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斯瓦夫·米沃什 Czeslaw Milosz （1911—2004） 波兰作家，翻译家，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诗人之一。米沃什通晓波兰语、立陶宛语、俄语、英语和法语，一生忠于母语，坚持用波兰语写作。他的一生，见证了二十世纪欧洲大陆的剧烈动荡，他的诗歌创作深刻剖析了当代世界的精神危机，坚持知识分子的道德责任，并与波兰古老的文学传统对话。1980年，他因作品“以毫不妥协的敏锐洞察力，描述了人类在剧烈冲突世界中的赤裸状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2004年8月14日，米沃什在波兰克拉科夫的家中逝世，享年93岁。
可以说，米沃什的一生就是二十世纪的编年史，尝遍时代的辛酸与苦痛。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上海贝贝特的文学纪念碑丛书推出了《旧金山海湾景象》《站在人这边》《猎人的一年》等米沃什的日记和散文集，近期出版的《米沃什传》记录了他一生中遭遇的苦难。米沃什的作品和人生经历将给予我们关于二十世纪生活和幸存的多方面的启示。
《米沃什传》（波兰）安杰伊·弗劳瑙塞克 著,乌兰 李江颐 李佳,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5月
要为这样一位高寿的人作传无疑是困难的。这位诗人——切斯瓦夫·米沃什，出生于旧世界行将崩溃的1911年，在911事件3年后去世。他用一生穿过这剧烈的崩解与重构：一战、二战、冷战——构成这世界的地基一再被拆除、更换，我们不得不在不安中重新踏实脚下的土地。因此，米沃什的诗也不得不处在时代的诸多暗礁与逆流中，像溺水者拼命抓住水草一样，被历史的阿喀琉斯之踵缠住。而同时，他的身份，他所处的地域也变化着：从欧洲边缘的波兰到法国，再跨越大西洋，定居于美国西海岸的加利福尼亚，他扮演诗人、外交官、移民与大学教师等多重角色，有时这种角色转换甚至将他逼迫到死境。
我们很难依照时间把他的生平切分成均质的整块。或许，为米沃什作传的最佳方式，仍是将他线性的生平如奶油般打散，涂抹在一个个词条下。米沃什在《米沃什词典》中便采用这样的写作策略，在那部书里，观念、印象与事件紧挨在一起，就像一粒粒玻璃珠互相碰撞，发出清亮的声音，而其中的每一粒，都折射出他所处的那个世界。不过，波兰作家安杰伊·弗劳瑙塞克的《米沃什传》却迎难而上，细致勾勒出一个在世纪的变幻中不断变容的诗人的形象。
1
浪游者来到了世界之都
尽管有识之士都认为，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和平，只是20年的休战。但对于刚刚进入大学的米沃什而言，在1930年代的前半程，他依然可以自由地读书、恋爱、优游。他在1929年5月参加了高中毕业考试，考试结果多多少少预示了他的未来：除波兰语成绩为优外，诗人的宗教、法语、历史三科皆为良，其中他的宗教科因平时成绩优秀获免试，而诗人的数学则仅为及格。成名后的米沃什一直保持着对宗教与历史的强烈兴趣，但他对科学的认识，却往往和宗教知识搅和在一起。良好的法语使他日后得以踏上外交官的道路，并迁居法国。不过，1929年时的那个少年并未意识到他会度过如此丰沛的一生，虽然他很早就在内心笃定自己会成为一名伟大的诗人。他只知道这是一张中庸的成绩单，尽管偏科，但他在波兰语上的才能足以支持他进入维尔诺的斯泰凡·巴托雷大学的波兰语言文学专业。
但这位新生很快就遇到了专业选择上的困惑，作家耶日·普特拉门特在他的《半个世纪：青春》中回忆当时波兰社会对波兰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的看法，人们普遍认为，拥挤在这道由枯燥的教会斯拉夫语语法护卫的文学大门前的，都是“希望嫁得好的女孩，或者刚刚开始写诗的人”。这个专业的出路，往往是成为高中教师，这样的前景让米沃什恐惧。初入大学的他对20世纪欧洲文学更感兴趣，有时候，他会幻想留在人文学系，讲授阿波利奈尔、马克斯·雅各布与托马斯·曼，但对自己上课时卡壳的恐惧盖过了这些幻想。开学仅仅两周，他就转入法律系学习。
当然，转系并不意味着青年米沃什不再钟爱写作，相反，在法律系，他更少地被僵化、传统的文学教条束缚住。他变得更有活力了。在维尔诺读大学期间，他加入了一个兄弟会：流浪汉学术俱乐部。像所有兄弟会一样，这个俱乐部提供了一个可供成员们放松、嬉戏的场域：这种嬉戏往往带有恶作剧性质。某次聚会时，他们用打包三明治的绳子把彼此拴在一起，因此堵塞了交通。不过更多时候，俱乐部会组织一些短途或长途旅游。秉持着这种游山玩水的精神，大二放假后，米沃什预备与两位友人乘皮划艇，从波兰一直划到巴黎。这个疯狂的计划未获波兰外交部资助，于是他们改乘火车到瑞士，从瑞士山区徒步前往巴黎。不过，这次出行的具体行程，在米沃什后来的叙述中变得含混。但可以肯定的是，那天黎明，阳光浅淡而稀疏，当他们抵达巴黎第八区的圣拉扎尔站时，这三位来自东欧的年轻人发现自己已经来到了“世界的中心”。
从巴黎这文学蜂巢中涌流出的各类激进的诗歌方案，此刻与他们共在。但奇异的是，米沃什却挣脱了这份影响。1929年，他在巴黎遇到了真正开启他写作的人，他的叔叔、身为神秘主义者和诗人的奥斯卡·米沃什。从叔叔那里他继承了一种对现代主义的怀疑。往后，他将会以历史与见证的名义，将巴黎的文学传统归为实验室中的语言织品。
2
“传记就像贝壳”
在《米沃什词典》中，米沃什曾对传记这一文学体裁做过如下断语：
“传记就像贝壳；贝壳并不怎么能说明曾经生活在其中的软体动物。即使是根据我的文学作品写成的传记，我依然觉得好像我把一个空壳扔在了身后。”
但他也没有全然否定传记，而是承认它的价值在于“它能使人多多少少地重构传主曾经生活过的时代”。为了复现诗人的早年生活，弗劳瑙塞克反复征引诗人晚岁时写下的回忆散文，当这些散文不再是作为考据材料被谈论，而是作为诗人的作品出场时，我们便能体会到传记写作的快乐，书写这些文字时诗人所处的时代，与它们所描绘的时代，就像复写簿上交叠的两张纸。诗人的书写有如此的力量：一笔一划，都同时穿透了这两个时代。米沃什不仅仅是空间意义上的移民，携带他故国的文明、文字出走，像一座语言的离岛般在陌生的，无名的大陆写作，他也是时间的遗民，将20世纪的文化遗存拖入我们的世纪。
晚年的诗人在文艺观上渐趋保守。当然，这并非是一种指责，文学不可以用线性叙事一概而论。米沃什与现代主义的关系是尴尬的，但弗劳瑙塞克并没有为尊者讳，而是保持着中立。当写到诗人的暮年时，他始终带着一份理解与同情。其实，中文世界更多地接受了暮年米沃什为自己选择的文学面具，并且把米沃什对“纯诗”的酷评当成他们反对诗歌之技术性的论据。但米沃什历史伦理学式的雄辩诗歌，是一种言说历史灾难的承诺，这承诺，在他那里并非诗人与词语定下的，而是与一种形而上的太一定下的。在他的晚年，神学的、形而上的诗人逐渐占据那个历史的、伦理的诗人的位置。虽然，他朝向神学反思的诗并非他最具感染力的作品，弗劳瑙塞克也认为它们有时在韵律、节奏上太过程式化，甚至于说教。
但这些诗构成了这只传记贝壳的最后一块。而当他在世纪之交写作《米沃什词典》，这部或许是他在中文世界最著名的书时，他亦提供了一份对20世纪的诗性总结。将《米沃什词典》与这本沉甸甸的传记对照看，便可照出一个更具血肉的诗人。他真正吸引我们的，正是他在文学上奇异的武断，这种武断来自他漂泊半生的异乡感，历史激流中的人，即使上岸，也保持着抱紧木筏求生时的紧张姿势。不过，在生命的尽头，他终于开始与世界和解。他在《路边狗》一书中如此自况：
“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偏执逐渐消失，却以包容的态度怀疑地看待眼前的一切。他坐在木偶剧场的台下，在黑暗里看着它们比武、争奇斗艳、装腔作势、悔过认错，通过他们认识到自己的愚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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