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四十岁。他中学时代的诗人梦已经被证明只是梦想。他此前的几本小说都只在小圈子里有些名气，处女作《枯枝败叶》在哥伦比亚只卖掉了八百本。
他曾经是放弃法律专业，一心搞文学被父亲骂得狗血喷头的大学生。曾经是二十八岁因写出采访报道《海上遇难者的故事》而成名的新闻记者。
他在波哥大见到过因政治领袖被保守派在街头刺杀而引发的“暴乱”。
他在前苏联见到过斯大林的遗体，发现后者有一双“女人的手”，据说从此萌发了日后写作《族长的秋天》的第一束火花。
他在意大利学过电影，在墨西哥写过电影剧本。
他在巴黎第一次见到下雪，虽然房租已经拖欠了一年只能靠卖旧报纸糊口，他还是兴奋地又跑又跳像个孩子。
无论何时何地，他说自己一直记得，他是阿拉卡塔卡这个热带小镇上报务员的儿子。
1967年，加西亚·马尔克斯还不知道刚 刚完成的这本小说《百年孤 独》即将改变他的后半生（据说他此后出席派对，都需要举着“禁止谈论《百年孤独》”的牌子），也将改变全世界无数读者的人生。
他在墨西哥城的阁楼上写了一年半，妻子梅赛德斯也苦苦支撑家用坚持了一年半。如果从最初的构思算起，这本书他已经写了二十多年。但马尔克斯夫妇到了邮局要给出版社寄稿件时才发现，他们已经付不起邮资。于是当掉了家里所剩最值钱的电器——榨汁机，先寄出了半部书稿。
没想到阿根廷的南美出版社出人意料地迅速回复并寄来一笔预付稿费，恳请作家尽快把小说的上半部寄过去——原来在邮局一番手忙脚乱中，寄走的是小说的后半部分。
多年以后，准确地说是2007年，在哥伦比亚卡塔赫纳举行的国际西班牙语大会上，面对为他祝寿的一位国王（西班牙国王），六位总统（哥伦比亚总统及四位前总统，外加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上千观众，他把上面的故事讲了一遍。
回望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生平轨迹，会发现他的人生经历与他的虚构世界彼此关联重合，很难全然分割。这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出生于哥伦比亚北方的阿拉卡塔卡，即《百年孤独》中马孔多的原型。如今的马孔多已经与美国作家威廉·福克纳笔下的约克纳帕塔法、墨西哥作家鲁尔福笔下的卡马拉、乌拉圭作家奥内蒂笔下的圣塔玛利亚一样，经一代代读者的解读与想象生成为世界文学版图中的精神飞地。
加西亚·马尔克斯人生里的最初八年即在阿拉卡塔卡小镇外祖父家中度过，这段经历对他此后的人生与创作意义非常。无论是曾在十九世纪哥伦比亚内战中为自由派而战的外祖父尼古拉斯·马尔克斯·梅希亚上校，还是擅长风轻云淡地讲鬼故事的外祖母特兰齐丽娜·伊瓜兰·科特斯，都在他的作品中留下了或隐或现的身影。据说作家历经多年才找到讲述《百年孤独》的基调，当他偶然读到卡夫卡《变形记》的开头：“一天早晨，格里高尔·萨姆沙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顿如醍醐灌顶，这不就是小时候外祖母讲故事的方式？也正是老马尔克斯上校，当年牵着小加博的手去见识那神奇的冰块。据说风靡全球半 个多世纪的《百年孤独》就来自于这幅图景：一位老人领着一个小男孩去看冰块。
小说中描写香蕉公司工人罢工，聚集在火车站广场要求改善工作条件和待遇，政府的军队包围了广场，驱赶不成竟悍然开枪。书中人物何塞·阿尔卡蒂奥醒来时发现自己置身于驶向大海的深夜列车上，装香蕉的货架上整整齐齐地码着一排排罢工工人的尸体。当他死里逃生回到家乡，却发现别人都对这件事完全没有印象，从没发生过什么罢工，军队更没开过枪，马孔多过去、现在、将来都是幸福快乐的地方。他从此躲进家中斗室，一心钻研老吉普赛人梅尔基亚德斯留下的神秘羊皮卷，并将破译羊皮卷的使命和铭记大屠杀的真相都托付给家族的第六代，日后的猪尾巴婴儿之父，奥雷里亚诺·巴比伦。何塞·阿尔卡蒂奥一头扑在羊皮卷上猝死之前，留下最后遗言：“你要永远记住那是三千多人，都被扔进了海里。”
以上情节取材于1928年发生在离作家故乡不远处的历史事件——美国联合果品公司工人罢工及大屠杀。关于殉难者人数众说纷纭，且出入颇大。加西亚·马尔克斯在查询官方历史卷宗时，查到的死难数字是七人。外国记者的报告说是数百人，当时的工会领袖给出的版本则高达数千人。而在哥伦比亚某新版中学教科书里，谈到这段历史的时候采信的是三千人，并用脚注注明——源自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小说《百年孤独》。
这又是一个小说“侵入”现实的互动案例，历史与虚构之间的边界变得模糊和可疑。根据学者晚近的研究，在1928年12月6日凌晨的火车站大屠杀后，军队在各地进行的逮捕和枪杀行动持续了足足三个月——由此看来三千人可能还是保守的数字。两百节车厢的火车满载尸体驶向大海——虽然细节上是虚构，当时不可能有两百节车厢的火车，——但这一意象的确令无数读者难以忘怀，构成了对官方正史的挑衅和颠覆。
根据马尔克斯小说《霍乱时期的爱情》改编的同名电影剧照
从藏宝箱中的冰块到两百节的火车，唯有文学能救赎记忆，就像马尔克斯回忆录的书名——《活着为了讲述》：生活不是我们活过的日子，而是我们记住的日子，被讲述的日子。
十三年前翻译《百年孤独》的时候，我并没有想到，这本书也会改变我的生命，不断生成我的讲述和记忆。我没有想到，有朝一日自己会被邀请参加波哥大国际书展，那一届的主宾国却是一个幻想国度——马孔多；我没想到那一次在麦德林做完讲座，讲座的名字是“番石榴飘香与红高粱之味”，一位热情的女士请我品尝她做的甜点，因为她家的甜品店就叫做“番石榴飘香”；我没想到在巴塞罗那几经周折终于找到马尔克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故居，恰巧遇上了现在的房主，还问我有没有兴趣把那套公寓买下来，我没敢回答，心里偷偷算了一下，只需再翻译299本《百年孤独》大约就够了；我没想到自己第一次拜访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家乡，却赶上他在上周星期四去世（就像他笔下的乌尔苏拉一样），在故居门口，他的同乡郑重其事地为我戴上了一枚小小的纪念章。博尔赫斯曾引用英国诗人柯勒律治：“如果一个人在睡梦中穿越天堂，别人给了他一朵花作为他到过那里的证明，而他醒来时发现那花在他手中……那么，会怎么样呢？”这枚印着马尔克斯头像的纪念章就是我的柯勒律治之花，提醒我即使时过境迁，记忆日渐脆弱如泛黄的纸张，但生命中的一些经历并非虚幻。
十年前出发去阿拉卡塔卡的那个清晨，我们在加西亚·马尔克斯 当年常常光顾的咖啡馆吃早饭。我啃着加勒比风格的鸡蛋饼——“这也是加博爱吃的”，喝着味道略嫌稀薄的咖啡——“就像加西亚·马尔克斯写的诗”。“呵呵，这可不是我说的，”我的哥伦比亚朋友补充道，“是帕斯说的，掺水的诗。”他指的是另一位诺贝尔奖得主，墨西哥诗人帕斯。
加西亚·马尔克斯一直是诗歌爱好者，特别是西班牙黄金世纪的诗歌。未来的小说家年轻时曾一度打算改写加尔西拉索·德拉·维加的全部十四行诗，虽未遂愿，但多年以后成功地把这位文艺复兴诗人的诗行织入小说《爱情和其他魔鬼》的关键情节。短篇小说《超越爱情的永恒之死》显然是戏仿巴洛克诗人克维多的商籁体名作《超越死亡的永恒之爱》。据哥伦比亚作家 博尔达·科沃回忆，有一次加博曾经兴致勃勃地考验他，随意背上几行诗让他说出作者。
——“这是洛佩·德维加。”
——“这是克维多，这是加尔西拉索。”
（忽然间加博故意插进一首自己早年的诗作。）
——“这个吗，这是一个叫做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二流诗人。”
然后两人一起大笑。
多年以后他还告诉友人，在洛杉矶的医院做全身扫描的三个小时里，自己实在闲得无聊，便在脑子里把黄金世纪的诗歌过了一遍。那显然是在失忆症的阴影尚未降临的日子里。总觉得难以想象，或者不忍想象，失去记忆对加西亚·马尔克斯这样的作家意味着什么：“记忆是我的原材料和工具。”
相对于肉体的死亡，他似乎更惧怕遗忘，这另一种形式的死亡。他曾经不止一次对最亲密的友人提到失忆的话题。2002年出版回忆录第一卷，他半开玩笑似的跟家人说，失忆好像有家族遗传，所以要赶在忘光之前把后几卷写出来。
2007年3月作家回到卡塔赫纳，另一座对他意义重大的城市，半个多世纪前他在这里最终放弃了大学法律专业，也是在这里完成了《枯枝败叶》的初稿，这一回这个城市要庆祝他的八十岁生日以及《百年孤独》的四十岁生日。但就在盛典前夜，在《百年孤独》中发明失眠（忆）症的小说家对朋友说：我真害怕有一天像我妈妈一样失去记忆。当年的见证者这样描述那时的情景：
“说罢，他的眼神投向窗外城市的星空，正是在这座城市里他学会了如何漫游于文学世界，飞翔在‘连飞得最高的记忆之鸟都无法企及的高邈空间’。”
有人说这里的“记忆之鸟”是在向西班牙大诗人希梅内斯致敬。那么“高邈空间”就是诗歌的空间，文学的空间。我们在纪念加西亚·马尔克斯逝世十周年的时候，也没忘记今年也是卡夫卡年（1924—2024），而《百年孤独》的作者把卡夫卡称为“新山鲁佐德”，认为二者的区别仅在于山鲁佐德生活在一切皆有可能的世界，而卡夫卡置身于一切都失落的世界。其实加博自己何尝不是当代的山鲁佐德？就像《一千零一夜》中的少女一样，来自马孔多的故事大王也用自己的讲述战胜了死亡和遗忘。
（作者为北京大学西葡意语系副教授，《百年孤独》中文版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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