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从疲惫之土
我们上升，
带着新的力量。
黑暗先生
在等待
孩子们
变得疲乏。
2.
小小的灵魂，
在舞中跃动，
把头伸进温暖的空气，
把脚从闪光的草里抬起，
风吹过，草轻摇。
弗朗茨·卡夫卡从未公开发表过一首诗，这两首分别写于1911年和1918年的小诗，暴露了他性格的另一面：诗意的，明亮的，童心十足的。据说，在当年同级别德语作家中，卡夫卡是唯一一个成年后还坦然阅读印第安人小说、爱斯基摩人故事和动物冒险故事的。
正如瓦砾堆会冒出一丛青草或一朵雏菊，忧郁的灵魂也拥有自己的光影游戏——只不过幽暗的部分过于出名，一百年来在读者心中投下的巨大影子足以遮蔽一座透出亮光的心灵城堡。从前我常常感叹，这个人一辈子困在保险局的文件堆里，没有婚姻和子嗣，寿命又短，一脸苦相，真是个“苦命人”！于是我向他投去钦佩又同情的目光，感同身受他的“不得已”和“不自在”；当我读到自媒体称呼卡夫卡为“丧文化鼻祖”“互联网嘴替”或“格子间幽灵”，也跟着会心一笑。但事实上，弗朗茨·卡夫卡是一个丰富多面的生命，他的忧愁与欢喜此消彼长，自怨自艾的背后更有自珍自重；无论字里行间，还是日常交往，卡夫卡的喜剧天赋是不容小觑的。
假如我们有意寻觅，并且足够耐心，我们会撞见一个个诗意的，陡然明亮的“卡夫卡时刻”。也恰恰是因为“目睹”了这些特殊时刻，卡夫卡这些年在我心中尤显珍贵可亲。
第一个指出卡夫卡身上那些不为人知的幽默感和明亮色彩的人，是他的挚友马克斯·布罗德。
布罗德在他1937年出版的《卡夫卡传》中写道：“我认为他的关键词是积极向上、热爱生活、留恋尘世，以及一种恰当的充实生活意义上的虔诚，而不是自暴自弃、厌倦生活、灰心丧气等‘悲剧性姿态’。”1968年，距离卡夫卡离世44年，84岁的布罗德在一次电视采访中被问及与卡夫卡当年如何相识，他的脸庞如同被一道光照亮，每一块肌肉每一丝皱纹瞬间变得生动，眼中全是笑意。布罗德用优雅的德语诉说着往事，弗朗茨·卡夫卡再次活了过来，带着羞涩的笑意，狡黠的活泼，向电视观众缓缓走近。
“有一次卡夫卡来我家玩，正好我父亲在客厅沙发上打瞌睡，在半睡半醒中身体动了一下，卡夫卡以为把我父亲吵醒了，连忙举起双手，对我父亲说：‘您就把我当作一个梦吧’，然后蹑手蹑脚溜进了我的房间。卡夫卡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把创作和生活混在了一起，两者没有明确的界限。可以说：他创作地生活，生动地创作。”
古希腊诗人品达在一首诗中形容一个好人的杰出：“就像一棵小树：独自生长在世上，细弱，无助，时时刻刻需要外界的滋养。”我眼中的卡夫卡就是这样一个杰出的“好人”。他喜欢和好朋友一起消磨时光；如果他发觉心有灵犀之人，会主动伸出友谊之手。
他和布罗德初识的夜晚，布罗德在文学俱乐部做完一场关于叔本华的报告，卡夫卡带着严肃而羞涩的神情穿过人群，走至矮他一头、又比他年轻一岁的布罗德面前，问道：“我可以陪您走回家吗？”布罗德欣然应允。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这是20世纪文学史上的“关键之夜”，它催生出一位20世纪最不同凡响的作家和一位雄心勃勃、至死不渝的伟大编辑。10月底的布拉格夜色微寒，老城区的狭小巷子里，在无垠的意义苍穹下，两个不到20岁的犹太青年边走边聊，一会儿忘我激辩，一会儿又欣悦于共鸣，演绎着你送我、我送你的情景，一直走到午夜才依依不舍地道别。这难道不是人世间最温暖也最富诗意的景象吗？
即使到了一百年后的今天，谁不想拥有卡夫卡这样的同事或朋友呢？卡夫卡在单位里从不嚼舌头、扯八卦，从不参与派系斗争；从老板到同僚到下属，大家都夸赞他与人为善、谦虚低调。当他展开与菲莉丝·鲍尔的书信恋爱，从保险局经理到大楼前台，从办公室打字员到差役，都争抢着给卡夫卡博士送信，甚至还会因为别人占了送信的先机而失落自责！
卡夫卡博士永远彬彬有礼，优雅整洁；他追逐时尚、关注新技术新发明，崇尚自然生活和自然疗法，热衷户外运动和旅行。在同学友人眼中，卡夫卡虽然很少主动约人，但从来不败坏大伙的兴致，总是有求必应。如果别人要求他，他会参加所有活动。所以说，这是一个对社群生活无害，没有攻击性，极少妒忌心的好伙伴。一旦和卡夫卡结下友谊，这份情感往往有超长的保质期。卡夫卡在日记里唯一吐露过的“妒忌”对象是比他小七岁的文学神童弗朗茨·韦尔弗，实际上他对韦尔弗发自内心地欣赏，友情维持了一生。
每个和卡夫卡有所交往的人都会注意到，在他不善交际、疏淡羞涩的表象下，藏着巨大而神秘的能量。世上确实有这样一类人：拥有一颗绝顶聪明的脑瓜，却不爱在人前卖弄；揣着一颗滚烫的灵魂，却情愿躲在角落观察或纸上倾诉。这样的人怎能不让人心生爱意，想要接近他、更深地了解他？也许就会收获卡夫卡博士一个突然绽放的笑容，如同一道阳光冲破灰云团团，照亮了世界，俘获了周围人的心！
过去，人们津津乐道“寒鸦”形象与“地穴”隐喻，卡夫卡才不会真的打算待在“长长地道的最后一个房间”，等着人送饭到洞口呢！他只会嫌年假不够，无法尽兴和朋友去更多更远的地方旅行！如果布拉格有什么新电影上映，他一准先睹为快，看完电影回到家中，他的话也多了很多，兴致来时，会给家人表演电影中的滑稽片段，很善于一本正经地搞笑。
他的表现欲和表演天赋还体现在主持活动和当众朗诵。
1912年，卡夫卡为他的穷朋友、犹太演员勒维四处张罗：安排演出场地，招募观众，印制入场券，甚至自告奋勇担纲开场白演讲，为朋友的登台做了出色的铺垫。他在日记中记录了这天晚上的高光时刻：“对L.（勒维）的喜爱和对他的信心，使得我在演讲时获得了一种超越尘世的意识，强有力的声音，毫不费力就能记起要说的内容。”
卡夫卡上中学时最怕被老师叫到黑板前当众演算数学题，但他丝毫不惧当众朗诵，无论在布拉格老文理中学朗诵奥维德与荷马的译本，还是成年后在密友圈朗诵自己的作品，卡夫卡展现出专注自信、富有激情的一面。1913年3月1日凌晨给菲莉丝的信中写着：“在马克斯那里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夜晚。我正飞快地朗读我的故事（可能指《变形记》）的片断。然后我们痛快地交谈，笑声不断。”几年后《审判》在密友圈引发的喜剧效果更为惊人，布罗德回忆:“他朗读《审判》第一章时，我们这些朋友简直笑得不亦乐乎。他自己也笑得断断续续地简直读不下去了。——如果考虑到这一章极度严肃的内容，就相当令人惊讶了，可情况就是如此。”
我们可以说，卡夫卡的“社恐”只针对不熟悉的人，在最好的朋友圈里，卡夫卡常常充当“显眼包”。
假如换一种角度关注卡夫卡的叙事艺术和语言艺术，我们会发现，卡夫卡的文字处处具有幽默滑稽剧效果。且不论《审判》这样的长篇——一方面像手术刀一样剥开现代性恐怖的种种细节，同时又充斥着人物夸张的肢体动作和荒唐滑稽的场面，另一些介于小说和散文之间的小短篇也让人忍俊不禁：海神波塞冬在卡夫卡笔下成了海底办公室的暴躁“卷王”，奥德修斯到了卡夫卡笔下，仅凭幼稚的技术手段、一脸迷之自信的表情和一双又大又亮的眼睛就让海妖们自动放弃了诱惑；而卡夫卡在八个八开本笔记本中随手写下的那些毫无来历、也不知所终的“小文字”，处处透露着诗意的天赋，如同撒落在心灵街道的小地灯，在幽暗中闪烁微光。
比如，当他某天开始写一篇新的小说，内心已经雀跃，却还不够自信去谈论它，他就会说：“昨天我开始写一个小故事，它还那么短小，几乎连脑袋都还没伸出来。”他对自己的身体极其敏感，他会说：“我的耳廓自我感觉清新，粗糙，凉爽，多汁，犹如一片叶子。”他的自嘲总是极度夸张，让读者忍俊不禁：“看上去我像是彻底完蛋了——去年我清醒的时间每天不超过五分钟。”他会这样形容某次不太顺利的写作：“我写下的单词几乎没有一个愿意和其他的单词和睦相处，我听见，辅音如何像破锣一样摩擦作响，元音怎样像展览会上的黑人合着这伴奏声歌唱。”他天真热烈的心会因为自己坚持写日记而幸福地冒泡：“我真想解释心中这种幸福感，它偶尔出现一次，现在就正充满我的心中。这确实是冒着气泡的东西，带着轻微的，舒适的颤动充满我的内心，它告诉我，我是有能力的。”
这种自我确认甚至自信爆棚的时刻不止一次在日记中出现：“现在是夜里两点，我这最幸福的人和最不幸的人怀着一种独特的灵感去睡觉，这种灵感告诉我，我有能力干一切事，并不局限于某种特定的工作。”
至于那个著名的句子：“一只笼子在寻找一只鸟”，我们以往总是过多关注“笼子”，忘记了轻盈的“鸟”。其实，“存在之笼”与“本质之鸟”双向奔赴时别有奇妙。尤其对于艺术家而言，笼与鸟彼此依傍，相制相生：人世的责任和义务把艺术家安顿在樊笼中，如果没有秩序的压抑，没有伦理的束缚，就无法产生情感的躁动，心灵的渴望，创造的激情，卡夫卡也许就会变成他笔下的煤桶骑士，因为讨不到煤块而绝望升天，最终消失在冰山尽头；如果他活得再久一些，活到47岁，也许就变成黑塞笔下的“荒原狼”：实现了个人自由和独立，却猛然发现，世界全然后退，再没有人烦扰他，但同时也没有人真正关切他，从此和世界两不相欠，两不相依。原来，“自由”和“独立”的尽头等着一座真正的牢笼。
卡夫卡也许参透了“笼子”的意义。所以，他有多讨厌枯坐办公室的时光，就有多发狠工作。他把分内事做得尽善尽美，年度报告写得漂亮挺括；他深入工厂实地勘察调研，搜集大量生产事故资料，撰写安全生产指南，利用他的绘图才能为事故报告配插图；他在1912年发明了一款便捷安全帽，大大降低了波西米亚地区工人的工伤死亡率；第一次大战期间，保险局的一半同事都应召入伍，导致人手紧缺，卡夫卡经常需要加班，一个人干两个人甚至三个人的活。在这样的工作强度下，卡夫卡仍然见缝插针地写作，只有极度自律和坚韧的人才能胜任如此强度的工作。
固然，卡夫卡在信件和日记中不止一次地写下“绝望”和“崩溃”这样的字眼，但是他总能“绝处逢生”，从未真正躺平过。在与自我的长期互搏中，卡夫卡发展出一套独特的生存策略——精神分身术和自我解嘲术！看似柔弱的人孕育出惊人的坚忍品质。读者朋友如果只相信卡夫卡沮丧幽怨和讨厌工作的一面，想要模仿他躺平，那就上了他的当！还有，人们提到卡夫卡，迟早会说起他那位“粗暴和专制的父亲”。但大多数人却不知道，卡夫卡心里对父亲的怨有多重，对父亲的爱和尊敬就有多深。有一回父亲病了，卡夫卡对友人说起父亲的病情时忧心忡忡，他收敛起往常倔强寡言的性子，对父亲极其温柔耐心。卡夫卡临死前从维也纳疗养院写给父母的最后一封家信，回忆着和双亲喝啤酒度夏假的美好往昔，字字句句表达着对父母的长相思。
当然，卡夫卡并非天性快乐之人，那些明亮诗意的时刻是生命的间奏。最终我想说的是，卡夫卡是世上最幸福和最痛苦的一类人。但凡具有强烈使命感的人都是幸福并痛苦着的。卡夫卡30岁不到就已写下豪迈的誓言：“我对文学不感兴趣，因为我就是文学本身”，从此他聚集所有余力朝着写作的“黑暗之地”挺进，在黑暗地域的中心藏着一个炙热的、火山熔岩般的核心。写作的使命感让这个布拉格公务员的生命充满西西弗斯和普罗米修斯的悲情诗意，那短暂的岁月不再是随风飘荡的枯枝碎叶，而是一个明暗交错、主题鲜明、富有活力的有机整体。
对于弗朗茨·卡夫卡而言，写作不是业余操持的游戏，不是为了赚取稿费，甚至不是获得社会声望的途径，而是一团照亮生命的火焰，抵抗周围世界的寒冷：“我看到了我们世界的寒冷空间，我必须用火焰去温暖它，而我先要去寻找火焰。”（1911年1月19日的日记）卡夫卡用他的整个生命点燃了一团清冷火焰，它执拗地燃烧了一个世纪，还将继续燃烧下去。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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