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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文学遭遇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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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年前,某作家发表了一部以“文人”为主角的“小说”,引来一帮“文人”纷纷对号入座,认为小说中的反面人物是对他们的“恶意中伤”和“人格丑化”,因此,“数十名被伤害的作家无不愤慨”,其中一个更是怒火中烧,多次扬言要“打死”那个“给文坛抹黑”的“文学败类”,之后果真带人闯入该“败类”的办公室,对其进行“围殴”——据自称挨打者发帖说——“其头部、颈部、胸部、手部多处受伤”。另据打人者自陈,他只是“打了他一个耳光,但绝对不是殴打。整个作协的人都想打他,这个耳光大家都叫好。”
    写小说吻合了现实——或者说冒犯了现实,竟被“现实”抽了一个耳光,对于作者和读者来说,都委实不怎么“文学”。我们不禁要问:小说却是这样写、这样读的么?文学与现实,竟是中伤与被中伤、耳光与被耳光的关系么?
    因为写小说被人抓住把柄,甚至吃上官司,这样的事例并不鲜见,尤其是这种靠吃窝边草增肥的“仿真小说”,更容易露出未夹紧的尾巴,让恼羞成怒的“现实”逮个正着。套用另一位作家的绕式“幽默”来说,就如同你以为逮的是兔子,其实是一只鸭子,你杀了鸭子,其实也没杀死,只是煮熟了,其实也没煮熟,因为它飞走了,其实也没飞走,因为它又掉到了鸭塘里……这种来自“现实”的小说就这样死不瞑目地返回了现实。当然,对此我们大可不必诧异,如果乐观一点,还可以称之为艺术与生活的互动:虽然作家们炮制的“文学”形同槁木,但他们闹腾的“事件”却足够生动,为这个娱乐时代平添了许多搞笑的种子。所以,尽管文学(特别是小说)一再以非文学的形式搔首弄姿,非文学一再以文学的面目招摇过市,却已不值得大惊小怪,所谓“文学”,不过是一只人人可以得而烹之的兔子或鸭子。
    所幸中国作家一向不甘寂寞,也从未停下奋勇前行的脚丫子,他们不急不躁,不等不靠,有条件要写,没条件也要写,生生用一支支枯寒的笔写出了一条条宽广的康庄大路。各路好手们你方唱罢我登场,总能为我们提供一些用文学的油彩涂抹出的浮光掠影。“文学”的处境也由此日益暧昧,之所以还能不时引起“关注”,要么是一种感觉良好的自我幻觉,要么是一种莫名其妙的群体狂欢,没有人在乎你是否文学,只要你敢于像那位什么姐姐一样把POSE摆得不屈不挠,自然会赢得海量的眼球和口水,从而获得空前的“成功”。作家们的大S造型一点也不比那些××姐姐啥的差——有走上街头挂牌乞讨的,有脱光衣服朗诵梨花诗的,有骂文坛是个屁的,有咒评论家为疯狗的,有抄袭抄进中国作协的,有愤愤然退出中国作协的……总之,就如一位老先生说的那样,只要著名作家,不必著名作品。不过,上述“文人秀”大都过于直来直去,缺少足够的技术含量,比较起来,还是那种不露声色的“无辜派”更显大家风范,他们善于隐在幕后,只在适当的时候才会“迫不得已”地现身说法,“万般无奈”地争辩几句。此番举动也很能产生品牌效应,不仅红了作家,而且火了作品。此类作家虽然为数不多,却俨如瀚海航针,宰控着主流文学的整体航向。他们大多遵行着质证生活、针砭时弊的现实主义传统,所写作品基本离不开人间万象、世俗民生,与常态的“现实”有着纠缠交结的紧密联系,即使某些钩沉往事的“历史小说”,也无可避免地打上了“现实”的烙印。比起素有神学背景的西方文学来,中国文学似乎注定要迷恋“一地鸡毛”的现实,注定要把“活着”、“受活”标举成一种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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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来文坛最让人振奋的新闻莫过于网上流传的一个消息——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十有八九要花落中国,而且将被这花砸到的人十有八九该是阎连科。虽然无法查证此消息的来源,看起来却也有鼻子有眼。反正不管怎么说,那位蓝眼睛瑞典人看好中国作家终归不算坏事,假如他真的有意把百万美金(1000万瑞典克朗)划拨过来,至少可能为我们增加一笔可观的外汇收入。所以,本着“中国作家宁无种乎”的民族主义激情,我们确是要向斯德哥尔摩那帮老头子大声吆喝:排排坐,吃果果,好歹也该轮到中国作家了,就让那一千万克朗来得猛烈些吧!即便我们写的东西尚欠火候,至少尚资鼓励,先评个“修订版”,把奖颁了再说。只是不知阎连科是否做好了准备?但我们相信,只要吆喝的人多了,不愁吆喝不成现实。在此就拿他的长篇新作《风雅颂》(《西部·华语文学》2008年第2期首发)粗略吆喝一下,以证明阎连科确实具备获奖实力:
    其一,《风雅颂》不仅存在解读的难度,而且一举引发强烈反响。
    就如那部挨耳光的小说一样,《风雅颂》甫一发表即引起现实世界的强烈反弹,直接原因是有人“对号入座”,认为它堂而皇之、无中生有地影射了“北大”——它写的“清燕大学是皇城里最好的文科大学”,还有一个可与“未名湖”划等号的“无名湖”。所以,后果很严重,“北大”很生气。为了避免谬种流传,损害北大的百年声誉,有人跑到三角地烧了一本《风雅颂》,还号召所有的北大爱好者都去买而焚之。好在绝大多数“北大师生”比较冷静,只是文攻了一番,没有把阎连科揪出来武卫,也没有再烧书。不过,来自北大的压力仍然不容小觑,在出版单行本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6月),仅是一个小水塘(用阎的话说“不过是一个词语而已”) 的“无名湖”悄然有了名字,叫“荷湖”。然而,阎连科显然并未就此释然,进而辩称,他所写的大学只是“我的大学”,他所写的人物也是他本人的“精神自传”,说他影射“北大”,简直比荒谬更荒谬。由此看来,阎连科仿佛真的有点此地无银——既然惹不起,何必捅那个蚂蜂窝?如果引起的是误会,又何必在乎那些小肚鸡肠的“高知”说三道四?既然某些爱较真的职业读者偏偏要端起屎盆子往自个儿头上扣,就让他们扣去好了。阎连科旨在“务虚”,“北大”却要将其“坐实”,完全风马牛不相及。可见,《风雅颂》存在解读的难度,需要作者给出“精神自传”这样的关键词予以导读,而作者本人也没遇到他的理想读者,他以为掌握了崂山道士的穿墙术,却撞到了硬邦邦的“现实”。
    其二,说明《风雅颂》具有广阔的审美空间,具有成为绝世经典的潜质。
    如此吆喝乃在于《风雅颂》看起来创造了一个“自足而完美”的文本系统。该小说套用中国第一部诗歌典籍,其章节名称与《诗经》篇目进行了几近完美的配对与媾接,从而将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与现实人生融会贯通,使得小说既含藏古典的意蕴,又闪耀着现代的光辉。别的不说,仅其中所做的题解,就够你研究个三年五载的。单这一条,《风雅颂》就赛过《尤里西斯》——乔伊斯只是在情节上大致比附《荷马史诗》,阎连科竟把《关雎》、《蒹葭》、《式微》、《桑柔》……这些沉睡了两千多年的种子播洒到了他的故事中,试问此等功夫,谁人能敌?
    其三,《风雅颂》把“现实主义”文学推向了一个无可迄及的新高度
    阎连科与“现实主义”较劲已经很久了,几乎每出一本书,都要被一些文学掮客拉去与某种“主义”几番缠绵,什么魔幻现实主义、狂想现实主义、寓言现实主义、幻想主义、黑色幽默、后现代等等不一而足,不过最受青睐的仍是不断变脸的“现实主义”。几年前《受活》出版的时候,他曾在《代后记》中将“我们几十年来所倡导的”那种“庸俗的现实主义”结结实实痛扁了一顿,把它斥为阻碍和谋杀中国文学的“罪魁祸首”、“最大元凶”,指出“真正的现实主义”是“来自于内心的、灵魂的一切”,亦即“超越主义的现实主义”。这一次,他的“现实主义”又换了新面目,唤作“荒诞现实主义”。不仅如此,在这本书的腰封上,还赫然印着“中国荒诞现实主义大师”云云,据此看来阎连科显然已在“现实主义”的大熔炉里修成了正果,足以黄袍加身、君临天下了。虽然阎连科还扭扭捏捏,对此封号推脱不就,说是书商不守信用,在他背后捣鬼。不过依我看,对阎连科来说,这顶“大师”的帽子实在是再合适不过,试想当今文坛,有哪个能够像他那样,不但兢兢业业地致力于文学创作,而且孜孜以求地探索、发展并重构了现实主义理论?所以,把阎连科奉为大师毫不为过。谁若不以为然,尽可读读《风雅颂》。在这部惊世骇俗的小说里,既有你风闻已久的,更有你意想不到的,那些令人瞠目结舌的畸人异事,怎一个“荒诞”了得!那位研究《诗经》的副教授既教化疯子又感化风尘女子,忽而杀人者忽而救赎者,进而还在京城和故乡、历史与现实之外,找到了一个与世无争的“诗经古城”,让教授、博导和妓女群居混交,几如其乐融融的世外桃源。阎连科的大师之处就在于,他不光帮那些沉重的肉身谋划了逍遥之地,而且为许多迷惘的灵魂指明了皈依的方向,在这个颠倒众生的世代,真不啻于一锅提醐灌顶、起死回生的还魂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阎连科以他卓越的胆识和智慧,重新夺回了中华民族业已失守的精神家园,为我们挖到了堙没在浮华下的信仰之根。因此可以说,以《风雅颂》所承载着的巨大的思想架构,完全可以研发出一整套“荒诞学”。
     通过以上分析,相信你一定不会否认,阎连科确乎写出了一部骄然独步的伟大作品。我们有理由相信,《风雅颂》的出现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是否和什么奖相遇已在其次,最重要的是,它既代表了过去那种旧主义的终结,又昭示了一种新主义的崛升:在这里,阎连科不但埋葬了所谓的庸俗现实主义,获求了“另外的现实”,而且把“荒诞”上升为“认识世界的一种方法”,使文学创作“绝对的个性化,用自己的方式发出自己的声音”,充分表达出作者的“内心和灵魂”。比之于《受活》时期的咋咋呼呼、絮絮叨叨,现在的阎连科更为“放肆”、“狂妄”,他放肆得如同飞出玻璃缸的鱼,狂妄得像砸出太平洋的陨石。的的确确,在《风雅颂》的微妙语境中,即便离开水,即便脱离轨道,阎连科也能左右逢源,也能轰轰烈烈,他随心所欲,敢于“逾矩”,用他的能给时代消毒的“唾沫”,为你超度出一幕幕“不存在的存在”、“不真实的真实”。正因有这样的大胸襟,才会有这样的大手笔;正因有这样的大手笔,才会有这样的大著作。大哉,阎连科!大哉,《风雅颂》!只是不过,我泱泱大国,仅仅一个阎连科,一部《风雅颂》,毕竟太少太少了,因此我们必须本着对人民和历史负责的态度,深入研究阎连科现象,认真总结和推广《风雅颂》经验,把这一品牌做大做强,力争在不久的将来,涌现出千千万万个阎连科和千千万万部《风雅颂》。
    (节选)
    原载:《文学自由谈》2008年第5期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