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韦斯托尔（William Westall）画作《拜伦眺望罗马竞技场》
“那无可匹敌的开放的鲜花，必定最先凋零。”
1824年4月，乔治·戈登·拜伦死于希腊战场，终年37岁。拜伦的生命是否因为辉煌而注定短暂？他著述颇丰，传世作品既有短诗、叙事长诗又有诗剧，是当之无愧的19世纪浪漫主义运动最有代表性的伟大诗人。歌德赞美他是“19世纪最伟大的天才”，普希金称颂他为“思想界的君王”，罗素甚至把他编进了《西方哲学史》。
两百年前人们纪念拜伦，是因为拜伦为了希腊的民族解放事业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一百年前人们纪念拜伦，是因为拜伦自以日本为桥梁经梁启超牵线译介到中国后，便始终和中国的革命解放事业联系在一起，那时候的中国“正需要拜伦那样的富有反抗精神的震雷暴风般的文学，以挽救垂死的人心”。
沧海而桑田，今天的我们是否依然要纪念拜伦？今天的我们究竟要怎样纪念拜伦？
早期出版的《唐璜》中的插图。现收藏于大英图书馆
革命的时势造就了英雄的拜伦
罗素认为“世人坚持将拜伦简单化”，言下之意是拜伦实在不简单。事实上拜伦自身的确矛盾重重。
拜伦父系家族是英国贵族世家，“但是不管先人是多么富贵荣耀，出一个败子，就永远损坏了门风”，拜伦继承爵位的叔祖父因为在决斗中杀死了一个人一直遭到邻居们的嫌弃，被称为“邪恶勋爵”；拜伦出身贵族，但年幼时却贫困潦倒，直到10岁继承男爵，贫穷的境况才有所好转；拜伦幼时与母亲相依为命，但母亲常常对他苛责凌辱，母子关系异常紧张；拜伦生得俊俏，无奈天生跛足。毁誉参半的家族传统，在穷困和富足之间颠簸的成长环境，畸形的亲密关系以及俊美且残疾的自身状况，逐渐形成了拜伦性格中的敏感、自尊、好强、孤傲、反抗、忧郁等特点。就是这样性格矛盾的拜伦，不但将英国的浪漫主义推向一个新的高潮，而且独树一帜，创造了“拜伦式英雄”。也正是这样一个浪漫主义奇才的拜伦，却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先后发表一系列激进言论，在作品中创造一系列反叛人物，使统治阶级大为恼怒，于是借故寻衅，布置圈套，制造“舆论”，最终把他撵出了英伦。
“要么我不配留在英伦，要么英伦不值得我再留下去”，1816年4月25日，拜伦昂然不屈地离开了他几乎已经不屑一顾的英国上流社会，他离去了，从此再没有活着回到他的祖国。作为浪漫主义代表的拜伦最重要代表作的《唐璜》竟然是一部讽刺作品，左手讽刺，右手抒情，拜伦不仅做到了，而且做得不露痕迹，实在让人称奇。
就在世人为如何将拜伦简单化而大伤脑筋的时候，恰逢世界各国革命事业蓬勃发展，于是拜伦意外披上了战袍，以“战神”的形象活跃在世界各国的文学舞台上。
1902年11月15日，梁启超在《新小说》杂志第二期上登出拜伦的铜版插图，第一次向国人介绍这位上个世纪初期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图片附有梁启超自己撰写的拜伦生平简介，称其为“英国近世第一诗家也……每读其著作，如亲接其热情，感化力最大矣。拜伦又不特文家也，实为一大豪侠者。当希腊军独立之起，慨然投身以助之。卒于军，年仅三十七”。
至情的诗歌成就了独特的拜伦
如果说国际国内的革命环境是拜伦诗作跨越国界成为世界文学并穿越时空成为经典文学的一个条件，是外因，并不能起决定性作用，那么那个能起决定性作用的内因又是什么呢？找到了这个内因，就回答了我们开篇提出的今天需不需要以及怎样纪念拜伦的问题。这个内因，归根结底就是“情”，倘若再说得具体一些，就是对自然寄以真情，对人托以深情，对困境报以激情。
对自然寄以真情。拜伦以孩子自比，认为“大自然始终是我们最仁爱的母亲，虽然她温柔的面容总是变幻不定；让我陶醉在她赤裸着的怀抱里头，我是她不弃的儿子，虽然不受宠幸”“我愿做个无忧无虑的小孩，仍然居住在高原的洞穴，或是在微曛旷野里徘徊，或是在暗蓝海波上腾跃；撒克逊浮华的繁文缛节，不合我生来自由的意志，我眷念坡道崎岖的山地，我向往狂涛扑打的巨石”。浪漫主义作家热爱自然，关注与自然交流的心灵，单从这一点上来说，拜伦与其他浪漫主义诗人并无分别，然而，拜伦之所以是拜伦，恰恰是因为他把对自然的热爱无限延展，由英国经欧洲及世界。
1809年拜伦开启了壮游之旅，游历欧洲大陆和黎凡特地区，途经葡萄牙、西班牙、阿尔巴尼亚，直至希腊、小亚细亚和君士坦丁堡，历经三年，1811年归来，与他一起荣归的还有《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的前两章。翌年游记出版，拜伦一夜成名。“我一朝醒来，发现自己已经成名了”，这是《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出版后的第二个月末拜伦所说的话，他用这本书完全俘虏了英国，一跃登上了英国文坛巅峰。
拜伦笔下的西班牙莫雷纳山脉，是“结满果实的山谷，浪漫情调的峰峦，（啊，愿这些山峦卫护那爱自由的种族！）看着这些，眼里会发出快乐的光焰，山间有多么甘芳的空气，这生活，懒洋洋的人永远尝不到它的真味”。拜伦笔下的莱茵河，是“滔滔奔腾的河水泛起波澜，这一带的风光是秀色可餐，随着河水的流泻曲曲弯弯，变化无穷的景色多么秀艳”。就连唐璜乘着小艇渐渐靠近的那片荒凉的海岸在拜伦的笔下都别有风味，在那里他能“感觉到浓密绿荫的清新气息飘拂在林梢，使空气柔和平静；那绿荫映入他们呆滞的眼里，像帘幕，挡住了波光和赤热天穹”。
拜伦在自然环境里有多惬意，看到环境被践踏时便有多心痛，而这种心痛，隔着时空都能让人感同身受。他看到曾经作为“思想的巨厦，灵魂居住的华宫”的希腊遭受野蛮的劫掠，只剩下荒芜和破壁断墙成为“两个没光彩、没眼珠的窟窿”时不由自主呐喊：“有哪一位圣贤，哪一个著书的哲人，能使这荒芜的场所重再变得热闹，面目一新？”那一年拜伦只有24岁，他也许还想不到12年后，果真有这么一位圣贤，有这么一个著书的哲人万里赴戎机去了希腊战场，为了将荒芜变得热闹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这个圣贤竟然就是他自己，真是一语成谶，让人感叹。
对人托以深情。拜伦的笔不管有多么讽刺，总是满载着浪漫情思的，写人总是一往情深。“每人就是对方的镜子，谁看谁都是眼里亮晶晶地闪着欢乐：他们知道，这宝石一般的闪光，无非是他们眼底深情的反映”。
现存拜伦诗歌中最早的一首题为《悼玛格丽特表姐》，创作于1802年，1807年收入诗集出版时一字未改。由此我们可以猜测，拜伦创作这首诗歌时一定是感情充沛一气呵成，而那时的拜伦才刚满14岁。玛格丽特表姐与拜伦两小无猜感情甚笃，再加上15岁早逝，两种情愫交织在一起，便有了诗歌尾处最深情的呼喊：“但对她美德的怀想是这样亲切，但对她娇容的记忆是这样新鲜；它们依旧汲引我深情的泪液，依旧盘桓在它们惯住的心田”。
拜伦的感情生活一直为人诟病，1824年1月22日，拜伦去世前三个月，他作了最后一首诗，诗名为《今天我满三十六岁》，开头第一句就是“这颗心不再激动别个,也不该为别个激动起来，尽管没有人爱我，但我依然要爱”。如果单从作品中看，拜伦的爱情确实是炽热的。赛沙是拜伦早年的恋人，她生病卧床直至去世，拜伦都在东方游历而未归，这似乎成了拜伦心中永远的遗憾，拜伦将之凝成文字，接连创作了几首诗歌，后人称之为“赛沙组诗”。“而当你寂然化为异物，对人间的悲苦不再萦怀，深情的热泪就夺眶而出，飞快地奔涌，一如现在”“在芳艳年华，你悠然远逝，苦难的深杯留给我喝干”,如此文字，现在读来，就算不是字字泣血，也是深情难掩，也许拜伦对爱情始终存有期待。
为逝去的亲人、爱人写诗是诗人的常态，不足为怪，然而拜伦的确曾做过一件颇有些古怪的事情，他的爱犬死了，他不但将其厚葬，还给它创作了墓志铭，后来又收录进了诗集。拜伦这样称赞他的爱犬：“埋在这片土地下的遗体，生前美丽却不虚荣，强壮却不傲慢，勇敢却不凶残，具备人类一切的美德，却毫无人性的缺点”。拜伦对自然、对人甚至对动物都情深无限，天人合一、物我交融大概指的就是这样的境界吧。
对困境报以激情。拜伦之所以能把讽刺和抒情完美统一在一起，正是因为激情。16000余行的长诗《唐璜》被公认为拜伦最重要的作品。《唐璜》不好写，因为这是一个欧洲中世纪旧传说，传说中的唐璜是一个专门玩弄妇女的登徒子，而且已经由莫里哀和莫扎特写进过喜剧和歌剧，要把他写得风流放荡不难，要把他写得有点不同或有点意义却不易。
拜伦只能另辟蹊径，一方面在保留唐璜登徒子原型的基础上，给他添加了诸如热情、善良、正义、天真等性格因素，这样的好处是丰满了人物形象的同时又充实了故事内容；另一方面是把讲故事和发评论相结合，好像此书有两个主角：一个是唐璜，一个是拜伦自己，两者形成对照，这样的好处是把19世纪欧洲的现实拉进故事进行讽刺。他在诗中酣畅淋漓地讽刺了滑铁卢战役的获胜者、英国军阀惠灵顿，说他“若不是鲁撒、布娄和纳西奥，以及天知道还有哪些‘娄’和‘奥’，及时地赶来增援，拿一点颜色，给那些骁勇善战的敌人瞧瞧，恐怕惠灵顿公爵就无法炫耀他的勋章了吧？还有他那年金也是我们有史以来最重的一份”，对惠灵顿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讽刺跃然纸上。拜伦紧接着就开始讽刺国王，说“天佑我王和国王们”，这当然是拜伦违心的祝福，因为他马上笔锋一转写道：“天若不加以保护，我恐怕人民已不会护佑得久了”。倘若拜伦就在这里停笔，那这讽刺就显得平庸无奇，拜伦的过人之处就在于，他在这绝望的讽刺里用激情依然给人留下了无尽的希望和想象，如他所说：“我仿佛听见鸟的歌说，待不很久人民就会强大”。
《唐璜》中流传最广泛的诗歌片段当属《哀希腊》，在这首诗歌中，拜伦先是因希腊人民不进行反抗而痛心疾首：“怎么，静悄悄？声息毫无？听见了，是死者回答的声音：有一个活人挺身而出，我们就都来，都来效命！这声音像远处山洪喧响，可是活人呢，却不开腔”，当然依照拜伦于讽刺中抒情，在绝望中寻找激情的惯用创作手法判断，这首诗定然会以给人信心和希望的方式结尾。毫无意外，拜伦在诗的末尾如此号召希腊人民反抗：“让我登上苏尼翁石崖，那里只剩下我和海浪，只听见我们低声应答；让我像天鹅，在死前高唱：亡国奴的乡土不是我邦家——把萨摩斯酒盏摔碎在脚下！”拜伦因心痛而讽刺，但也因激情而给后人以力量。革命家秋瑾在英勇就义前写了一首《绝命词》来勉励自己也勉励后人，其中就有“好持一杯鲁酒,他年共唱摆仑歌”，这里的摆仑歌指的就是《哀希腊》。
共鸣的情感铸就了不朽的拜伦
梁启超将拜伦介绍到中国之日起，中国文坛巨擘们便争相译介研究，自此，拜伦便与胡适、鲁迅、苏曼殊、马君武等的鼎鼎大名紧紧联系在一起。据不完全统计，仅《哀希腊》便有17个译本之多。与其说是中国当时革命的社会环境这个时势造就了拜伦这个英雄，倒不如说是拜伦强烈的情感与中国诗歌传统抒情的内在气质的同一使然。
中国诗歌中对自然的眷恋俯拾即是，作为中国诗歌源头的《诗经》第一篇第一句就是“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中国诗歌中的自然，有苏轼笔下“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的波澜壮阔，有陶渊明笔下“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淡然宁静，有辛弃疾笔下“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的相映成趣。中国诗歌中的自然，是文人墨客“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心灵归宿，能带来“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哲学思考，能激起“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的无尽感慨，也能引发“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的黯然神伤。
中国诗词中更不缺乏对人与人之间各种感情的细腻描写。“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是母子的亲情，“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是兄弟的友情，“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是羞涩的爱情，“有一美人兮，见之不忘，一日不见，思之如狂”是炽热的爱情，“愿我如星君如月，夜夜流光相皎洁”是相守的爱情，“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是天人永隔但情丝未了的爱情。
而中国的诗人又最擅长绝处逢生。行路艰难的时候，切莫放弃，因为屈原告诉我们“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陆游告诉我们“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李白告诉我们“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命途多舛的时候，切莫放弃，因为王勃告诉我们要“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郑板桥告诉我们要“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李清照告诉我们要“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古人所谓的“人情不相远”是有道理的，正是这看不见摸不着的“情”才让拜伦跨越时空，穿越民族，去往世界各地而没有水土不服。这个“情”才是拜伦被世界人民纪念并一直纪念的根本内在原因。
而这个“情”在当今社会又是如此难能可贵。城市化的发展给生态自然带来前所未有的破坏；网络化的发展让我们生活在虚拟世界里而慢慢忘了怎么在现实世界表达我们的感情，甚至我们都在怀疑自己是否还有情感；智能化的发展使我们茫然，浑然分不清是机器进化成了人还是人退化成了机器。更可悲在于，我们今天面临的外在内在困难，身体心灵承受的压力，丝毫没有减少。那么今天的我们，该去哪里寻找克服如此种种的内在力量呢？即便战争的硝烟尽褪，拜伦也不能从世界文学的舞台隐退，今天的我们仍要纪念拜伦。
结尾处我仍要引用罗素的话，“世人坚持将拜伦简单化”，这是前半句，前文已经分析过，这句话还有后半句，而我却不能完全赞同，至少在当下的社会环境中不能完全赞同。“和许多其他的著名人物一样，作为一个神话的拜伦要比作为真实的拜伦更为重要。作为一个神话，他的重要性极为巨大，特别是在欧洲大陆上”。恰恰相反，真实的拜伦比作为神话的拜伦更重要，因为神话的拜伦也许具有超能量，但真实的拜伦有“情”；作为一个真实的人，拜伦的重要性极为巨大，不只在欧洲大陆，在任何大陆都是如此，不仅在两百年前的昨天如此，两百年后的今天如此，再过两百年的明天依然如此，因为拜伦的“情”没有边界，直达人心。
正如拜伦所说：“诗名虽然是一阵轻烟，它的芬芳却刺激思想；那最初发为唱歌的不安的感情还是要求表现出来，和过去一样；有如海波最终冲到岸沿才碎没，热情也把它的波浪冲激到纸上而成为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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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玛丽·雪莱
我以为你至少充分了解我，足以肯定我不会有意于蔑视亨特的贫困。相反，我倒为他的贫困而尊敬他，因为我知道贫困是什么，因为我也曾象他一样地困窘过，但我以为这没有什么理由降低一个体面的男子的自尊心。如果你的意思是说，倘若他是个富人，我便会参加这个杂志的工作，我的回答是否定的。我从事该杂志的工作是出于对他的好意，当然对他的文学的和个人性格我早就是尊敬的；对他的政治勇气也是尊敬的，就象因他目前的境况而为他感到遗憾一样：我这样做是希望他在他的投稿的文艺界朋友的帮助下（这种投稿对所有综合性杂志都是不可缺少的）自己能够独立。
在我们的私人交往中，我对待他总是这样谨小慎微，以致我避免把我认为会使他不愉快的忠告强加于他，免得他以为这是所谓的“乘人之危”。
至于交友，则在这种性格方面我的能力是非常有限的。我不了解男人，只有我幼年时的朋友克莱尔勋爵是例外，因为我觉得他是完全配得上这一名称的。我同所有其他人都是世故之人的友谊。我甚至从雪莱那里也没有感觉到友谊，不管我多么羡慕和尊敬他。你知道即使虚荣心也不能使我产生友谊，因为在所有的人中，雪莱对我的才能评价最高——或许也对我的气质评价最高。我将通过我的好友尽自己的职责，根据以怨报怨，以德报德的原则行事。我相信，在大多数情况下我都是这样做的。我可以为他们的谈话而感到高兴——为他们的成就而感到高兴——乐于帮助他们，或反过来，乐于接受他们的忠告和帮助。但至于朋友和友谊（正如我已经说过的那样），我只提到唯一的仍有男子汉气概的人，我认为他的友谊乃真正的友谊，可能托马斯·穆尔是例外。我一生曾有过或可能仍然有一千个所谓的朋友，他们就象一个人在这社交界跳华尔兹舞的舞伴一样——舞会一结束便不大记起，尽管当时是十分令人高兴的。欢乐或痛苦中的习惯、行为和交谊是同一类的联系，而政治上的信念相同则是另一回事。
1822年12月
摘自《拜伦书信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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