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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碎文学的名缰利锁


    从1989年进入大学中文系,到毕业后从事文学教学与研究,一晃已经20年了,我忽然不知道文学是什么了,半年来一直惶惶如丧家之犬,拼命地到处寻找文学,比寻唤灵魂还焦躁。
    文学是什么?一个学院派的学者听到这个问题,第一个反应就是冷笑,这不很简单吗?翻开《文学概论》不是一清二楚?这话我当然明白。有一年我给某大学兼职写作课的教学,拿到学校发的教材,随便一翻,就吓了一跳,在小说一章竟然赫然写着:小说一般有四种开头的方法。我当时第一反应就是扔掉这本教材。
    当然,以我目前浅薄幼稚的学问,可怜的那么点智商,要想真正弄清楚文学到底是什么,找到那个真正的文学,恐怕是不可能了。但古人说,愚者千虑,必有一得,经过半年的苦索,我发现要找回那个文学,或者到达文学那个高地,首先必须打碎两样东西,一个是名僵,一个是利锁。名,虚名的意思,但在这里我更愿理解(误解)为概念之意。名僵者,为概念所缠绕,以至于窒息者;利,利益也,利锁,为身外之物所锁定而丧失灵魂也。
    先来看“名僵”。我曾多次讲过,中国已经多年没有好文章了。原因当然很多,可教科书的影响不能不提到,它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我甚至想,当文学成为一门严谨的学科之时,也可能就是文学死亡之时。而当某一人打破这种要命的僵索之时,可能就是文学在他身上复活之时。翻开中国文学史,汉唐宋,大师林立,妙文不断,可那时并没有文学这个学科。元明清,除了民间文学,传统的诗文衰退得太厉害了,就因为那时候有了八股文,写文章有现成的模式可套。鲁迅先生说,没有听说有从文学概论里出来的作家,但这样的至理名言,却就是没有引起后人的足够重视。
    而目前高校的文学早就成了一门老学科,而且还在不断地规范化、学科化、技术化。在中国的中小学里,文学作为语文的一部分,早就被分解为语法、修辞、标点符号、句段模拟,还有数不清的阅读练习。此外,价格不菲的作文班如雨后春笋,据说三个月就能练成文章高手。父母不让孩子读“闲书”,每天只要求做题,现在连作文也开始做题了。我不知道这些老师是怎么进行速成作文教育的。不过,我倒想起了一个故事。说有一个私塾老师给学生讲做诗,保证一天就会写诗。他让学生出题,学生说柳树,他马上即席赋诗:东面一株杨柳树,西面一株杨柳树,南面一株杨柳树,北面一株杨柳树。于是学生也都会写诗了。
    在这种僵化的学科体制下,文学理直气壮地成为了一门学科,一门关于特有知识的学科,而且下面还分设了许多二级、三级学科。专家们致力于这项工作不是没有理由的,因为这样做既可以掩饰他们思想能力的严重不足,还可以让人们感觉到他们的博学。而且为了某种目的,他们还把文学搞得非常神秘玄奥,轻而易举地就垄断了这个领域的话语权。他们围绕着概念,从概念衍生概念,不通过多年的专门训练,后生小子是无法掌握此项“技能”,也理所当然地没有进入文学教学与研究的资格,甚至没有进入文学的资格。须知,现在讲究的是资质,讲究的是学历,讲究的是专业。你一个小学生学历,像沈从文那样,想谈文学,在当下的文学界不是神话,也是呓语。即便是胡适,那个当年回国的“候补”哲学博士,还想谈文学,在当下也已经有了不务正业之嫌,有了抢人饭碗的可憎,而且评定职称也很难为专家:你究竟算哪个学科呢?哲学,文学?文学里,是古代文学,还是现代文学?这都是问题。
    可是,文学就在这种概念的缠绕下死亡了。这些文学专家像蝗虫一样毁灭了文学的生长,因为只有夺去文学的性命他们才能随意贩卖关于文学的观念(知识),而文学本身早就已经不能站出来说话了。我们看着许多专家学者用各种“技术”解剖文学干尸,而沾沾自喜,而踌躇四顾,真的是仰天长啸,把栏杆拍遍,总是意难平。
    作为一个不够资格的文学职业者,我总是不断地追问:文学是什么?文学是一种精神,一种人类的生存方式,还是一门概念的衍生物,一个象牙塔里被解剖的干尸?
    雷达说:“实事求是地讲,我对某些宏观大文的学术价值是心存怀疑的,对充斥在无数‘学报’里的‘宏观研究’,都持有怀疑。要问,是谁在读这样的文章,是谁在写这样的文章,是谁需要这样的文章,它对创作和研究有何真正的裨益?就像有成千部当代文学史一样,这样的文章也何止成千上万。这几乎是获得职称,取得学位的必经之途,可是我在这里看到的却是大同小异的思路,重复研究的浪费,选题的撞车和绞尽脑汁的贫乏。”他说他“更想看的是,来自创作内部的、从一个独特的谁也没有注意的角度切入,却涉及到令人警醒的大问题的宏观研究。让个别性多些再多些,让共同性少些再少些。”可惜这样的清醒者已经非常之少了,越来越技术化、规范化、学科化的文学学,需要的恰是这样的学术垃圾,久处鲍鱼之肆而不知臭,也就是这个道理。而且,在全球化的学科体制越来越严密、细致的趋势里,这样的文学论文、专著只能更多,而不是减少。于是,文学白痴增加,或者用漂亮一点的词汇说,文学专家会越来越多,而真正对文字有感觉,对文章有感觉的人却越来越少。
    我们只要随便翻看一下现在的学术刊物,已经不是雷达先生说的“心存怀疑”了,而是出离愤怒,已经是无话可说了。鲁迅先生说,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文学在“名僵”下已经是奄奄一息,更何况现在还有一个“利锁”等着她,要想活着出去真是太难了。我们除了螳螂挡臂地喊一声:文学是一门学科吗?文学只是学院派自慰的工具吗?之外,我们还要为另一种文学之敌而大喊,而斗争。
    本来,写作是一种飞翔,当你写作时你会感觉到灵魂飞翔时翅翼的搏动,甚至能感觉到空气的轻微颤栗。当作家写作时看见的是金钱的招手,大奖的青眼,等而下之编辑的认同,文学就真的是万劫不复了。而更可悲的是,在大多数作家那里,文学竟成为了他们捞取利益的工具。何立伟说忍看朋辈成主席,当作家把文学当砝码来换取名、利、权时,文学也就变了味道。为什么我们的许多本来很优秀的作家,刚写出一部作品就不见了?因为他们忙于文学之外的事去了,虽然仍在文坛做着有关文学的事情,其实与文学已经没有任何关系。梁漱溟说,学问是关乎生命的事,解决的是自己的生命难题(大意)。曹雪芹写《红楼梦》,李白杜甫的诗歌,辛弃疾的词,司马迁的《史记》,等等,莫不如此。正因为他们把自己的生命都投入进去了,他们用自己的生命留下的文字,所以那才是真正的文学。我们从《史记》里看见的是司马迁的不屈精魂,是他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是他对专制皇权的揭露与厌恶。我们从李白杜甫那里看见了什么是唐朝,知道了一个人的精神境界竟然可以到达那样的高度。辛弃疾告诉我们文学就是自己的灵魂,文学其实并不仅仅是文字,没有一个大精神何谈文学?曹雪芹给我们一个文化的挽歌,不仅仅是一个王朝的挽歌。他在某些方面已经到达了人生的极境,触及了许多人生的幽暗。历史上的大作家,历史上的伟大文学,其实就是生命的呐喊,揭示着人生的霉斑,暗示着人类的困境。他们把自己的灵魂放在炼狱里,甚至地狱里,要拷问出什么是天堂来。
    西方人有宗教,那种宗教感给了他们生命许多的启示,文学自然也有着那么多的深和高来。中国古代是没有那种西方意义上的宗教,但古人在儒道释及各家学说的纠缠里,生命的境界也不是我们所能想象的。倒是目下的国人似乎真的是一代不如一代,以肉体的狂欢代替了灵魂的救赎。在许多人的眼里,灵魂是什么狗屁,金钱、名声、权力更重要,而且是唯一。于是,我们可怜的作家们把销售量当做了挂在口头的勋章,似乎不如此,就无法证明自己作品的分量,也无法证明自己的分量。
    当文学堕落成一门学科,一门技术性非常之强的只有少数人从事的学科时,作家自然也就只能追求销售量,因为文学的精神丢失了,人也丢失了,我们剩下的只是一具行尸走肉而已。作家追求的是肉体狂欢的资本,那么读者快乐着作品带来的肉体刺激。文学死了,作家死了,可文学之魂并没有死,我明明听见他在无物之处哭泣,就如寡妇之夜泣,那么的无助而绝望。
    一个优秀的作家应该不断地追问文学到底是什么,像冤鬼之纠缠;应该不断地追问人生是什么,命运是什么,人类是什么,若孤魂野鬼奔跑于黑夜之旷野。西方为什么会不断出现那么多优秀甚或伟大的作家与作品,因为他们有着从古希腊而来的那种对正义的激情的、命运般的追究,黑格尔说,欧洲人一说起古希腊就有一种家园之感,也正是这个原因。中国古代只有少数人有这种要求,因为君君臣臣使得我们的文化人把君王看得高于一切,忠君成为士大夫唯一的选择,因此,弃妇心态是我们传统文学中最多的模式。而当下消费文化的肆行无碍,更是连古代那点文化血性都不见了。自我感觉非常良好的作家们,他们还能看见什么呢?除了版税、虚名,和对文学史的变态渴求。一些文学评论家或学者也开始大喊后现代,认为文学就是玩,没有什么神圣性,解构之声震天响。其实你连“结构”都没有,你又能“解”什么呢?西方的后现代冲击西方那种高度理性化甚至僵化的的社会文化体制,自有其道理,对重新焕发思想解放的自由力量,功不可没。而我们连近代化都没有进去,又哪里有后现代之必要?于是,在那些所谓教授的鼓噪下,启蒙、理性、人文主义都应该进垃圾场了。他们疯狂地“后”起来,可是国家、民族的未来呢?人的尊严、理性呢?自然不在他们早已“后”了的法眼里。古人说,一为文人便无足观,真是血泪之言啊。
    鲁迅说: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他还说:于无声处听惊雷。这才是一个真正的伟大的作家,这才是真懂文学的。可是,在很多作家、评论家的眼睛里,鲁迅早就过时了,新世纪以来,骂鲁之声一浪接一浪,我就感觉到了中国文人的无望,中国文学的聒噪与堕落。
    就中国人来说,为什么比较能接受法国、英国文学、俄国文学,而很难接受德语文学?当然我这里只说“比较”,因为即便对这几个国家的文学,我们了解得还是非常皮毛。对于西学的素养,相对于现代文学史上的那些作家,中国当代作家就非常惭愧了,而他们竟然撰文以为自己是最优秀的,而那些欧美文学却乏善可陈。为什么德国或德语国家近现代出现了那么多大师级的人物?因为“日耳曼人的幸与不幸都在于他们把精神理解为实体。他们没有办法把精神不理解为实体,因为他们有日耳曼人特有的Sorge。”(陈春文《回到思的事情》,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Sorge,我们现在一般都翻译为“烦”,在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里对此有深刻的阐释。
    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为什么出现了那么多的大家,难道不也是因为那一批人都有着自己的精神吗?他们当然还没有把精神理解为实体,但对精神的追索、热爱、信仰,让他们写出了荡气回肠、绵密深刻、让人听到灵魂呐喊的文字。他们留下的文字都是通灵的,深夜阅读能听到那些文字的声音,能感知到那些文字的温度。
    我的朋友、哲学家陈春文说,哲学是一条路。一条经验世界的路,一条给出世界的路,只有同行的人并且有能力的人才会体会得到,哲学是一条路。其实,这句话用在文学不也是很恰当吗?用海德格尔的语汇来说,文学就是一条林中路,前面有许多歧路,而且没有界碑,没有路标,我们(包括作家、读者)只有依靠自己的灵魂指引,才能走上自己的文学之路。伟大的作家就是能够深入自己灵魂的最幽暗处,然后又能表达出来,由个人性而达致人类性;正是许多这样的作品,才使人类脱离野蛮而走向文明,走向博大,走向澄明。
    可怕的是这条路已经被概念的杂草淹没,为人遗忘,甚至被开拓成了康庄大道,人人都可以上去放肆一下。当文学成为专业,成为少数专家的三亩地后,文学就死了。历史早就证明了这一点,所以每次当文学被专业人士垄断后,很快就走向堕落腐朽,于是新的文学就会重新生长出来。因为文学本不是概念,本不是专业,她是活的,是日新月异的。这些专家包括那些作家,他们把文学当做论文来写,有了固定的套式,固定的语言,固定的思维模式,而真正的文学却被他们放逐了。他们只是打着“文学”的羊头,买自己的狗皮膏药而已。不管学院派的技术化、专业化,还是作家的消费化、市场化,都是“文学”的死敌,因为文学已是他们满足自己欲望的手段而已。
    打碎文学的名僵利锁,让文学重新回到每个人的灵魂,重新成为个人的民族的人类的灵魂所系。所谓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庶几有望。
    原载:《文学自由谈》2008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