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3日，时值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82周年，由中国文联、中国影协、山东省文联共同主办的纪念于敏诞辰110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中国文联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谢力，中国评协主席、中国文联原副主席夏潮，中国影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邓光辉等领导与相关专家、艺术家及于敏同志家属代表，深情回顾了与于敏同志交往点滴，充分肯定了于敏同志在电影创作、电影理论和电影批评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认为于敏同志始终把表现劳动人民作为自己的创作信条，自觉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其创作理念、创作态度和艺术追求对当今文艺工作者有着宝贵的启示意义。本报特刊发与会专家丁亚平发言文章，共同缅怀于敏同志忠诚为党、一心为民、赤诚为艺的光辉一生。
——编 者
电影艺术家、作家、文艺理论家于敏
中国影协召开于敏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我认为这个座谈会特别有价值、有必要。于敏作为“十七年”电影发展中非常重要的电影编剧、在新中国电影史上具有一种“元电影”式影响的重要电影人，在多重意义上有着值得研究和讨论的空间。
《桥》与银幕“新人”
首先我想谈的是他作为新中国第一部故事片编剧所创造的经典性。于敏在自传里曾提及这个经典的创造是一种偶然的结果。因为当时同时期另有一部写工人的剧本也完成了，但由于还需要修改，所以《桥》在时间上成为新中国第一部故事片。但客观去研究，实际上这个“经典”的诞生亦是必然。
为什么这么说呢？我想这需要追溯至延安时期。于敏先生显然是延安文艺精神的践行者。这个时期，在延安有两件事对于敏的影响很大，这种影响小至创作层面，大至人生观念上。第一是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第二就是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正是在这一文艺方针指引下，于敏持续反思了个人的创作思维，才有了后来《桥》的出现。当时在写作《桥》这一剧本时，于敏对电影剧作尚没有一个系统的认识，他和王滨等电影人为了创作，响应延安文艺座谈会提出的“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3页），便专门投入工农兵的一线工作中去。于敏当时举家搬到鞍钢，“到生活中去”也是在这个过程中展现的。他看到了修江上大铁桥的艰难与工人的坚韧不拔，才写作了《桥》。为了写这个剧本，他每天坐在环形椅上，佝偻着腰，在膝盖上写作。经典正是这样写就的。
在“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结构中，包含人民性的两个历史主体——工人和农民。于敏和王滨导演合作的《桥》的贡献在于，它为人民电影创作提供了可行路径，即在阶级属性的基础上塑造人物形象和架构故事，“立意把创造历史的真正主人公化为艺术形象”（于敏：《跋宋杰文》，《电影艺术》1995年第5期），成为后来工业题材电影的重要参照。
《桥》的意义还在于，一方面继承了解放区文艺的传统，使“忆苦思甜”的平民视角成为电影叙事中的重要内容。一方面形塑了银幕上的知识分子形象及其期待的视野，作为此后该形象的基本范式，被广泛接受与借鉴。于是，一种经典的电影叙事结构得以建立，它展现了社会主义银幕中的“新人”形象，锚定了社会主义文艺的基本方向，成为电影文本的“典型”。
就此而言，于敏和他的《桥》在有关过去的无限经验形塑关于未来的期待等方面，展现出开辟性意义。
电影事业的多面手
接下来，我想从电影编剧的身份认知中跳出来，谈电影家于敏。
1979年，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将“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更名为“中国电影家协会”。当时成立了新的书记处，袁文殊为第一书记，于敏也是书记之一，还兼任过《人民电影》的主编和艺术研究部主任。无论是电影创作还是办刊，他的宗旨都是脚踏实地，绝不空谈。对于概念化的电影认识，他是很反对的，其观点是“但是艺术绝对地需要追本溯源，需要探寻带有规律性的创作经验。所谓借鉴，一要广，即今古中外法，不光研究上品，也要涉猎中品和下品。多多比较才会有独到的鉴别。二要精，即深入到形象思维和创作方法的最奥秘的所在”（于敏：《银幕呼唤可爱的艺术形象》，《电影艺术》1995年第1期）。于敏还论述过“好电影”，他说：“什么样的电影是好电影?从接受者的我说，起码的要求是看时不打哈欠，愿意一直看到底。这样的电影每年都有一些，或者说，颇不少。可以给它们打一个加号。如果影片看完以后，其中的人物形象，不论是可爱可憎可鄙可恨可笑，能萦回于我的心头；其中的情节，不论是可喜可悲可怒可乐，能引起我的回味；而通过这人物形象和情节场面，能使我的心灵受到感染，使我对人生对社会增加一点认识，这样就可以给它两个加号。艺术无止境。如果影片更好，除了上面说的一套，还站在时代的前列，形象地说出千万人想说还说不出的，想喊还喊不响的，想做还做不到的，一句话，是公认的我们时代的艺术典范，让人看一遍不够，还想再而三地观赏它，那就可以打三个乃至更多的加号了。”（于敏：《好电影四点论》，《文艺理论与批评》1997年第5期）他的论述，和我写过好几篇文章提出并做持续阐述的“基本电影”及其包含的何种期待与要求是一致的。我想，这对今天的中国电影确实是非常有意义的。
对于办刊，于敏先生同样高标准严要求，认为要研究真问题，研究对电影有实际价值的问题，而不是空泛地夸夸其谈。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他在《电影艺术》上发表过多篇有见解的文章，他的观点，当然包含某种过去、当下与未来之间特定的关系与印记，但勇于“求真”，树立现实主义大旗，是他努力的鲜明取向。同时，他还是金鸡奖第一届25位评委之一，后来还陆续担任多届金鸡奖的评委。
我们看到，于敏既有电影创作的多个实践，有着卓越的成就，还有办电影刊物的经验，并持续参与到电影评奖的工作中，发表理论文章，还积极倡导“来自第一线”的群众影评、“工人影评”，可以称得上是电影事业的多面手。
站在时代精神的风口浪尖上
最后，我想说的是他的精神光谱。于敏有一本自传，书名叫作《一生是学生：于敏自传》。
“一生是学生”，是他的谦虚表达。但我通读他的自传后，感觉到于敏先生是非常真诚地“站在时代精神的风口浪尖上”（于敏：《银幕呼唤可爱的艺术形象》，《电影艺术》1995年第1期）。他在写剧本时，反复表示自己什么都不懂，担心写不好。后来尽管他资历老，经验丰富，但是在担任电影刊物主编和担任电影节评委时，他仍旧觉得自己是个外行人，常常表示自己是个不及格的评委。而其实，伴随时代的脚步，他“一直在行走”，在观察，在思考。这样的意识与品格是如今浮躁的环境下，我们都需要去学习的。2009年，当时95岁高龄的他来到中国艺术研究院会议室，来参加我参与编写的《延安文艺史》（艾克恩主编，两卷本，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的新书发布。他曾在28岁风华正茂的年纪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是那张珍贵的座谈会全体代表合影照中的八十余人之一。新书发布会那天，于敏表现出对延安所怀有的深厚感情，他是那天到会艺术家和前辈中年龄最大的，他身形挺拔，发言思路清晰，而且还是那么活泼、灵动、有趣，他的思想活力、生命活力格外惊人。我想正是“一直在行走”的初心，让他始终是年轻的、热情的、可爱的，也是开放的、属于未来的。
（本文系作者在“纪念于敏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二级研究员、中国传媒大学艺术学部学部长）
于敏（1914年4月—2014年10月），出生于山东省潍县（今山东潍坊市），我国著名电影艺术家、作家、文艺理论家，中国影协原书记处书记。他曾编剧新中国第一部故事片《桥》和在中国电影史上享有盛名的爱国影片《赵一曼》，后又创作了《高歌猛进》《无穷潜力》《工地一青年》《炉火正红》《天外有青天》等一系列讴歌新中国工业建设、赞美中国工人阶级伟大功绩的工业题材电影剧本。1978年，于敏调入中国影协担任书记处书记、《电影艺术》杂志主编，主导创立了中国电影金鸡奖，为中国影协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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