德贴的“海洋文学作家”的庸俗标签强多了。
按照让-奥布里将近半个世纪的追踪和研究，康拉德的人生可以分为14个阶段，就像一首有着固定主题和13段变奏的恢弘变奏曲，而这个影响一生的固定主题，便是那个生长在内陆国家的男孩对遥远大海的梦想：
（1）波兰生活时期（1857-1874），当康拉德准备离开祖国波兰时，心中不无忧伤，但他不顾一切地做自己想做的事——成为一名水手，心中没有一丝的疑惑。17岁生日的前夜，标志着他在波兰生活的结束；
（2）法国生活时期（1874-1878），康拉德前往马赛，开启了自己的航海生涯。同时，他在法国船队服务期间，阅读了大量的英国和法国文学作品——尤其是莫泊桑、福楼拜、法郎士等人的经典作品，这对他后来的创作生涯影响深远；
（3）青春期（1878-1883），作者用康拉德的小说《青春》来描述这一时期：“当康拉德由船长转变为作家时，他只用几天时间就写就了精彩的故事《青春》，因为激动人心、令人陶醉且充满历险的青春岁月，在记忆里仍然清新……”；
（4）登陆与分离期（1883-1886），1886年8月19日，康拉德实现身份的转变，彻底摆脱俄罗斯占领下的波兰，获得英国国籍，成为英国公民；
（5）东南亚工作时期（1887），康拉德在“维达”号上的航行过程中遇到一个逃跑的马来奴隶，蜷缩在一只满是水的独木舟里，这个人后来被康拉德写进了《海隅逐客》和《奥迈耶的愚蠢》；
（6）担任船长时期（1888），康拉德成为停靠在曼谷的“奥塔格”号的船长，这次航海经历被他写进了《阴影线》和《福克》；
（7）海上航行期（1888），以船长身份在东南亚从事航海业；
（8）刚果之行（1889-1890），康拉德后来根据这次旅行写出了名著《黑暗的心》；
（9）航海生活末期（1891-1894），1894年，康拉德离开“爱多瓦”号，意味着他彻底结束了航海生活，开始探索向作家生涯的转型；
（10）身份转变期（1894-1896），1894年6月初，康拉德决定试试《奥迈耶的愚蠢》是否有机会出版，他在继续从事航海事业和写作之间犹豫不决，最后通过抛硬币决定出版小说。他的手稿最终被转给爱德华·加奈特，后者立刻被这部小说迷住并为之倾倒；
（11）人生负重期（1897-1904），这段时期是康拉德文学创作的黄金时期。他不仅要面对沉重的经济压力，还要承受巨大的工作压力，白天写作《诺斯特莫罗》，晚上还要和F.M.福特合写其他作品。这一时期的部分作品后来收入文集《大海如镜》，是对自己航海生涯的总结；
（12）审视西方世界（1905-1914），康拉德创作完成长篇小说《诺斯特莫罗》，这部作品以南美洲为背景，揭露了金融资本家的逐利本质。1914年，他又完成了另一部长篇小说《在西方的目光下》，通过一位语言老师的视角，审视了当时欧洲大陆的主要社会矛盾；
（13）重访波兰（1914），是年6月，康拉德回到阔别40年的被俄罗斯占领的故乡克拉科。此后，康拉德写了许多关于这次旅行的文章；
（14）最后岁月（1915-1924），晚年的康拉德饱受疾病的折磨，但他仍然坚持工作，从事小说《悬疑》的创作，后又转为写作题为《传奇》的文章，作为文集《海洋回忆录》的一部分。在这卷回忆录中，康拉德希望再描写一些曾经一起航海的伙伴。
如前所述，让-奥布里撰写的这部康拉德传记，将他称为“海洋梦想家”，其人生14个阶段中的前9个阶段几乎都萦绕着对海洋的梦想与拥抱，长达20多年的航海生涯对康拉德的文学创作影响重大而深远。即使到了晚年，康拉德仍然投入到《海洋回忆录》的写作与整理中。他“真诚地试图描述海洋世界中的生活以及过了大半辈子孤独生活的纯朴的人们的内心世界的波澜，并试图描述似乎只有在船上才会产生的某种感情……”更令人仰望的是，康拉德总是试图超越航船上狭窄的男性世界，在更寥廓的疆域中，在更广大的视野里，不断拓展他的内心和作品的精神维度，将他思想的触角延伸到全世界的各个角落。
全球化作家
尽管“全球化”这一词汇从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流行，其实这一概念背后所表征的相关事物中的大部分早在19世纪后半叶就开始兴起，诸如互为依托的经济、开放的边界、多样化的种族、网格化的人口结构、国际化的惯例标准、共享化的文化参照点等等。正如美国诗人沃尔特·惠特曼所断言，全球联系的速度和广度并不是在我们的时代发生变化，而恰恰是康拉德的青年时代。从小怀揣水手梦想的康拉德后来如愿以偿，这些在大洲间来回穿梭的航船以空前绝后的规模运送着来自欧洲和亚洲的移民；而在他的下方，一根根纤细而意义深远的海底电缆延展到相隔万里的远方，它们高速传播着各种新闻和讯息，其迅捷程度有史以来首次超过人与人之间的口口相传。
一直以来，经常有人将康拉德和吉卜林相提并论，后者作为大英帝国民间的桂冠诗人，其作品的情节均发生在地图上那些用红色标识以彰显大英统治的地区里。然而，水手康拉德的小说却没有一部将地点设定在英国殖民地，即便是在英国或英国船只上，其突出描写的主角往往并非英国人。康拉德笔下的浩瀚无际的虚构之网要将读者带往的，是那些“电报线和邮船航线触及不到”的地方，那是一种真正全球化的宏阔视野。大英帝国早已消亡，再没有多少人会去读吉卜林笔下的帝国旧影，但康拉德的世界却在我们的时代依然熠熠闪光。如今，互联网光缆与老旧的电报线一起贯穿于大洋之底，新一代反全球化抗议者、自由贸易卫道士、干涉主义拥趸、极端恐怖分子、社会平权活动家以及排外的本土主义者在全球各地此起彼伏，而康拉德笔下人物的声音就仿佛在他们中间默默地回响着。
就像许多作家对诸如“悬疑小说家”、“伤痕文学家”等各种偏离本质的标签嗤之以鼻，康拉德对他身上的“海洋文学作家”标签同样十分厌恶。他坚称：“我属于别的类型，或许比海洋文学作家——甚至热带文学作家的内涵更加深远”。或许，这个别的类型，恰好可以用“全球化作家”来表征。在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没有什么比欧洲帝国主义更深刻地重塑了整个世界——它重新绘制了世界地图。1870年，撒哈拉以南非洲约80%的地区由土著国王、酋长或其他统治者控制，而在之后35年里，除了少数几个例外，几乎整个大陆都由欧洲殖民地或被保护国组成。与此同时，美国在菲律宾发动了一场残酷的战争，英国加强了对印度次大陆的控制，日本、俄国和另外六个欧洲国家，甚至包括摇摇欲坠的奥匈帝国，都在中国掠得飞地或租界。令人吃惊的是，这些事件却很少出现在欧洲作家的作品中，这相当于19世纪的美国小说家几乎无人处理奴隶制或20世纪的德国人几乎没有写过大屠杀，只有康拉德是一个杰出的例外。
相较于他的同时代人，如普鲁斯特或乔伊斯，康拉德生活在一个更加广阔的世界里。他生于波兰父母家中，16岁就离开家乡，在商船上航行了20年，然后在英国定居并成为一名作家。当康拉德与帝国主义、政治反叛者以及海上生活发生关系的时候，正是蒸汽机取代风帆的年代，这使他得以领略世界的各个层面，这在今天仍然具有重大意义。对此，马娅·亚桑诺夫写道：“康拉德的后嗣，那些技术上流离失所的水手，还能在被数字化破坏的行业中被找到。……他笔下的无政府主义者能在（今日的）网络聊天室或关押恐怖分子的牢房里找到相似物，他笔下以美国为中心的物质利益今天同样还在。”在那个时代，作家们常常在有限的地理舞台上工作——比如威塞克斯，这是同时代英国作家托马斯·哈代给英格兰部分地区的命名，他几乎所有的小说都发生在这里——而康拉德的舞台跨越全球，至今仍然只有很少的主流小说家能称得上如此。
西方文明的批判者
按照美国著名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的说法，康拉德的崇拜者最喜欢读的就是他五部伟大的小说：《吉姆爷》（1900）、《诺斯托罗莫》（1904）、《间谍》（1906）、《在西方的注视下》（1910）和《胜利》（1914）。然而，康拉德与欧美以外世界的遭遇，没有比《黑暗的心》更有说服力的，这可能是他最广为人知、最受欢迎的作品，尽管它只是一部中篇小说。这本书的力量源自康拉德1890年在刚果度过的六个月。和他的许多其他作品一样，康拉德喜欢在回忆中追叙那并不如烟的往事。当时，他已经签约成为一艘蒸汽船的船长，期待一份冒险的工作。但是，当他航行到工作之地，却被眼前的贪婪和残暴所震惊，他因痢疾和疟疾而病倒，缩减了逗留时间，提前回到了欧洲。《黑暗的心》里的许多细节——带着镣铐的奴工、过劳死的腐烂尸体——都能在他停留最初几周的日记中找到。
另一位杰出的传记作者杰弗里·迈耶斯评价《黑暗的心》是英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批判统治欧洲思想长达四百年的进步观、质疑西方文明的根基的重要之作，它展示了文明和殖民的利益冲突，描绘了白人和非洲人的灾难性碰撞，提出了从这场争斗中全身而退所需的人道主义价值观。那么，到底是什么给了康拉德这种罕见的品质，让他能够看到西方现代文明的傲慢与危险？毫无疑问，这在很大程度上乃是因为他作为一个波兰人的自身经历。在整个19世纪，今天的波兰被三个相邻的帝国瓜分：奥匈帝国、普鲁士和俄国，最后一个是康拉德家族大多数人生活的地方，也是最压抑的一个。当他三岁的时候，哥萨克冲进教堂，破坏了一个波兰民族主义英雄的纪念仪式。这让他从小就对以帝国为代表的欧洲文明生出一种深深的怀疑，这种怀疑在他后来漫长的航海生涯中不断蔓延滋长。
就像加勒比作家V.S.奈保尔所观察到的，康拉德怎么会鬼使神差般“步步抢我之先”？他如何能够在一百年前就“思索我今日所识的世界”？是的，我们在阅读康拉德作品时每每感慨于他先知般的视角，以及贯穿始终的对现代西方文明尤其是欧洲文明的深深怀疑与批判。如《间谍》中的无政府主义的失序和恐怖主义袭击，这几乎使人马上想起9·11事件和伊斯兰恐怖主义的兴起；《吉姆爷》及多部其他作品中动情地描绘了航海业这一他最熟悉的行业受科技破坏的后果，而科技创新的代价正在成为一个显著的世界性议题；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人们发现《诺斯托罗莫》中描写的跨国资本主义所炮制的那些鬼把戏，跟我们在日常报纸上读到的几乎如出一辙。
早在1904年，先知般的康拉德在《诺斯托罗莫》中就已提出过一套看待未来世界的“理论”，预言了美国的崛起，而今现实业已降临。当时，威尔逊总统怀揣着“十四点原则”抵达凡尔赛，盟友们将围绕其来构筑未来的和平。“征服和扩张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威尔逊宣布，从今往后民族自决将构成国际关系的基础，而不再是帝国主义。其中，第十三点提倡建立“一个独立的波兰国家”。在康拉德的有生之年，他的父亲科尔茨尼夫斯基的政治目标实现了，波兰人终于赢回了自己的祖国。这样的目标肯定比他在《间谍》和《在西方的目光下》摒弃的梦想更加温和。康拉德支持波兰的国家地位，尊重父亲的记忆：在父亲死去几十年后，他去了他的坟墓，跪着祈祷，让家人大吃一惊。
帝国主义的压迫、流民的迁徙、民族主义所产生的魅力与危险、经济消长和科技创新所带来的强大威力，凡此种种康拉德均有深切体会。但他总是抱着一种与生俱来的怀疑主义和宿命论倾向，“我对人类所居住的这个世界抱有深深的宿命感，而在任何人的书籍和讲话中我都未曾发现能够挺直腰杆反对或足以令人信服的说法。”因此，他对任何主义和制度都抱有一种警惕，康拉德唯一开过的药方是针对个人而言的——《阴影线》里的船长，手头没有药品来医治他生病的船员，转而从其“王朝”的智慧中寻求帮助。那并不是靠血缘来遗传，而是通过经验、训练、责任感和幸福简朴的传统人生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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