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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进入中国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之前，必须阐释一组最重要的矛盾——“中西”矛盾，这几乎是所有借鉴外来理论的中国文学批评所不可回避的：西方理论在解释中国文本时是否有效?中国文本是否能够顺利进入西方理论意义界?中国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同样存在这一组矛盾，或者说，这一矛盾始终是决定中国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复杂面貌的主要因子，而伴随着这一矛盾的是若干必须解决的问题：(一)政治立场是否存在?(二)“性”(sex)还是“社会性别”(gender)?(三)共时性还是历时性?
    一、政治立场是否存在?
    中国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否存在政治立场?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取决于我们从什么角度去认识“政治”。如果将政治理解成包括会议、主席、政党等概念在内的一套结构体系，那么，中国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应该是不具备政治立场的。与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发生、发展的强大女权运动背景不同，中国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从一开始就几乎是文学内部的事。这与中国独特的国情有关。伴随着一场空前绝后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女性仿佛一夜之间就被男性解放了，男女平等、同工同酬等意识形态叙述一度为中国女性制造了一个“平等”的政治世界和话语世界，中国女性长达30年沉浸在“男女平等”的独特情境中感受着空前的满足。因此，当强调“政治立场”的西方女权批评传人中国时，不免引起了一场关于“妇女文学是否存在”的争论。尽管这场争论并没有阻止西方女性主义理论顺利地进人中国话语市场，但其存在本身就诊断了这一“舶来品”在一开始就遭遇到的“水土不服”。
    但是，如果我们将“政治”置于福柯的话语系统，从“权力”的角度来理解它的话，“政治立场”就是始终存在的。对于福柯，权力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一种制度，也不是一种奴役的方式，更不是一个普遍的控制系统。他更愿意将权力理解成多种多样的“力量关系”：“它们内在于它们运作的领域之中，构成了它们的组织。它们之间永不停止的相互斗争和冲撞改变了它们、增强了它们、颠覆了它们。这些关系相互扶持，形成了锁链或系统，或者相反，形成了相互隔离的差距和矛盾。”“正是力量关系的旋转柱石永不停歇地通过它们的不平等引起各种局部的和不稳定的权力形态。权力无所不在：这不是因为它有着把一切都整合到自己万能的统一体之中的特权，而是因为它在每一时刻，在一切地点，或者在不同地点的相互关系中都会生产出来。权力到处都有，这不是说它囊括了一切，而是指来自各处。”从这一个角度来理解“政治”，如同凯特·米利特(KateMillett)在其《性政治》中对“政治”的阐释一样，那么，中国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政治立场”的存在就是不言而喻的。这种政治立场可以被表述为反抗权力。在这里，政治的政党含义被巧妙地转喻成“性别政治”而无所不在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了，它既可以作为对象物，被表述为男权话语对“女性”的控制，又可以作为主体被表述为“女性”对男权话语的反阐释。一旦这种“性别政治”被确立下来，中国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就进入了福柯所谓的话语范畴，而有别于西方女性主义理论最初以获得选举权、参政权等政治权力为目标的“政治立场”了。
    然而，为了避免“政治”这个词可能引起的麻烦，笔者认为，这种“政治”毋宁说可以用一个全新的词来表达——“第二性的权力话语”。这里借用了福柯的“权力”、“话语”两个术语。“话语”、“权力”本属于福柯的两个理论范畴，前者属于其“知识考古学”阶段的成果，后者属于其“谱系学”阶段的成果。而这里所用的“权力话语”既强调了中国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作为一种话语的性质(它包含了福柯所谓的话语形成所必须涉及的成分：对象、陈述行为的方式、概念、主题的选择等)，也强调了这一话语的“权力”性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政治立场”不过是一种“增殖权力”的有效尝试，它为“权力”置入了“性别”内涵，本身也构成了一种权力。
    二、“性(sex)”还是“社会性别(gender)”?
    一种新理论的出现往往起始于连绵不休的争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也不例外。通过反复的论争，她们将自己塑造成为了制造概念的行家里手，其中“性(sex)——社会性别(gender)”就是她们制造的一组最成功的概念，从本质主义到反本质主义，从激进到中立，女性主义者们逐渐稳固了其在话语世界中的位置，形成了自己言说权力的独特方式。
    由于中国的文化语境显然与西方不同，纯粹用“性”的范畴或用“社会性别”的范畴都无法说明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在被运用到中国大地上时所遭遇的麻烦。
    正如我们在“政治”上的匮乏一样，中国是缺乏“性”这个概念的。新时期以前所谓男女平等、女人能顶半边天等意识形态叙述遮蔽了女性作为“性”的存在，而赋予女性一个“无性”的存在。这种“无性”式的平等看上去十分接近西方后期关于"gen-der”的两性和谐叙述，实际上有本质的不同。前者，是以“男性”一性化取代了“女性”的差异性存在。后者强调的是，在承认两性差异不仅是由生理造成的而且是由社会造成的基础之上，重新认识世界，构筑两性和谐。
    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忽视了这种差别。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sex”和“gender”的混乱。当女性主义批评者们将“无性”等同于“社会性别”时，他们反对“妇女文学”、“女性文学”的概念界定，而当女性主义者们通过“sex”这个理论，发现了主体的“性”存在时，他们将女性主义文学狭隘化为“躯体写作”。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理论者们对“gender”这一理论的重申正是对这一偏差的拨乱反正，将由商业市场和男女两性合谋导演的“性聚焦”拉回到女性主义的合理走向上来。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中国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为什么会就“女性意识”、“性别意识”、“社会性别意识”等几个西方先后出现的概念和术语混为一谈，造成了中国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混乱和复杂。
    在笔者看来，用“性别”这个词来统摄西方经历过的一个从“sex”到“gender”的理论成果显然更为合适。“性”有“别”，既强调了本质主义关于男女生理差异的观点，又强调了这种差异的社会性基础。这个“性别”既包括“性(sex)”又包括“社会性别(gender)”，它强调了这两个术语在中国文学批评场域的共时存在。
    这里，第三个必须解决的问题已经被提出来了，即“历时性”和“共时性”的问题。
    三、“历时性”还是“共时性”?
    美国著名文学批评家勒内·韦勒克(Ren6Wenek)在论及20世纪上半叶西方文学批评时曾说：“18、19世纪曾被人们称作‘批评的时代’。实际上，20世纪才最有资格享有这一称号。”20世纪下半叶西方文学批评的急速发展证明了这一判断。伴
    原载：《文艺理论与批评》2008/02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