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后，她再也没法确定这地点了。没标记，也没边界。它像太阳黑子一样在云影间徘徊。这是一桩事件，水边事件。正如这里的一切。”埃克曼这样描述安妮发现谋杀现场后的晕眩，这样透露黑水村的一切。
夏斯汀·埃克曼（Kerstin Ekman，1933-)，1957年在乌普萨拉获得文学史学位，1957至1959年从事电影工作，1959年以侦探小说《30米谋杀》登上文坛，很快成为瑞典侦探小说女王。1970年代完全转向纯文学创作的她，于1978年承继文学大师哈瑞·马丁松在瑞典学院的第15号椅。因为支持萨尔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1989年以来，她自动远离学院工作，2018年正式获准退出学院。埃克曼以高度的艺术技巧和对生存的关切备受推崇，也以其对自然和森林的深厚理解为人称道。埃克曼是获奖最多的瑞典作家之一，包括北欧理事会奖和瑞典图书最高奖奥古斯特奖。她最脍炙人口的小说有1993年出版的《水边事件》及1999年开始推出的《狼皮》三部曲。
“水边事件”
埃克曼的代表作、社会现实主义小说《水边事件》聚焦1970至1990年间，耶姆特兰省北部、人口稀少、靠近挪威边境的“黑水村”一带。大型林业公司运用现代技术对这里的森林大肆采伐，留下触目惊心的裸露区，森林的生物多样性遭破坏。《水边事件》以其对社会和人情的洞察力、精确的林业和自然知识，借小说的表现力，生动记录了耶姆特兰面对1970年代的绿色浪潮和迅猛发展的现代科技的状态，呈现了现代林业给森林、农业人口和地方文化带去的巨大冲击。
从情节看，这部小说是充满悬念、直到最后数页才透露谜底的侦探故事。1970年代初，仲夏节前夜，斯德哥尔摩的女教师，33岁的安妮·拉夫特领着6岁的女儿米娅长途颠簸、奔向黑水村，投奔年轻的情人、已加入这里的星星山群居地的丹·乌兰德。在约好的长途车终点站，丹没有出现。安妮和米娅只能独自前往，在森林和沼泽中跋涉，正狼狈不堪时，安妮看到了罗伯河边帐篷里的两具尸体。
这起谋杀案后来成了安妮及其他一些黑水村人的内心创伤和生活中一股黑暗的力量。记忆不退，这股力量也没有退，而是始终留在黑水村这个被世界遗忘的角落。罗伯河水低语，冰冷清澈或幽暗。在夏日苍白的夜光中，事件、地点和人物的影像都漂浮着，和人的记忆与行动一样难以捉摸。距第一起谋杀案约18年后，安妮也倒在血泊中。安妮是叙事核心，第一起谋杀案的发现者、案件的追问者之一、第二起谋杀案的受害者。除了安妮，主要角色还有比尔格·托比约恩森、约翰·布兰德贝里等。
比尔格是地区医生，多年乡野行医的颠簸和睡眠不足使他疲惫不堪。他和警察朋友碰巧曾在案发那天于谋杀现场附近垂钓，十多年来，他俩一直在琢磨，到底是谁犯下了那起命案，杀害了度假的一对荷兰情侣。
谋杀案发生时，约翰·布兰德贝里才16岁，是同父异母兄弟中最小的一个。继承了母亲萨米血统的约翰平时饱受父兄欺压。仲夏前夜，他在血案现场附近被兄长们扔入一口井里。他侥幸爬出井来，决意逃离，并搭上了一个古怪女人的车，不久成为那女人的泄欲工具。约翰在特别时间节点的失踪让他蒙上了深重的作案嫌疑。就连他的亲生母亲也这么看他。
18年后，长大的米娅和归来的约翰成为情侣。18年后，真相才终于浮出水面。
荒野与灵魂
耶姆特兰人口稀少，黑水村一带多是荒野，多森林和沼泽，不少地方靠徒步或涉水才能抵达。荒野，野生而未开垦的景观，城市文明的对照物。受城市生活困扰的人想远离城市文明回到荒野。
安妮与黑水村荒野的初遇颇不平静。那天晚上，水面明亮，山下的水岸倒映在水中，蓝黑色的、冷杉锯齿状轮廓的每一个细节都像原来的一样清晰。往星星山的路从地图上看不算太远，但她很快被沼泽地的蚊子包围，在那人迹难至的林中迷了路。
而当她在群居地住下，在那惊魂初定、黑水村的第一个夏日里，安妮学会了享受与荒野的亲近，“时常盯着云和山坡，盯着树和鸟”，闻“羊皮和青草的气味”，听“潺潺的清清流水”，然而，面对沼泽和山林组成的巨大荒野，“一份荒凉感依然存在”。
秋去冬来，星星山群居地成员因健康等原因下山。情人丹早已丢下安妮，远去追逐更激进的一切。安妮母女和头领彼得鲁斯等少数几个滞留着，林业公司的机器正一步步逼近星星山群居地。安妮“不明白自己到底在哪儿……一切比她以为的更加暴力……她没想到进展会有这么快。机器马上就要爬上星星山了”。她觉得人总该意识到自己是生态循环的一部分。对她而言，终于发现了黑水的森林这片能自由呼吸之地，正是在这里，她找寻着都市文明的替代品。
比尔格和巴布洛这对知识分子夫妻定居黑水村多年，比尔格是地区医生，他妻子巴布洛是兽医。对巴布洛来说，森林和自然是生活的重要部分。家门口的森林露出大片空地时，她愤怒而抑郁：“试想桤木会死……桤木、桦树还有山脊上那高大的云杉和松树。采砂场边的花楸、山毛柳、帚石楠、越橘枝、蓝莓枝、狼尾蕨、酢浆草、七瓣莲、那巨大的不可思议地摇摆着的紫色老鹳草的丛林、雁来红、皱巴巴的伞菌……全会干掉，给烤死。十年，我拥有了这一切。现在全完了。”
对巴布洛这样的人来说，灵魂的安放是第一位的。她以为人人都需要健康的森林来慰藉心灵，而对另一些人而言，经济利益始终走在最前头。巴布洛的丈夫比尔格相信新的森林管理法总有进步之处，如果说比尔格对环境破坏认识不足，古德伦和托斯滕家对森林毁坏就是无动于衷了。古德伦来自贫穷的萨米家庭，娘家连电也用不上，她向往现代生活。她为鳏夫托斯滕当管家，后来嫁给托斯滕。托斯滕和他的几个儿子替林业公司伐木。在这一家也就是布兰德贝里一家的多数人看来，森林就是应该为人提供工作场所和收入的。
安妮在群居地时，青山绿树让她在冥想中获得了平和。隆冬来临，她不得不离开星星山，然而与大自然的亲密接触让她发现了内心对森林、荒野和自然的需求。斯德哥尔摩的安妮走到了生命中的一个新维度。“的确，我每天都在森林中散步……我走在这里，就像卢梭走在圣日耳曼森林里。我让幻想、香味和美的景象弄得晕乎乎的。关键是这些景象与我生活于其中的文明背道而驰。我找寻一份替代品。佩尔-奥拉·布兰德贝里驾驶拖拉机时不会如此。他的景象与他生活的社会不对立。就算他惊扰了一只野兔或注意到云莓开始成熟时也不会。”不过安妮看到了乡野的困境:“我们都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孩子……没有伐木，村庄将无人居住，我将无法独自生活在这里，拥有我的愿景和幻想。”安妮的困境折射的是当代人与自然相处的困境。正是森林砍伐带来了就业可能，也是此地尚有人居住的重要原因，然而驼鹿吃着种下的树苗，裸露的地表正成为苔原，森林拖拉机在地里留下了道道深沟。
安妮和巴布洛对自然的依赖凸显了荒野和自然在一部分人的灵魂层面的重要性。
盘根错节的侦探故事
从第一起事件发生到破案，时间跨度18年，空间也不小，从挪威瑞典边境，从黑水村一带到斯德哥尔摩乃至芬兰。人物在故事里年轻或苍老、分离或结合，情人陌路或陌生人日久而识灵魂、永结同心。故事悬念逼人。开头是18年后，一张面孔的出现，如暗夜里的探照灯，打亮了18年前的一切。18年前案发那天丛林里一晃而过的脸、约翰的脸已十分苍老，但还是让安妮一眼认了出来。
而当年的一切是在一片祥和中开始的。那是仲夏节，瑞典一年中最美妙的时节。偏在这样的时日，在距黑水村四公里的沼泽地、静静的罗伯河边，一桩血案发生。让人想起拉格洛夫的杰作《尤斯塔·贝林的萨迦》里那个在仲夏节气急败坏的恶魔。当一片不可思议的宁静君临乡村，当仲夏节日的光辉洒在山丘，那家伙在愤怒中立起身来了。他觉得上帝和人都忘却了他还存在，他也要到人群中去，“那些为夏天欢欣的人们必须见到他：辛特拉姆，热爱黑暗而没有早晨的人，热爱死亡而没有复活的人，热爱冬天而没有春天的人”。关于仲夏节和辛特拉姆的叙说可佐证仲夏在瑞典的意味，帮助理解仲夏节的谋杀案所能带来的冲击力。没错，在《尤斯塔·贝林的萨迦》里有一个辛特拉姆、魔鬼般的人，而在“黑水村”，有一股看不见的黑色力量。
故事在不断推进的过程中将怀疑的视线投在不同人物身上，包括突然失踪的约翰、未能如约接安妮母女的丹、黑水边垂钓的医生。467页的小说到442页才开始揭谜底：犯下第一起命案的是约翰的哥哥比约奈，而第二起命案、杀害安妮的是约翰的母亲古德伦。
与自然的不同距离及人的生存状态
对谋杀案的追踪推动着情节发展，小说更大的关切却不是谋杀案，而是在动荡的时代、在城市文明和自然荒野的夹缝里，人的生存状态。状态是各不相同的。以托斯滕·布兰德贝里为代表的不少黑水村原住民积极拥抱了现代技术和资本。本来，瑞典的不少农家有宅基地、小农场和小片森林。早先的农人都会给树木充足的生长岁月。这样的林业管理不能带来多少收入，但利于森林保护。
在黑水村一带，这相对荒凉的地域，就业限于林业、旅游业和基本公共服务。到了托斯滕和他的儿子们也就是布兰德贝里父子的时代，他们为推行现代大规模砍伐的林业公司工作，被动和主动地成为毁林帮凶。布兰德贝里家顺应潮流，重视生存的经济需求。
对于从大都市退到乡野自然里的教师安妮，对于和安妮一样具有知识分子背景的巴布洛而言，森林的精神价值最为重要。巴布洛更具环保意识。而安妮看着森林遭到砍伐，被机器造成的景象惊呆了，变化如此迅速而剧烈，驼鹿和她一样惊讶地站立，某种重要的东西给彻底地毁了。
星星山群居地的头领彼得鲁斯则主观地将自然浪漫化，以理念式怀旧和对表相的模仿企图演绎出更健康的生活。群居地成员多为受过教育的都市人，以为身处自然外加体力劳动能求得身心的和谐。他们和外部世界刻意划出界线，对几步之遥发生的谋杀案避而不谈。他们希望借助古老方式，营造现代社会之外的一片田园。于是女人缝制长裙布衣、梳长辫，男人留须，养羊，用古法制山羊奶酪。星星山空气清新，景色优美，但林中隐居需强大的体魄应付远离现代文明的压力。喝山羊奶、吃山羊奶酪和草药粥，恶劣的卫生条件和供暖的缺乏都让群居地的人营养不良，甚而染病。理念抵御不了严寒和疾病，也排除不了矛盾和冲突。群居地有绵延的山色、小木屋和羊群，初看是牧歌式的一切，但安妮很快明白，和谐只是表面，以自然状态去生活的理念以粗暴的方式控制了群居地的成员。比如彼得鲁斯命令米娅把带来的芭比娃娃给埋了，和活生生的猫和羊玩耍才和星星山的理念一致。芭比娃娃的遭遇让安妮愤怒和失望。就连听收音机，也会遭到彼得鲁斯的白眼。星星山的实践表明，现代人回归自然的尝试几乎是徒劳的，星星山生存模式难以为继。
最为极端的生存方式的代表是比约奈。这个约翰的同父兄长是伐木工，衣衫上总是沾满机油。他这个单身汉在森林里过着越发孤立的生活，服用抗抑郁药，林中独居给他安全感，也让他脱离社会。他怀疑荷兰游客会带走游隼新孵的雏鸟，在大脑的一片混乱中，他杀死了无辜的人。他与群居地的住民一样生活在现代文明之外，但他对传统或现代文化都不感兴趣，更没有对自然的浪漫化倾向。离群索居是因为缺乏在当代社会的立足点。成为杀人犯的隐居者只有比约奈一个，丛林里的隐居者却并非比约奈一人。
约翰继承了母亲的萨米血统，打小在森林里干活，能在森林和原野中自在移动。一度成为芬兰女人性欲机器的约翰有一天在河水和雨水中冲刷自己，挽救身体和精神的纯洁。十多年后，走出阴影的他终于归来，与米娅在一起，并将迎接他俩的孩子。两人都喜欢喝着咖啡，听沼泽地声音的交响，看松鸡的起舞。约翰和米娅或代表了相对自然而将拥有未来的新一代的生存。
埃克曼描画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复杂图景，呈现了人类的贪欲和大规模砍伐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对星星山群居地的描绘表达了她对伪自然的批评态度。人类尝试了数千年与自然共存，却往往毁坏自然。共存所须遵守的法则或与人类自私、自大又好斗的本能相悖。具有生物多样性的森林和景观永远消失了，或多或少参与了森林破坏的人们从此活在对自己的仇恨中。水边事件成了破坏和仇恨的象征。
受其父影响，埃克曼对森林与自然有极大热情，她的相关知识和洞见甚至得到学界认可，获瑞典农业大学荣誉博士称号。她为森林和自然大声疾呼的形象让人想起瑞典妇女运动先驱艾琳·瓦格纳。瓦格纳在1941年推出《闹钟》一书，警告社会发展对环境造成的后果。事实上，瑞典有较高森林覆盖率，但天然大森林所剩无几，取而代之的是大片快速生长的云杉和松树林地。埃克曼对人与自然的描绘诚实而客观，满含对人、对动植物的热爱，她以厚重的书写提醒人不忘自然是人类的起源、是人类现在和将来的生存条件。
安妮的黑水
读安妮的黑水故事，不免产生疑问：她为何来到黑水，最终在黑水死去？
追逐情人是显在的缘由。情人远去，她留了下来，仿佛黑水有一种力量、牢牢拽住了她。仲夏节的一幕成了她的精神创伤，无法忘记，记忆在18年后格外鲜明，因追根溯源，她死在子弹下。一切的因在遥远的仲夏节已种下，安妮的生命里仿佛注定是有一个黑水村的。最后她和黑水村的因缘来了个彻底清算——一个极不公平的清算，鬼使神差地，她撞上了枪口。另一方面，退一万步，如果死是无法避免的，死在所挂念的山水间也算得其所。对安妮来说，她并没有安放自己的更好空间，她逃离了大都市，但群居地远离现代性的日子让她依赖于广播，天气报告听来也变得有趣。她热爱黑水的自然，但在黑水定居的许多年里，她的枕边有防身的一杆枪，还有看家的一条狗——尽管，因为衰老，它慢慢失去了护院的警觉力。离开星星山的安妮在黑水当教师，18年来一直琢磨着自己在黑水的位置。只可惜像约翰的母亲古德伦那样的当地人一直仇恨安妮外来知识分子的自以为是和高高在上。外来者安妮终究没找到自己的位置。
黑水的人之恶
安妮无法摆脱的恶缘究其实和人的自私相关。恶的巨大摧毁力轻而易举就摧毁了善。当很多小拼图不断聚集，案件谜底终于揭开，读者将不得不面对一个事实：森林和大自然里有危险，最大的危险却来自人类。
于祥和的仲夏节在水边撑开帐篷的荷兰情侣偏偏撞上了比约奈。若非心结难解而护女心切，安妮多半不会死。若非袒护儿子，外加对安妮这个“自以为高人一等的城里读书人”的仇恨，约翰的母亲古德伦不会打死安妮。古德伦也认定约翰杀死了荷兰游客。约翰被迫离乡多年，背负深重的疑云，真正的杀人犯、他的兄长并不出头澄清事实。在《水边事件》里死去的人皆因人类而死，而非因为野兽和猛禽、严寒和疾病。在这部小说里，最邪恶的是人。那行下恶事的罪人有普通人的一面：比如慈母，比如木讷的兄长。
此外，一桩案件揭秘需等待二十年，这不只是虚构。在瑞典的偏僻乡村，比如森林里一般很难找到目击证人。几十年悬而未解的案子有之，因时代久远、嫌疑人早已死去，只留下猜疑和困惑的有之。国家公园慢慢侵蚀农人的小庄园和林地。一代代人的足迹和声音慢慢消逝。
“世界就是黑水村”
埃克曼曾坦言，在创作中她往往是因为图片产生想法，再演绎出文本——这恐怕是她逼真描述的秘密之一。《水边事件》涉及多个主题，如创伤、谎言、信仰、欲望、仇恨，也包括性与爱。自然风光和民俗描写原汁原味。文字诗意也大胆。情节充满悬念和神秘，对自然的描述具体而生动，叙述客观而沉静，仿佛不是小说家讲故事，而是登场人物以自己的嗓音剖白心曲。
从1970到1990年代，跨越18年的两起谋杀案、平行的故事、众多的拼图最终合在一处。出版于现代思想活跃的九十年代的《水边事件》连接着自然与人类愈加疏远的信息时代，堪称三种文本的完美融合：非虚构、侦探小说和纯文学小说。出自侦探女王之手的结构和悬念保证了瑞典第一侦探小说之名实不虚传。自然、深沉又灵动的语言保证了纯文学的质素。就非虚构而言，文本涵盖1970到1990年代，瑞典农村地区的历史和文化，以事实和知识呈现现代森林管理的后果及其对环境的影响，抨击时代的贪婪。这一切都彰显了埃克曼的境界以及她借助文字捕捉时代精神和社会状况的功力。
《水之事件》是一部怀旧之作。怀旧是多重的，且不说集体群居地的那种对往昔的怀旧，作品推出的1990年代充满对1960年代的怀旧。而今，那发生过的，无论好的、歹的，凶险的、温柔的都已随时间的长河顺流而下。城里有凶险，乡村和大自然中也不总是平静。一方面人其实早已失去纯粹的自然生存能力，另一方面又难以在城市生活里获得心的安宁。如果说仲夏夜烘托出强烈的象征意味，它是欢乐之夜，竟也可以变成邪恶登场的日子；那么看似偶发的恶性案件，是现实主义的更可能有象征意义：那是无处排遣的胸中郁闷的体现。杀人犯比约恩·布兰德贝里被无以言传的郁闷控制大脑，扣响了枪。小说中有不止一人被警察怀疑，不止一人被认为有杀人的可能,或因不止一人有无以消解的郁闷。
小说在上世纪90年代出版后引起轰动并不奇怪，今年年初由小说改编的新电视剧掀起视听浪潮，实属不易。我想，这不仅因为电视剧改编自名篇佳作，也与怀旧相关。20世纪的60年代、那激情燃烧的岁月消逝了，回眸60年代的90年代也已不复返，就连21世纪的头20年都成了怀旧的对象。当下AI时代超速度的世界变化、频发的恶劣天气等都让人唏嘘。如果说巴布洛在1970年代经历了她的痛苦，那么今天的环境问题实在更为复杂。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全世界的人都成了黑水村人。在“黑水”这让人难以离开又危机四伏的村子里，发生过、发生着莫名其妙又无法避免的谋杀案。怀旧或隐居都无法解决我们的问题，因为安妮说过，“我们都是时代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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