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文学史反思中“客观化”追求的反思
http://www.newdu.com 2024/09/27 11:09:04 中国文学网 周维东 参加讨论
从“重写文学史”开始的文学史反思，已经从对一种文学史观的反思拓展到对文学史建构中一切先在观念的全面批判，在当前很多学者的眼里，“文学史”已经成为“权力”、“遮蔽”、“压抑”的代名词。对传统文学史、文学史理论的“破”也催生了文学史家对理想文学史的“建”：一些学者对文学史“原生态”①、文学史“多样性”② 等力图无限接近文学史变迁客观现场的追求日渐在学界成为一股潮流。由于这种理想文学史模式在学界命名不一，为了表现其统一的特征，我将之概括为“客观化”文学史。典型的例子如：有学者认为“中国现代文学史”应该改为“现代中国文学史”，将“现代”、“中国”这个空间里所有发生的文学，包括文言文学、国民党文学、鸳鸯蝴蝶派文学、翻译文学等都容纳进文学史，以形成文学史的‘客观化’面貌。③ “客观化文学史”追求反映出当代学者力图摆脱笼罩在文学研究上的二元对立思维，实现文化多元化的决心和期望；它的背后也有着当前文化接受多元走向的现实支撑。但是，因为“客观化文学史”追求主要的出发点依然建构在对传统文学史、文学史观弊端的反拨之上，且有意无意受到当前后现代文化理论对现代性批判的时尚影响，所以在追求“客观化”的同时缺乏了对自身学理可靠性的反思，也忽略了这种文学史理想进入实践层面可能出现弊端的蛊测，使文学史“客观化”追求呈现不合常理的“一边倒”普遍认可。本文试图从反向角度出发，对当前文学史反思和“客观化文学史”追求的合理性进行质疑。 一、相对主义的陷阱 文学史反思能够在中国掀起一股讨论的热潮，源于中国文学史写作中存在的两种意识形态：左翼话语和现代性话语。这两种意识形态在当代中国——特别是文学研究当中——的确产生了桎梏研究者思维的力量，压抑或遮蔽了很多应该受到重视的文学现象和文学作品。而且，两种话语制约下的文学研究也与当前越来越多元化的文化语境、文学事实相隔离，使文学研究失去了解码当下文化现象、参与社会公共话题建构的功能。因此，学者通过文学史反思抨击这两种意识形态既言辞灼灼，又皆大欢喜。然而，文学史反思对传统文学史“破”的积极意义并不能成为“客观化文学史”“建”的合理化基础。“客观化文学史”可以抛弃制约文学史建构的左翼话语和现代性话语，但不可能抛弃文学史建构中诸如“精英主义”话语、“文学性”话语等观念预设。 就20世纪中国文学史而言，文学史反思所追求的“客观”无非是既要看到20世纪中国文学中发生的左翼文学、自由主义文学，也要看到国民党文学、汉奸文学；既要看到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发生的现代白话文学，也要看到延留在20世纪的文言文学、旧体文学；既要看到为了现代民族国家构建而产生的严肃文学，也要看到如黑幕小说、鸳鸯蝴蝶派小说等通俗文学；既要看到在具体时间段上公开出版发行的文学，还要看到存在的“潜在写作”。并且，文学史写作对待这些文学要一视同仁，不容偏私，让读者自己体会20世纪中国文学多彩、繁复、立体的文学存在。这种文学史设想相对于传统文学史著的确显现出公允、客观的姿态，但如果仔细考量，依然没有摆脱“精英主义”的先在偏见。 钟敬文先生将中国传统文化分成三个层次：上层文化（精英文化）、中层文化（市民文化）和下层文化（俗文化）。④ 这种文化的划分尽管随着新中国的建立失去了政治基础，但随着当前社会分层理论的重现，以及20世纪一半时间的旧中国事实，三种文化形态其实一直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存在。就20世纪中国文学而言，左翼文学、国民党文学、汉奸文学、自由主义作家文学等牵涉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的文学可以说是精英文学；黑幕小说、鸳鸯蝴蝶派文学、部分市民小说等具有文化消闲功能的文学可以算做市民文学。也就是说，文学史反思所要建构最大接近“客观”的文学史只包含了精英文学和市民文学，而没有包括俗文学。难道20世纪中国就没有俗文学吗？显然不是。童谣、民谣、民间曲艺、流行歌曲、网络文学等等“俗文学”在20世纪中国力量壮大，且还对精英文学、市民文学的发展产生不容低估的影响，无论追求“客观”，还是考虑文学史研究需要，都不能忽视它们。略举一例说明，近代文学的现代转型中。“歌谣”就起到不可忽略的过渡作用，“出于启迪民智的需要，作家们争相仿民间歌谣创作”，“学堂乐歌”、军歌等种类繁多的歌谣在当时甚为流行，而且其中很多作品已经完全具备了现代白话文学的语体和文体特征⑤。有研究歌词的学者指出，如果完全按照新诗语体和文体特征来考察中国现代新诗的起源，发轫之作就不是胡适“新诗成立的纪元”的《关不住了》⑥，而是1902年沈心工创作的“学堂乐歌”——《体操》： 男儿第一志气高／年纪不妨小／哥哥弟弟手相招来做兵队操／／兵官拿着指挥刀／小兵放枪炮／龙旗一面飘飘／铜鼓咚咚咚咚敲／／一操再操日日操／操到身体好／将来打仗立功劳／男儿志气高⑦ 所以说，如果不将俗文学纳入到文学史当中，所谓“客观化文学史”不过是自欺欺人的“客观”而已。而就当下文学格局而言，大众文化的猖獗：流行歌曲、小品戏剧、网络文学、手机短信等等，无论在接受影响力还是在作品数量，都不只是“客观化”当下文学的半壁江山，但文学史反思者至多可能纳入一些有精英文化取向的大众文化作品，绝大多数依然置之不理或一笔带过，请问这样的文学史“客观”吗？不愿意将这些“俗文学”纳入文学史，原因无非是因为“俗文学”艺术品味低，而且作品数量大、更替速度快（不容易为文学史编纂者把握）——但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文学史编纂者根深蒂固的精英主义思维。 此外，文学史反思的学者也往往忽略文学史建构中“文学”本身也是一种先在观念。在我们心理当中，“文学”似乎不言自明，直接联想就是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等具有虚构特征的文字作品，因此将“文学”与“非文学”比较清晰地区分开来。但是，就当下文学现状而言，“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日渐模糊，“文学”作品的“文学性”日渐式微，“非文学”作品，譬如广告、理论著作、新闻报道等又普遍开始了“诗性”追求，如何甄别“文学”已经非常困难。当下，学界对“文学性”的反思已经抛弃了传统“文学自足性”理解，开始接受特瑞·伊格尔顿将文学视为“关系的存在”的理解⑧，也就是说文学已经不可能再为自己划定独立清晰的疆界，只能在与政治、社会、商业化等对比中反观自己的存在。这样一来，不光是我们理解的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包括翻译作品、理论著作、影视作品、广告作品等等都可以纳入到文学的范畴当中，文学史如果抛弃了它们也只能说明是一元化思维的产物，归根结底依然是现代性宏大叙事在作祟。但是，这种文学的认同方式显然超出了文学史所能承载之重，文学史没有这个能力也不可能完全穷尽一个时代的文学“原生态”，因为那只不过是一个文学史的乌托邦而已。 所以，对于当下的文学史反思来说，追求文学史的“客观”与“客观”本身具有的相对性是其无法逾越的两难。追求文学史的“客观”，打破现代性话语和左翼话语对文学史叙事的束缚使其具有积极意义，但“客观”本身具有的相对性又使这种追求只会不知所终。 二、文学批评的困境 文学史“客观化”意味着文学史成为一个开放的结构。接纳进在文学史时间段上所有发生的文学事实，文学研究界将面临一场批评机制的危机，即能否用一套统一的文学批评术语、立场来解释这个文学场域内包含的文学现象？如果不能，所谓文学研究是否又陷入各自为阵、混乱不堪的局面，“文学史”变得意义全无呢？这样的事实在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中并不是没有出现，“金庸现象”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在20世纪主流文学批评中，金庸很长时间都被排斥在“文学史”之外。究其原因，是因为20世纪在左翼话语或现代性话语指导下的文学批评标准难以容纳金庸的作品。但是，如果单纯在武侠小说的视阈中审视金庸小说，金庸作品对古典武侠小说的突破、具有的现代意识、人物刻画和情节处理的完善性等方面在中国武侠小说史中鹤立鸡群，并拥有许多与所谓“严肃文学”共通的特征：文学史对金庸完全置之不理似乎显得有悖情理。1996年，严家炎先生率先在《文学评论》发表《论金庸的现代精神》，用“严肃文学”的批评方式对金庸作品具有的六方面现代精神进行了总结，标志着金庸开始被纳入到20世纪文学史的行列⑨。之后，金庸作品具有的超越一般武侠小说的优秀品质被研究者一一挖掘，并且常常被纳入到大仲马、福克纳等世界大师作品的行列中进行研究比较。金庸也被奉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大师，金庸作品也逐渐被认同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经典。但是，当金庸“热”过之后，我们再冷静地看待金庸作品，其作为“经典”与鲁迅、茅盾、沈从文、张爱玲等人的“经典”又似乎不是同一个概念；其具有的诸如“现代精神”、“人性深度”、“民族意识”、“思想艺术高度”等特征，不必说与鲁迅等一流作家相比，就是与20世纪文学史上许多被认为的“二流作家”也似乎难出其外。这也就是说，当作为通俗作家的金庸被纳入20世纪中国文学史，文学批评的统一性被打破了：同样一套批评术语，却具有两种不同的所指系统。文学研究者探讨鲁迅作品人物的“人性深度”与探讨金庸小说人物的“人性深度”不是在一个水平线，前者指涉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后者则只指涉20世纪武侠小说。 “金庸现象”说明：当我们放弃任何一种文学史观念，采用开放式的文学史结构，文学批评机制将面临瓦解的危险。一个金庸就使20世纪中国文学批判分裂出两套标准，如果文学史将20世纪中国文学发生的所有文学事实都尽囊怀中，文学批评因为标准太多导致自身紊乱就在所难免。 当然，在金庸文学批评中也有学者指出妥善的处理之策：首先进行“文化定位”。具体说来，即将金庸定位在“大众文化”的范畴之内再进行批评、评价，这样既可避免对金庸评价的失衡，也可保证整个文学批评内部的秩序⑩。按照这个逻辑，“客观化文学史”就可以采用对20世纪中国文学进行不同“文化定位”的方式保证文学批评机制的正常运行，但我觉得这种做法与文学史反思追求“客观化”并不能吻合。 首先，文学史反思力图抛弃一切文学史写作的预设观念，用平等眼光看待一个时间段上发生的所有文学事实，但如果把文学分成严肃文学／通俗文学或者精英文学／大众文学两个系统，两者之间显然不是平等的关系。因为，我们当下采用文学批评术语、批评手段，以至整个批评机制都是在“严肃文学”或“精英文学”的经验中诞生的，包括“大众文学”、“通俗文学”等概念本身也是在这种语境下被“发明”出来：所谓“大众文学”、“通俗文学”，表面看来是“容易被大众接受的文学”，但实际包含了“审美水平不高”的理解。因此，如果“大众文学”与“通俗文学”本身的特殊性不被平等认同，符合其特征的批评系统没有建立起来，定位在“大众文化”视野中的文学研究只是“矮子里面挑将军”，“大众文学”并不能摆脱天然低劣于“严肃文学”的命运。这样，所谓“文学史反思”就好似“文学史扩军”：在精英文学的“红花”中添几片“绿叶”而已。 换言之，如果“大众文学”研究形成了自己独立的批评系统，“大众文学”被文学读者与“精英文学”平等对待，“客观化文学史”带来的文学批评机制的危机同样无法解决：首先，怎样判定一部作品是“精英文学”或“大众文学”，它们之间有没有严格的标准？我们可以说鲁迅作品是“精英文学”，金庸作品是“大众文学”，是因为它们都具有各自文化系统的典型性，而如果我们问老舍的作品、张爱玲的作品、卫慧的作品属于什么文化系统，我们能判定吗？再者，即使文学史家规定出“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或更多文化系统的区别标准，一个文学史里出现两套、多套独立的批评体系，“文学史”的意义也就消失殆尽，形同虚设。 三、文学市场化的危险 文学史的功能不仅仅是作为文学学科存在的依据，同时也通过塑造“文学经典”，影响整个社会的审美习惯、审美趋向。而且，因为文学在整个艺术领域受众最多、传播最广、引起的关注度最高，“文学史”标准常常成为整个社会的审美标准，“文学史”也在无形当中成为了整个社会审美的仲裁者。 文学史干预社会审美的功能使其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因为文学史编纂者多由精英知识分子组成，所以文学史制定的审美标准实质是精英知识分子制定的审美标准，当其对整个社会产生影响的时候，不可避免会以精英知识分子的审美情趣压抑非精英大众多元的审美情趣，形成审美霸权。但另一方面，通过文学史，知识分子获得了社会审美批判的权力，保证了社会审美趋向不至于完全被大众审美所牵引。这两重意义在文学史的变迁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因为受到精英知识分子审美标准的压抑，20世纪文学史上的鸳鸯蝴蝶派、新感觉派、张爱玲、沈从文、钱钟书等长期被排斥在文学史之外，大众对类似这些作家的审美需求也自然被压抑，被斥为不良的审美取向。但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精英知识分子的不懈努力，在改革开放不久这些作家又都一一被纳入到文学史当中，促使了整个社会的审美大解放。当前的文学史反思往往注意到文学史干预社会审美功能形成的“文学史权力”，但忽视了文学史也赋予了知识分子进行大众审美批判的意义。特别是在市场经济兴起、文学史“权力”降低的时候，我觉得后者的意义更不能忽视。 在当代中国，随着市场经济日渐成熟，文学史已经不是文学经典唯一的诞生之地，市场通过量化标准，如销售量、点击量、影响力评估体系等，也成为制造文学经典的新场域。当代许多文学经典，如痞子蔡的《第一次亲密接触》、韩寒的《三重门》、郭敬明的《梦里花落知多少》，甚至包含余秋雨的散文，都是首先在市场中成为经典，并对社会产生了文学经典的社会效应。相反，当下文学史的处境倒有几分尴尬，文学批评家奉若神灵的经典作家、经典作品，并不一定能够受到社会的广泛接受，也不一定能产生文学经典的社会影响力。所以就当下而言，文学史已经不再是精英文化对大众文化产生压抑，而是精英文化会不会在大众文化面前一败涂地的问题。 文学史的这种功能在近、现代文学史上表现得十分明显。在现代文学史上，实际出现了许多在市场上形成的“文学经典”：郭沫若的《女神》，张资平的“三角恋爱”小说，张爱玲、林青、梅娘、无名氏等人的都市情感小说等等，它们趣味不一，参差不齐，非常类似当下的大众文化境况。如果没有文学史的“择取”，如同许多学者所说不带任何预设“客观”地描述当时文学事实，让大众自己甄别这些文学现象，整个社会审美趣味流向何方实在无法判断。我们今天还会不会有人来探讨文学史问题也未为可知。而就大众文化的发达程度来说，当下较近、现代时期已不可同日而语，大众文化已经对文化消费市场成席卷之势，读者真的具备了甄别各种文化现象的能力吗？任由大众文化自由蔓延就能带来文化的“多元化’吗？文学批评家就不应该持有文学史的眼光对各色各样的大众文化保持警惕和批判吗？我觉得不是的。文学史不仅需要有自己的立场和标准，而且在今天还应该将这种标准深入到大众文化当中，与大众文化展开对话和碰撞：这才是真正的“多元化”。 注释： ① 陈思和：《恢复文学史的原生态》，《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 ② 朱寿桐：《解构文学史的学术霸权——文学史写作的多样性》，《文艺争鸣》2005年第2期。 ③ 曾绍义：《是中国“现代文学”史，还是“现代中国”文学史——关于中国“现代文学”治史的一点思考》，《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 ④ 钟敬文：《致“中国祭仪、音乐与戏剧及其社会环境学术讨论会”的贺信》，《随笔》1998年第1期。 ⑤ 刘纳：《嬗变——辛亥革命时期至五四时期的中国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2页。 ⑥ 胡适著，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9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84页。 ⑦ 傅宗洪：《学堂乐歌与中国诗歌的现代转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6年第6期。 ⑧ ［英］T·伊格尔顿：《当代西方文学理论》（Literary Theory:An Introduction），王蓬振译，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 ⑨ 严家炎：《论金庸的现代精神》，《文学评论》1996年第5期。 ⑩ 田智祥：《文化定位——金庸武侠小说批评的理论前提》，《云南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 原载：《文艺争鸣：当代文学版》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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