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浩瀚的宇宙，“人只不过是一根芦苇……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芦苇……我们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见《帕斯卡尔的思想哲学》）。浙江省话剧团以中国近现代史上著名的教育家、坚强的民主战士、中国民主促进会主要创始人马叙伦先生为主人公原型的大型话剧《马叙伦》（编剧林巧思，导演李伯男），其所描绘的主人公的人生道路再次印证了这句话——
“人因为思想而伟大”。追求真理的思想航船永远向着真理的灯塔。
笔者以为，这是话剧《马叙伦》最重要的精神含蕴。
然而，思想的探索是抽象的，戏剧的呈现是形象的。对于戏剧创作而言，所有的历史资料（当时的生活现实和思想现实）都是戏剧创作的基础素材。这部戏献给观众的主人公，应该是鲜活生动的、可亲可信的、心心相印的舞台形象，其突出的个人品格和突出的时代特色，让观众心中能怦然感受到那段历史奔涌向前的伟大活力。
很可贵的是，编导深知，戏剧表现主人公和历史的“伟大”，不是依赖“伟大”的词语，而是创造出令人感叹不尽的戏剧动作，并在其中霍然描绘出可爱而又可敬的主人公的灵魂。
“休夫”喜剧中的独立与自由
编导在这部严肃的正剧中，精心设置了一场令人爱不胜收的喜剧：主人公在新婚之夜，既不揭开盖头，也不喜饮交杯酒，却一心乞求新娘子写一封“休夫书”，“摘掉”自己新郎的“花冠”。主人公坦率地承认，他“爱上了梦中人”，一个曾出现在他家前厅的绣花女。她美若仙女，令他铭记在心，无法忘怀，非她不娶。因此，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新娘子王瑛来说，“强行结成夫妻，捆绑一世……不都是太残忍了吗？”然而，聪颖的新娘子巧妙地让主人公为自己揭开红盖头，主人公惊呆了，这新娘子正是主人公“梦中”见过的、非她不娶的绣花仙女！
如果写到此，仅仅是为了让观众颐然一笑，那不过就是个小噱头罢了，还谈什么“思想”？令人惊叹的是，新娘子执意要完成诺言，写出休夫书。因为，伤心的是自己“深情错付”。她曾经悄悄阅读过主人公在上海办的报刊和发表的文章，甚至深夜帮助主人公母亲刺绣鞋垫，那正是为主人公而做的呀！主人公闻听此言，立即夺笔而就，代为完成“休夫书”——那竟是一副对联：“卿桴独立鼓，我揭自由旗。”所谓“休夫书”立即变成了一对青年夫妻争取独立、自由的盟誓。这种远大的志向反映出的正是当时典型的时代思潮。联系前面，主人公与顾三和的偶像是严复、黄宗羲、卢梭。主人公是行进在时代前列的追求自由的民主青年，他曾挥毫写出“一击满湖烟雨破，谁家天下举杯看”，那是怎样的慷慨斗志！不愧是忧思国家民族命运的有志之士。
在喜剧的动作中巧妙而自然地表现这么严肃的内涵，不禁令人想到明末清初戏曲家黄周星的一段值得我们反复琢磨的论述：“今人遇情境之可喜者，辄曰：‘有趣！有趣！’则一切语言文字，未有无趣而可以感人者。”那么，什么是“趣”呢？接下来，他做了非常深刻的阐释：“趣非独于诗酒花月中见之，凡属有情，如圣贤、豪杰之人，无非趣人；忠、孝、廉、节之事，无非趣事。知此者，可与论曲。”话剧《马叙伦》让我们成为“知此者”，戏剧就应该是这样表现严肃的思想的。
合吃一饼与三白三问
全剧是由正反两条主线架构起来的。一条是主人公与结拜兄弟同窗好友顾三和，从亲密无间到水火不容；另一条是主人公与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之一李大钊，从和而不同到同心向往。有一段这样的戏：两个惺惺相惜的知心朋友不拘小节，席地而坐，坦率地争论起来。李大钊掏出面饼充饥，主人公侃侃而谈的同时，顺手撕下李大钊手中的一块面饼塞入口中。李大钊直言，由于他们“道路选择不同，观念自是不同”，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主人公将李大钊文章中的一句名言脱口而出：“求一可爱之国家而爱之。”李大钊拉着主人公的手臂走向蔚蓝天空下，一片灿烂的阳光经过树叶的筛选，披在他们两人的肩头上。主人公聆听到李大钊诚恳的吁请：“趁着五四的这场学潮，跟我一道去革命吧！”
这样的戏剧动作、台词、细节，不正是“君子和而不同”的盎然诗趣的表现吗？
“马先生三白汤”在剧中的出现，如果仅仅表现主人公的纯洁、清正、质朴，“明明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清清白白持家”，这只不过是美食家的高雅阐释。更重要的是，主人公的妻子王瑛面对这两位不听家人劝阻，执意参加示威游行（三一八惨案）而流血受伤的好友，既担惊受怕，又怨怼不满。她为他俩制作美味的三白汤的同时，由“三白”延伸出“三问”。作为嫂夫人，她对李大钊提出了三个质问：一、你把纫兰（李大钊的夫人、王瑛的好友）和孩子们送回老家，他们的日子过得怎么样？二、你有想过，分离两地，他们会想着你吗？三、你们每次上街游行，会想着他们吗？
这三个问题如何回答？主人公为好友李大钊左右维护（实际上也是对自己的维护），逼得王瑛怒斥丈夫“太自私了”。此时，李大钊又反过来维护主人公：“自私的人怎么会愿意为了国家的独立和自由走上街头？”主人公不可遏制地爆发出他与李大钊同样的爱国激情：“我们上街游行的时候，自私自利，根本管不了妻子孩子，管不了儿女情长！”听到这里，王瑛只能伤心地咽泣……直至，她代赵纫兰把从家乡寄来的新衣服穿到李大钊身上，显示着她和主人公一样，由衷地敬重这位一往无前的革命家、思想家。这段戏非常精妙，非常深邃：从三白汤象征的个人与家庭的清白，引申到爱国者、革命者在家与国的矛盾中，抉择出更加阔大的情怀，其“清”如碧空沧海，其“白”若雪山云霓。
最后一杯酒与携手踏上光明的土地
尽管40年的同窗友谊加金兰结拜的兄弟情深；尽管作为兄长的顾三和，千里迢迢到上海孤岛寻找主人公，显露出“骨肉之情”；尽管顾三和在反清革命时期，曾为主人公打开过观察世界的窗子；但是，如今这位曾经的兄长，竟然沐猴而冠、附逆日寇，当上了什么“总长”，并且强制主人公随他一起回北平、当“校长”。主人公断然拒绝，以死相争，“幸好城南的棺材铺尚在营业，我一到北平就给自己订一口棺材，自我了断也就罢了。”之后，举杯饮酒，“我马叙伦再不与你相识，你我二人割袍断义，手足情绝！”
私情与大义泾渭分明，这就是主人公的气节。
爱国情怀与革命理想熔于一炉，这就是主人公的追求。
民主革命的艰苦历程让主人公愈发思念李大钊，坚信共产党、坚信未来。他写诗鼓励自己和年轻人：“爝火偏争赤日明”。在“下关惨案”中，他和民主人士因英勇反抗国民党特务的殴打而受伤住院。他对前来探望的周恩来说：“中国的希望只能寄托在你们身上了。”在踏上历史的巨轮，和一众民主人士奔向共产党开创的东北解放区的时候，他的心灵在呼唤：“守常，你听到了吗……我多想你能同我在一起，经历这样的时刻，携手踏上那片土地。”他仿佛也听到了李大钊对他的历史定评：“你听到了‘真理之路对你的呼唤’。”
话剧《马叙伦》的主人公一生都在为救国救民而思辨着，探索着，前进着。他和自己同时代的仁人志士们一起创造着探求真理的历史，他“既有高于历史的力量又依赖于历史；他既决定历史又为历史所决定”（见袁贵仁《对人的哲学理解》）。
浙江省话剧团立足独特的地域文化土壤，把继续精益求精地表现革命历史和革命人物作为自己的崇高使命，这是令人敬佩的。
（作者系剧作家、戏剧评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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