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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文字铭刻声音——读胡竹峰的《击缶歌》 □江 飞


    
    胡竹峰的散文在当下文坛可谓自成一格,独树一帜。或写饮食茶味,或写山川草木,或写瓜果蔬菜,或写碑帖丹青,或写历代文人,皆属中国文章,总有一种雅俗共赏的文人情调和审美趣味。刚刚出版的《击缶歌》,在风格上作了变化,题材上另辟一路,聚焦地方戏曲,写戏史、戏文、戏人、戏事。
    《击缶歌》在历史与现实的罅隙里,捕风捉影,流连忘返,集中表现戏曲之美。“中国戏之美,美在声腔”,胡竹峰“用文字铭刻声音”,这声音既有历史浸润其间,又由地方孕育而生,既是代代戏人口耳相传之声,更是芸芸众生有口难言的心声,于是,这文字里便充满了历史蕴涵、地方特色和人生况味。“人生如戏,戏如人生”,戏和人生都浓缩在这可见的声音里,戏曲之美和人生之美也都蕴藏在这可看的文字中。
    声音里的历史是戏曲演变的历史,也是历史剧的历史。胡竹峰追根溯源,对傩戏、打目连、青阳腔、岳西高腔、徽剧、梆子、黄梅戏、花鼓戏、拉魂腔、庐剧、二夹弦、坠子戏、四句推子、嗨子戏、含弓戏、平安戏,凡十六种,下了一番扎实的案头工夫。相较于知识性述说,我更喜欢他对于历史剧的考察与思量。历史是什么?“历史不过是一座张灯结彩的戏院。有时候,连张灯结彩的戏院也没有,历史就在朴素的村落之间风云变幻。乡里乡亲平静地看着生旦净丑扮演的传奇人物,演绎一些天地君亲师的悲欢离合”。这话说得精妙,王侯将相、才子佳人的历史传奇,忠孝节义的民间伦理,总能抚慰和塑造一方天地的世道人心,戏曲的力量正是借由这历史之光而烛照现实,建构人性。
    与其说胡竹峰关心的是戏事曲词,不如说他在意的是戏人。戏人是一个个鲜活的人,自身便是戏,戏人唱戏,唱的是喜怒哀乐的戏,也是酸甜苦辣的芳华,声声入耳,最是动人。写皖北戏事,听一女子唱梆子《铡美案》,“女子白衣红裙短发如一株杨一棵柳,站在台前甫一开口,竟是暴雨倾盆,引吭作金戈声”,“激情处惊雷滚滚,那声音如利剑快刀,高亢激越、痛快淋漓,从头颈径自削将下来,一腔硬气皆化作了雷电,刚劲、豪爽、激愤,白茫茫在天地间碰撞出热烈的火炽”。皖北梆子戏的激情高亢,梆子女戏人的声情并茂,都在这“一腔硬气”的声音里,也都在这激越迅疾的语言中,读来如在目前,如在耳边。《戏人卷子》更是分说生旦净末丑各类戏人:听小生,“仿佛春光里鹦鹉正在歌唱”;听老生,“隐隐的春雷,在天际又仿佛自地底而生”;听花旦,“那声音如绸如丝,游离、漫漶、松软,淡淡的潮气,有暮春雨天的气息”;听刀马旦,“华丽明亮的唱腔隐约传来,有点热闹喧嚣,有些清寂空灵,更有属于现世的欢乐”;听青衣,“唱腔婉转温柔,细而慢,像从远方迤逦而至的溪水”;听净,“粗狂激越”,“几句西皮散板如春雷轰动”;听丑,“插科打诨、嬉笑怒骂,给舞台增添了明亮的色彩”。胡竹峰对戏人的拿捏可谓恰到好处,因为他是以自己的生命去体贴各类角色的生命气息,戏曲的生气正是借由这戏人名伶的声色唱腔而成家立派,生生不息。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人唱一方戏,一方人听一方戏,一方戏养一方人。安庆是黄梅故里,生于皖西南的胡竹峰又曾在此工作过,因此,“提到黄梅戏,总会想起一些声音。严凤英的声音、马兰的声音、韩再芬的声音,还有母亲的声音……这些声音像案头清供,干干净净的玻璃瓶,透明晶亮,装上净水,里面插上一枝桂花,似开未开,细碎如繁星一样的花蕾,香气淡淡氤氲收敛而放肆”。对这些声音念念不忘、情有独钟的又何止是他一人?
    我感兴趣的,还有书中某些“借题发挥”的地方。比如说到岳西高腔的衰落,借题发挥道:“声色迷离的世界容不下粗瓷大碗。在今天,很多民间艺术基本没有生存的土壤。中国农耕文明逐渐衰落,若农耕不复存在,农耕文明将无所依附”。这显然不是题外话,而是微言大义。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农耕文明必然随农耕的消逝而衰落。正如工业文明必然随工业的兴起而繁荣,一些生命力有限的民间艺术注定要走进博物馆。即使是有些曾经非常辉煌的剧种,也难免“渐行渐远,散落化、碎片化,掩埋在历史尘埃之中”。艺术如此,人生亦是如此。
    时间是公正的审判官,从上古歌谣到先秦诸子散文到汉赋到唐诗到宋词到元曲到明清小说,从几百种民间戏曲到广为人知的中国“五大剧种”(京剧、评剧、豫剧、越剧、黄梅戏),正是在这样的大浪淘沙、相时而变的滤筛嬗变中,戏曲等民间艺术获得了不断的新生,连续的发展。对后人而言,与其哀叹,不如欣赏,与其怀念,不如保护、发掘、整理、吸纳,并对那些生命力依然旺盛的民间艺术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是古典与现代碰撞交融的声响,我们必须驻足倾听并深刻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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