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作家马丁·瓦尔泽在94岁生日之前出版了一本随笔集，名为《语言的叶子》，他如此诗意地描述了自己的离世，“我不为自己辩护。”他写道，“我深思熟虑，活到最后一刻。”
德国当地时间7月28日，他的生命停止在了96岁。欧洲各大媒体纷纷报道了他辞世的消息，德国之声新闻网提到他是德国战后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与西格弗里德·伦茨、君特·格拉斯等作家并列，“对瓦尔泽来说，生活首先意味着写作，他直到去世都忠于自己。”德国《时代报》报道了现任德国总理对瓦尔泽家人的慰问，他表示瓦尔泽的思辨精神让几代读者受益。法国《世界报》引用了现任德国总统对瓦尔泽的评价，称这位杰出的文学家的批判精神在六十多年里“给德国文学留下了决定性的印记”。
从1957年发表第一部小说《菲利普斯堡的婚事》算起，六十多年来瓦尔泽给外界留下了勤奋多产的印象，创作了大量小说和戏剧作品，仅在德国最大的文学出版社苏尔坎普出版社一家就出版了近六十部作品，他在90岁时推出文集之后依然继续写作，去年还推出了新作《梦想之书》（Das Traumbuch）。他也几乎囊括了德语文学领域的重要奖项，包括黑塞奖（1957年）、霍普特曼奖（1962年）、席勒促进奖（1965年、1980年）、毕希纳奖（1981年）、荷尔德林奖（1996年）、书业和平奖（1998年）等。
瓦尔泽与中国文学界也颇有缘份，他曾于2009年、2016年两度到访中国，前面一次是来领取人民文学出版社颁出的“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奖，在当时的对谈活动中，作家莫言提到他的小说《迸涌的流泉》与另外两部德语小说《铁皮鼓》《德语课》都是用儿童的视角对二战历史进行反思，“这种写作视角对中国当代文学产生过重大的影响，也影响了众多中国作家，包括我本人的写作。”事实上，《迸涌的流泉》对瓦尔泽而言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在小说中他加入了大量自己童年的故事，反映出当时社会的剧变和兴衰。他也勇敢坦承自己曾在少年时代因无知而短暂加入过纳粹德国防空部队的经历，并在多个场合表达了立场态度，外界没有在这个问题上继续质疑他，而另一位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有着相同经历却遭受了巨大非议，原因或许在于直到晚年自传中格拉斯才披露了这一切。
在一次访谈中，瓦尔泽曾说：“个人对历史的反思应该是自发的，但人们的反思并不是为了某种特定的情况不再发生而去反思，这应该是一种自然的状态。”对自我和历史的反思一直存在于他的创作中，特别是2017年出版的小说《逃之夭夭》，几乎融合了他过去写作生涯中留下的所有思考，该书没有明确的情节，却处处表露出作家本人的连贯性思维，瓦尔泽反思了自己在二战时期作出的选择，反思作家与语言的关系，而开启反思的多个篇章起始都用一句“我的日子有点太美了”来展开自我讽喻。在译者黄燎宇看来，这部作品就像是马丁·瓦尔泽的“受难史”，“它浓缩了瓦尔泽思想和人生的精华。正是通过这样一本小说，瓦尔泽展现了自己一生与批评、政治、爱情斗争的‘受难史’，并且最终通过‘逃之夭夭’来摆脱纷争，实现内心的平和状态。逃之夭夭，正是晚年瓦尔泽为自己发现的生命隐喻。”
半生处于德国文化界乃至公共社会争议中心的瓦尔泽，终于在90岁时选择了“逃之夭夭”这个词来形容自己的晚年，他后来一直居住在自己的出生地，博登湖畔的瓦瑟堡。而那些仍未被文学界遗忘的争议里，最广为人知的便是他的小说《批评家之死》引发的社会舆论。瓦尔泽原本对批评家持欢迎的姿态，曾表示，“作家和批评家并不是互有敌意的一对职业。每次我的书出版之后，如果能读到别人的批评性文章，我会觉得是一种莫大的享受和满足。一个作家听到的全都是赞美之词，那其实是很悲惨的，因为你从中没办法获得任何滋养——只有在批评中，你才能知道哪里还可以改进。”但后来的几次争论，却让他与德国文学界权威、批评家赖希·拉尼茨基产生巨大的矛盾，尽管拉尼茨基曾称赞过他的小说《惊马奔逃》是一部杰作，认为瓦尔泽是“驾驭语言的能手”。转变发生于瓦尔泽获得书业和平奖时发表的演讲，当时他表示反对部分文艺界人士把奥斯维辛问题当作工具来表演使用，此言论踩中了社会舆论敏感处，从而引发了包括拉尼茨基在内的诸多批评，外界形容他是在“精神纵火”。几年后他索性在《批评家之死》中将矛头直指拉尼茨基这样的批评家，在小说正式发售前，他招致了舆论反弹，指责他借小说来表达反犹倾向，争议持续了几个月后，人们才通过细读小说发现并没有任何证据表明瓦尔泽有这样的立场嫌疑。讽刺的是，此事的整个过程与瓦尔泽在小说中写的几乎一样，他准确预言了现实中的人心与人性。
经过这些争议，瓦尔泽彻底厌倦了身处类似漩涡之中，他像自己的小说名那样选择了“惊马奔逃”，后来他如此重申解释了自己的写作观念，“在写作涉及到历史问题的时候，我很少用公共性的语言，比如政治性的、群体性的语言，我只会用自己的语言来写作，这是非常个人化和私人化的表达。在德国，曾经有人批评我说，我是一个‘把良心私有化’的人。在如何看待历史这样的问题上，我从来都是从个人的立场和角度看待一切，尽量避免大家共有的一种态度和大家共同表达的一种方式。”
离开争议中心之后，瓦尔泽幸运地找到了舒适度过晚年的方式，他在2008年推出小说《恋爱中的男人》，以老年歌德为原型讲述文豪的爱情，将此前“文学君主”形象的歌德重塑成了一个真实、可爱、感人的新形象。这本小说不仅重新赢得了德国读者的欢迎，也让中国读者对其中的妙语津津乐道。此前批评他的《法兰克福汇报》主动要求连载这部小说，首场朗诵会吸引了当时的德国总统前来参与。让瓦尔泽感到意外的另一件事是德国权威杂志《西塞罗》颁布了五百名德国知识分子年度影响力排行榜，他竟名列第二。
瓦尔泽曾说过自己不算是知识分子，因为“知识分子总想证明自己说的话是正确的，不想证明反面，任何事情要在反面成立我才讲，所以我不是知识分子”。随着他的离世，媒体仍然将他视为民族永远的知识分子，他的文学底色是讲述那些陷入困境的英雄人物、不幸的普通人，以及对民族历史问题坚持自我的思考。
他从未能成功逃避自我的历史责任，即使半隐居在家乡湖畔，如他在小说中自信的口吻，“亲爱的对手，尊敬的敌人，你们掐指算算，看我现在已经离你们多远。我已逃之夭夭。但我未能逃避我自己！还没有，但是，会有这一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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