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弗朗茨·卡夫卡的文学生涯中，1914年《审判》的创作有着特殊的意义。在与菲丽丝·鲍尔长达两年多情书往来后，两人的关系似乎是自然而然走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这一年的6月1日，在双方父母的见证下，订婚仪式在女方位于柏林的家中举行。对于渴望摆脱父母、开始一种独立生活的卡夫卡而言，这不啻人生的重要一步，然而仅仅一个半月之后，婚约就宣告破裂。对这一事件加以回溯，不难发现一些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因素：女方对自身家庭状况有意无意的隐瞒，两人在住房、家具等琐事上的意见分歧，女方女性友人插足导致的对忠诚度的怀疑，以及卡夫卡一直以来对写作生活绝对私密性的坚持，等等。面对这一结局，卡夫卡感到的并非过度的悲伤，而是对自己“完全的绝望”，乃至于这种绝望映射到了《审判》中。半个多月后，卡夫卡开始以绝对的热情投入到这部小说的创作中，以沉浸式的写作生活寻找“一种内心的真实”，并拯救自己濒临崩溃的人生，而此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隆隆炮声已然在耳畔响起。
作为卡夫卡长篇小说三部曲的第二乐章，《审判》在创作上有其独特之处。8月尚未过半，已经找到题材方向的卡夫卡采取了与以往不同的写作方式，制订了相对明确的计划，几乎是同时完成了第一章和最后一章的创作。在第一章中，银行高管K在有一定标志意义的三十岁生日的清晨，被以一种莫名其妙的罪名抛入人生的低谷，而在一个月前，卡夫卡刚满三十一岁；在最后一章中，K以近乎耻辱的方式，被杀死在矿场上。无妄之灾在前，绝望结局在后，作家以这种鲜明无比的书写对自己的过往经历做了悲观的反映，同时也对未来的人生做了预言性的想象。随后的半年，卡夫卡人生中第一次独立生活于父母的视线之外，他充分利用这段时间去填充故事开始与结局之间巨大的空间，然而这一努力仍以失败告终，正如他自己还是要离开暂时的相对独立状态，回到父母身边，做一个“永远的儿子”。
而在《审判》之前，未完成的《美国》将少年卡尔·罗斯曼抛在了通往看似光明、实则充满变数的未来的旅途上；在《审判》之后，篇幅更大的《城堡》让土地测量员K奔赴目的地的诸般努力戛然而止，尽管卡夫卡曾经为之设想过一个较为明确的结局。一生中总共创作了这三部长篇小说，但都未能真正完成。这种“半途而废”，似乎让我们看到了卡夫卡对自己人生的无可奈何。
对卡夫卡而言，一生中最紧的束缚或许就是复杂的父子关系。这或许也是文学史上最知名的作家父子关系之一。作为一位自幼家贫，堪称白手起家，最终生意成功的商人，赫尔曼·卡夫卡身上自然不乏成功者的特质，自信、果断、威严，但同时，这些特质又走向了极端，变成了自负、专横、粗暴，让他对整个家庭保持着绝对的统治，也让儿子在成长过程中饱受心理折磨。他的所有行为，无论是喋喋不休地要求孩子对来之不易的富裕生活感恩，还是在孩子哭闹时采取简单的体罚手段，或者不考虑孩子的承受能力，对性直言不讳，都让作为儿子的弗朗茨·卡夫卡对父亲产生了浓重的心理阴影，这种阴影甚至伴随了他的一生，影响着他的众多人生抉择。在写于1919年11月的著名长信《致父亲的信》中，卡夫卡怀着复杂的心情回顾了父子二人之间三十多年的纠葛，其中有感激，有失望，也有恐惧和控诉，是对自己之所以成为自己所做的精神剖析，同时也是对与父亲达成和解的渴望。然而戏剧性的是，这样一封信母亲看过，妹妹看过，甚至情人也看过，却未能被父亲读到。卡夫卡千言万语的倾诉变为沉默，渴望始终无法实现，正如那无法抵达的城堡。
这种复杂的父子关系在卡夫卡作品中的表露，高峰的出现还要前溯七年，即1912年。这一年的下半年，卡夫卡的创作达到了一个高潮，9月和11月底至12月初，他先后写下了两部重要的短篇小说，《判决》和《变形记》。9月22日，即犹太人赎罪日这一天所进行的《判决》的创作，对于卡夫卡来说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从晚上十点至第二天清晨六点，八个小时里，卡夫卡从零开始完成了整篇小说的构思和写作，而且整个过程极为顺利，堪称他理想中的创作体验，一俟画下最后一个句点，他便深信这是一篇成功的作品，后来发表时也几乎未再加以改动。《审判》以一个外在人物引发出家庭内部的一场战争，儿子最初表现出的对生活的掌控力，在看似处于退隐状态的父亲的攻击下土崩瓦解，最后他甚至遵从父亲的判决赴死；作品后半段的剧烈转折，以一种惨烈的方式展现了父亲相对于儿子的绝对权力。到了两个月后的《变形记》，父亲与儿子的关系在本质上并未改变，尽管儿子前期承担起养家的责任，看似拥有了一定的权力，但在他变形之后，权力天平很快向父亲倾斜，儿子又成为父亲可以任意拿捏的对象，而其最后的死亡，部分也是由于父亲的直接伤害。不过，这种父子之间的对立乃至生死冲突，在卡夫卡后来的作品中却渐渐消隐。
逃离父亲如山一般笼罩的阴影，这不仅体现在作品中，更是卡夫卡在生活中所一直追求的。无论是说生活进入作品，成为作品探讨的话题，还是认为作品影响生活，改变了现实的走向，两者之间的共通性是毋庸置疑的。逃离与反抗的过程伴随着失败与失望，但也有意外的收获。按照父亲的安排，卡夫卡按部就班读完中学并成功考入大学，怀着在当时犹太人获准从事的职业范围内寻得一份工作的朴素想法，他选择了化学作为专业，但该专业出乎意料的难，他又转学法律，并选修日耳曼语言和文学类的课程。这些选修课却引发了他真正的兴趣，他一度考虑再次转专业，但在坚持实用主义并对市民阶级前景抱有渴望的父亲的强烈反对下，他不得不继续法律专业的学习，最终以博士学位毕业。按照彼时法学毕业生的惯例，卡夫卡在法院实习了一年之后，进入一家保险公司，开始了其保险行业法务人员的职业生涯，很快又在朋友父亲帮助下跳槽至国家劳工工伤保险公司。对于当时的犹太人而言，这家官方性质的机构是极难进入的，但卡夫卡选择它并没有太多复杂的考虑，仅仅是因为前一份工作过于繁忙，夺去了他个人自由支配的时间，而新工作可以让他在下午两点就能下班走人，然后有大把时间用于写作。无论如何，工作之后的卡夫卡在某种程度上有了相对于父亲的独立性。
经济上的独立可以让人在更多事务上拥有话语权和自我决定权。卡夫卡首先在职业上走了一条与父亲不同的道路，因而得以摆脱接手家族生意、完全受控于父亲的可能；而其国家机构专业人员的身份无疑也部分满足了父亲那提升家庭社会地位的渴望。把自己的生活分为两半，一半应对外界施加的压力，处理现实之事，一半听从内心的声音，书写灵魂诉求——卡夫卡这种生活方式不能说不成功，因为他的职业成就可圈可点，受到同事和上司的一致赞赏，是公司业务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而其文学成就同样说明了这一点。但是，同多数固执的父亲一样，赫尔曼·卡夫卡始终不认可儿子从事文学创作，当儿子满怀兴奋地把自己出版的新书交给他，无比渴望获得一声赞许时，他只是淡淡一句“放那里吧”，甚至并未放下手里正在玩的牌。在自己真正重视、视为人生价值所在之事上得不到最在意的人的认可，这让卡夫卡对自己的人生产生了深深的挫败感，笼罩成长之路的阴影并未消退，反而因这种挫败变得更加浓重。除了写作，卡夫卡尝试走的另外一条独立之路是建立家庭——他认为，与所爱之人走入婚姻，并顺利养育几个孩子，是一个人所能取得的最了不起的人生成就。这种凡人多可完成的事情，在卡夫卡这里却无比困难，自身的畏缩、对世俗的违背、父亲的反对，让他的几段情感半途而止，只留下数以百计的情书供人感叹。正如《城堡》中的K，卡夫卡在自己的一生中不断尝试，却接连碰壁，无法抵达自己所向往的目的地。
回到1914年的《审判》，小说行将结束时，K在极具象征意义的大教堂中，听神父讲述了一个关于法律之门的故事，故事中那个在法律门前无限徘徊、用尽一切方法和一生时间都无法进入门内的乡下人，无疑是小说中身陷诉讼深渊的K的写照，但也映射出一个走在人生边缘、不得其门而入的现实中的卡夫卡，以及从彼时到当下，一个多世纪里每个有着自己各式各样的人生难题的现代人。1920年，悄然走向人生终点的卡夫卡偶遇了一位同事的儿子，这位名为古斯塔夫·雅诺施的少年将自己与卡夫卡两年多的忘年交经历记录下来，从另外一个角度完善了卡夫卡的形象。在这部《卡夫卡谈话录》中，卡夫卡曾说：“生活就是与他者共处，是对话。人们不能逃避这种对话。”这句话的深层蕴含着一种无可奈何之感，因为人生之于卡夫卡，某种程度上更像一种得不到正面反馈的单向对话，其孤独可想而知。他也曾说：“人只有在爱情中和临死时才意识到自己。”尽管他在人生末年对雅诺施所表达的这些真知灼见揭示了他无比丰富的内心世界，但在爱情与死亡之外，写作更是卡夫卡认识自己、表达自己的重要手段，并在此后岁月中，以此让更多的人反观自己、思索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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