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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平:笔墨间管窥汪曾祺的批评观


    摘要:汪曾祺在各类文字中,对当时流行的文学批评样式和立场表达不同看法。他认为一些批评文章写得繁琐,缺乏胆识,又过于自信,过度依赖外来资源,没有真正自己发声的能力。他中意的文学批评,既深刻又生动,有着充盈的感性体验和价值互动,是生命与生命之间的情感对话。这跟他矢志追求的诗意、明快、淡远创作风格大体是一致的,也是对传统感兴式、评点式批评的捍卫与继承。
    关键词:汪曾祺 文学批评
    一 “普通”的深意
    没想到汪曾祺对当时的文学批评这么有意见。
    他对汤显祖评点本《董西厢》大为欣赏,觉得评点深刻、生动,语言也极富才华,单是读评点文章,就是享受。表扬得还不够,再立个参照物,打趣一下当时的评论文字:“现在的评论家的文章特点,几乎无一例外:噜嗦!”[ 汪曾祺:《书到用时》,《后十年集(散文随笔卷)》,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706页。][1]
    为什么“噜嗦”?因为见识少。
    一句话的事,偏偏要掰成八瓣来说。
    告诉你这是个杯子,你也懂了。偏要再说上个好几遍,“这是个杯子”“这是个杯子哟”“这是个杯子耶”。
    聒噪。
    “噜嗦”招人烦,少胆识则招人恨。
    1982年3月27日,汪曾祺给正在写毕业论文的汪家明去信,肯定他“从历史的角度评价一个作者”,因为只有从现代文学史和比较文学史的角度来衡量,才能测出一个作家的分量,否则评论文章就是“一杆无星秤,一个没有砝码的天平”。
    按说这种方法一般评论家都是掌握的,“但是他们缺乏胆识”,不仅对活人不敢诊断,甚至对死人也不敢直言,“所以现在的评论大都缺乏科学性和鲜明性,淡而无味,像一瓶跑了气的啤酒”。[ 汪曾祺:《汪曾祺书信集》,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224页。][2]
    少胆识吧,胆子还大。
    《林斤澜的矮凳桥》,算是一篇评论文字。一上来就给评论家一个下马威,“我很佩服评论家,觉得他们都是胆子很大的人”。
    语带锋芒,甚至有些戏谑,“他们能把一个作家的作品分析得头头是道,说得作家自己目瞪口呆。我有时有点怀疑”。
    忍不住要亮剑了:“子非鱼,安知鱼之乐。你没有钻到人家肚子里去,怎么知道人家的作品就是怎么怎么回事呢?”
    继而端出自己的批评观:“我看只能抓到一点,就说一点。言谈微中,就算不错。”[ 汪曾祺:《林斤澜的矮凳桥》,载程绍国《林斤澜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页。][3]
    这是1987年1月写的。当年9月,在美国的一个座谈会上,他说,在中国,有人说他的小说是散文化的,有人说是诗化的。假设有评论家说他的小说是有画意的小说,他会很高兴,“可惜,这样的评论家只有一个,那就是我自己”。[ 汪曾祺:《美国家书》,载邓九平编:《汪曾祺全集》第8卷,第111页。][4]
    多少有些揶揄的成分。
    又说自己看同代人的作品很少,对五花八门、日新月异的文艺理论看得更少了,“这些理论家拼命往前跑,好像后面有一只狗追着他们,要咬他们的脚后跟……”[ 同上,第128页。][5]
    第二年写的《小说陈言》,他坦言:“我深感目前的文艺理论家不是在谈文艺,而是在谈他们自己也不懂的哲学,大家心里都明白,这种‘哲学’是抄来的。”[ 汪曾祺:《小说陈言》,《后十年集(散文随笔卷)》,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196页。][6]
    作家对评论家的工作好像多有微词。
    捷克作家伊凡·克里玛大学毕业时,要找工作,本来可以在文学研究所谋得一个位置,展示自己在文学批评领域的能力。但一想到自己的余生都要花在研究“谁写了什么”或者“写作方法”上时,“我就感到恐惧”,还是“希望自己写些什么”。[ 伊凡·克里玛:《我的疯狂世纪》,广州:花城出版社,2014年版,第215页。][7]
    似乎可以说,他的文学观就是“惟有写者留其名”。
    汪曾祺的兴趣也在创作上,对评论多数时候是歪着脖子看、斜着眼睛看。
    都步入古稀之年了,他还公开表态,“说实在的,我觉得评论家所写的评论实在有点让人受不了”。
    理由还是觉得他们过于自信了:
    像我写的小说《鸡鸭名家》里的陆长庚一样,一眼就看出这只鸭是几斤几两,这个作家该打几分。我觉得写评论是非常冒险的事:你就能看得那样准?我没有这样的自信。(楷体)[ 汪曾祺:《七十书怀》,《后十年集(散文随笔卷)》,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242页、243页。][8]
    想必他是赞成李健吾所说的,在杰作面前,评论者不要以“指导的、裁判的”姿态出场。
    《文集自序》,写于1993年:
    都是写东西的人,干嘛要对别人的作品说三道四,品头论足?柯罗连科就批评过高尔基写的文学评论,说他说得太多。柯罗连科以为,一个作家评论另一个作家的作品,只要说:“这一篇写得不错,就够了。”我非常赞成柯罗连科的意见。[ 汪曾祺:《文集自序》,《后十年集(散文随笔卷)》,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612页。][9]
    汪曾祺的话说得婉转,惯常的风格,绵软。但绵里藏针,打人不疼,但让人羞。
    稍早时间,路遥写了散文《早晨从中午开始》。里边对评论也是一通牢骚:“说实话,对我国当代文学批评至今我仍然感到失望。”
    开门见山,不打哈哈。阐述理由,滔滔不绝,字与字之间充满了愤怒,与汪老爷子风格迥异,“真刀真枪”干上了:
    我们常常看到,只要一个风潮到来,一大群批评家都拥挤着争先恐后顺风而跑。听不到抗争和辩论的声音。看不见反叛者。而当另一种风潮到来的时候,便会看见这群人作直角式的大转弯,折过头又向相反的方向拥去了。这可悲的现象引导和诱惑了创作的朝秦暮楚。同时,中国文学界经久不衰且时有发展的山头主义又加剧了问题的严重性。
    措辞已经很硬气了,有点不留情面,但还不过瘾,接着“吐槽”不休:
    “直言不讳地说,这种或左或右的文学风潮所产生的某些‘著名理论’或‘著名作品’其实名不副实,很难令人信服。”
    说到这个份上了,还不解气,抖落出自己的旗帜,喊出自己的口号:“不面对文学界,不面对批评界”,直接面对读者好了。“只要读者不遗弃你,就证明你能够存在。”
    也就是说,路遥更重视普通读者的意见,他也经常告诫自己“不丧失普通劳动者的感觉”。[ 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12页、13页、122页。][10]
    这观点是有回声的。天津有个职业批评家,叫张莉,势头正劲。她就经常劝说自己,要“成为普通读者”。
    她不反对文学领域的学术研究,也不反对研究者对理论的学习与化用。但反对教条主义:
    假如专业读者赞美某部作品是基于它符合某种创作理论或创作理念,假如专业读者的文字必须长篇累牍让人读来云里雾里,假如专业读者总是刻板地像个机器人……那么,我为什么要做那个专业读者?
    她希望自己是一个“未受文学偏见腐蚀的读者”,自己写批评文字,是“以人的声音说话”。[ 张莉:《我为什么想成为“普通读者”》,《光明日报》2016年5月13日,第15版。][11]
    温儒敏直言,现下的文学研究有点陈陈相因,缺少活力。很多文学评论、文学史研究和理论研究,大都是“兜圈子”,在作家作品、批评家、文学史家这个圈子里打转,很少关注圈子之外普通读者的反应,只是个“内循环”。
    他觉得,所谓“理想读者”,并非专业评论家,而是普通的读者:
    在许多情况下,最能反映某个作家作品的实际效应的,还是普通读者。正是众多普通读者的反应,构成了真实的社会“文学生活”,这理所当然要进入文学研究的视野。[ 温儒敏:《提倡“文学生活”研究》,《人民日报》2016年8月30日,第14版。][12]
    汪曾祺很就在意普通人的意见。
    《听遛鸟人谈戏》,老爷子以招牌式的晃晃悠悠,表达了这么一层意思。
    他喜欢到北京玉渊潭公园散步,跟一群遛鸟人熟了,经常聚在一起胡聊海聊。有个老包,说京剧处境不大好,关键还是没好角儿:
    “你再有杨小楼,再有梅兰芳,再有金少山,试试!照样满!两块四?两块八也有人看!——我就看!卖了画眉也看!”
    对于遛鸟人来说,画眉是命。
    汪曾祺点评:“他说出了京剧不景气的原因:老成凋谢,后继无人。”
    要说这就可以打住了。但老爷子有意续上一句:“这与一部分戏曲理论家的意见不谋而合。”
    言下之意,似可理解为:有“老包”就够了,何必劳烦那些“专门家”。
    对老包的高见,“戴白边眼镜的中等个老头儿”不以为然。他觉得新生代的人都是外行,分辨不出好东西,“就是梅兰芳、杨小楼再活回来,你叫那边那几个念洋话的学生来听听,他也听不出好来。不懂!”他说的是正在公园里边晨读外语的学生。京剧陷入危机,跟这些学生没有听京剧的耳朵有关。
    汪曾祺禁不住又多说了一句:“这跟一些戏剧理论家的意见也很相似。”[ 汪曾祺:《听遛鸟人谈戏》,《说说唱唱》,北京:作家出版社,2016年版,第11页、12页。][13]
    这两句“补白”意味深长。
    我知道的是,现在的一些大会小会,一些大文章小文章,谈京剧危机、戏曲现状,遛鸟人的这两个观点,还在或先或后、或轻或重、或长或短地反复提及。
    二 心里住着个“小英子”
    1988年8月16日,汪曾祺写了一篇《认识到的和没有认识的自己》,开头是这么说的:“作家需要评论家。作家需要认识自己。‘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但是一个作家对自己为什么写,写了什么,怎么写的,往往不是那么自觉的。经过评论家的点破,才会更清楚。”[ 汪曾祺:《认识到的和没有认识的自己》,《人间草木》,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281页。][14]
    “画风”怎么变了?
    看来,汪曾祺对评论还是有期待的。
    别人怎么看他的,他也在乎。
    法国安妮·居里安女士打算翻译他的小说,跟他见面,谈了对他的小说的印象,“谈得很聪明”。特别是有一点,别的评论家没有提过,他自己也从来没有意识到。她说他的很多小说里都有水,比如《大淖记事》。《受戒》写水虽不多,但充满了水的感觉,“我想了想,真是这样”。[ 汪曾祺:《自报家门》,《后十年集(散文随笔卷)》,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168页。][15]
    这是高度吻合的。自己写时顺着思路走,没有那么多一二三四五、ABCDE,但有慧眼的评论家却看得清楚、明白、真切,几句话就给“点破”了。“想了想”,沉吟片刻,这么说还是头一回,有点儿愣住了。但得承认,所言极是,都在点子上。Wa!
    光说“好”是不过瘾的,关键是要“点穴”,说“好”也要说到点子上。
    1981年,凌宇撰文说,汪曾祺的句子,拆开来看,实在很平常,没有华美辞藻的堆砌,也没有格言的锻炼,“但合起来,却神气全出。一句句向前推移,意象一层层荡漾开去,构成形象鲜明神气凸现的意境”。[ 凌宇:《是诗?是画?——读汪曾祺的〈大淖记事〉》,《读书》,1981年11月,第45页。][16]
    这个说法,汪曾祺还是比较认可的,为文时引用,讲座时也要说一说。有时还加以引申,“我想谁的语言都是这样的,七宝楼台,拆下来不成片段。问题是怎样‘放在一起’”。
    笔下有水意,拆开平淡合拢有神气,汪曾祺中意的是这种类型的评价。这跟他矢志追求的诗意、明快、淡远风格大体是一致的。往远了看,这跟中华先民的思维方式也是接榫的。
    莫砺锋说,中华先民崇尚一种“观物取象、立象尽意”的思路,擅长于借助具体的形象来把握事物的抽象意义。与西方文化相比,中华先民往往不是站在所究事物之外作理智的研究,而是投身于事物之中进行感性体验。[ 莫砺锋:《唐诗与宋词》,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9页。][17]
    这般认识世界的方式,曾经潜入中国人的意识深处。
    可惜,“西学东渐”,生生把这个传统抛了。
    “士大夫”汪曾祺念念不忘。
    无奈供应不足。好不容易遇见了,就不肯放手,而是“吃尽榨干”。
    一想起那些惯于操持坚硬、苦涩学术话语的评论家,他就唠叨个不停,一肚子的牢骚。
    《林斤澜!哈哈哈哈……》,专门写给老友的散文。结尾处,他说林斤澜很关心青年作家的成长,不仅“对他们的作品几乎一篇不落地都看了”,更了不起的是,其中还包括“一些评论家的不断花样翻新,用一种不中不西稀里古怪的语言所写的论文”。
    在他看来,这是大能耐,“能用这种古怪语言和他们对话这一点,他比我强得多”。[ 汪曾祺:《林斤澜!哈哈哈哈……》,《后十年集(散文随笔卷)》,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735页。][18]
    多少有点“妖魔化”评论的感觉。
    要说,评论这个活儿真不好干。
    余光中写有《批评家》:
    他们说批评家是理发师:
    他把多余的剪光,
    然后把余下的加以整理,
    用香膏沐得闪亮。
    在奥古斯都和盛唐的时代,
    那情形应该是这样;
    但如果进店的多半是秃子,
    我同情理发这一行。[ 李少君、陈卫主编:《台湾现代诗选》,北京:现代出版社,2017年版,第142页、143页。][19]
    没办法,更多时候,“秃子”当道。理发的只能“执刀四顾心茫然”,倚仗想象,聊以自慰。
    成见也罢,偏见也罢,对趣味不合拍的,汪曾祺一以贯之,不饶恕。
    《林斤澜!哈哈哈哈……》发表于1997年第二期的《时代文学》杂志。当年5月16日,他离世了。
    生前最后一篇文字,是写于5月8日凌晨的《铁凝印象》。文中提及铁凝拿着他在石家庄写的大字对联给父亲铁扬看,这位画家说了两个字:“不凡。”
    “我很喜欢这个高度概括,无可再简的评语。”[ 汪曾祺:《铁凝印象》,《后十年集(散文随笔卷)》,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750页、751页。][20]汪曾祺说。
    话不必复杂不必多,精确、明快足矣。
    汪曾祺顺手把这两个字回赠给了铁扬,也回赠给了铁凝。
    他似乎始终沉浸在小明海、小英子的世界里,直至生命行将落幕之时。
    三 “祥子和虎妞结婚,我还随了份子”
    汪曾祺单写过一篇散文,题就是《老舍先生》。
    他们是有过接触的,尽管老舍是上级,汪曾祺还是小青年,但并不见隔阂:“我在市文联几年,始终感到领导我们的是一位作家。他和我们的关系是前辈与后辈的关系,不是上下级关系。”他赞赏老舍这样的“作家领导”,以好的作风给一个单位营造出好的氛围,大家平等相处,开诚布公,说话少顾虑,书生气、书卷气得到悉心呵护,“他的这种领导风格,正是我们今天很多文化单位的领导所缺少的”。[ 汪曾祺:《汪曾祺散文》,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9页。][21]
    这是写于1984年3月20日的文字。
    1986年6月22日,汪曾祺写了小说《八月骄阳》,写的还是老舍。——或许,一篇文字无以表达他对这位前辈的敬意。
    孙郁说:“他其实更能意识到老舍传统的价值,那是平民的世界,我们可以在此聆听世界最本原的声音。在此,老舍给他的暗示,真的是多而又多。”甚至断言:“在一定层面上讲,老舍对他的亲切,可能不亚于沈从文。”[ 孙郁:《革命时代的士大夫:汪曾祺闲录》,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127页。][22]
    且看《八月骄阳》中的一段人物对话:
    张百顺问:“老舍是谁?”
    刘宝利:“老舍您都不知道?瞧过《驼骆祥子》没有?”
    “匣子里听过。好!是写拉洋车的。祥子,我认识。——‘骆驼祥子’嘛!”
    “您认识?不能吧!这是把好些拉洋车的搁一块堆儿,抟巴抟巴,捏出来的。”
    “唔!不对!祥子,拉车的谁不知道!他和虎妞结婚,我还随了份子。”
    “您八成是做梦了吧?”
    “做梦?——许是。岁数大了,真事、梦景,常往一块掺和。”(楷体)[ 汪曾祺:《八月骄阳》,《汪曾祺小说全编(下)》,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765页。][23]
    是不是洋溢着《茶馆》的味道?
    老舍的文字,水准几何?这段对话已经定性了。——当艺术与现实已经没有界线了,不经意间就“一块掺和”了,搅拌在一起了,才是真正的“深入人心”。
    梁启超喜欢给家人写信,一大摞,多是絮叨之言。1912年11月1日,他给女儿梁思顺写信,告知自己在北京湖广会馆有个宴请,来的人有政界、报界、军界、警界和商界的,甚至还来了十几个和尚,“内中有一和尚,汝叔谓为酷似鲁智深,吾不知汝叔几时曾见智深也”。[ 梁启超:《梁启超家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4页。][24]
    把一个人物塑造到这个份上,施耐庵的笔力不用多说了。
    要我看,这也属于评论范畴,而且居上等。
    好的评论文字,在评论,亮观点,辨真伪,又没有“评论腔”。
    1860年1月29日,安东·契科夫诞生,“他写作就好像什么也没说一样。他诉说了一切。”[25][ 爱德华多·加莱亚诺:《时日之子》,北京:作家出版社,2015年版,第20页。]这个对契科夫无上的评价,出自乌拉圭作家爱德华多·加莱亚诺。
    《西窗雨》,汪曾祺直言不喜欢托尔斯泰,也不喜欢陀思妥耶夫斯基,但对契科夫是颇为欣赏的:喜欢契科夫的松散自由、随便、起止自在的文体,喜欢契科夫对生活痛苦的思索和一片温情,“我认为契科夫是一个真正的现代作家。从契诃夫后,俄罗斯文学才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汪曾祺:《西窗雨》,《后十年集(散文随笔卷)》,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428页。][26]
    这是在谈印象,在鉴赏。汪曾祺心目中的评论家首要的,就是个鉴赏家。先要投入感情,其次才是道理,评论要跟鉴赏结合起来,行文得讲究个活泼生动,得有点文学语言,得要有点幽默感,反感从理论到理论,干巴巴的,“评论文章应该也是一篇很好的散文”。
    他写有一篇《花溅泪》,不算长,容我全文照录:
    我很少看报纸而流泪,但读了《爱是一束花》,我的眼睛湿了。
    我眼前影影绰绰看到一个四十二岁的中国的中年妇女的影子,一个平常的、善良而美丽的灵魂。她忍让宽容地对待生活,从不抱怨,从不倾诉。但是多么让人不平啊:摆不出做女孩的娇羞,扮不出当女工的美丽,为住房奔走了十几年,没有过做女人的恬静和迷人……命运不曾让她舒舒心心地做一回女人,就剥夺了她做一个完整的女人的机会,——她得了乳腺癌,就要动手术。这种悲痛只有做女人的才能感受得到。这太不公平!
    姐儿仨的姊妹之情是很感人的。妹没有号啕大哭,姐和小妹也没有泣不成声,倒是姐给妹唱了一支歌,“七个调唱走了六个半”,妹破涕为笑了。
    姐把妹送进手术室,在冰天雪地中为妹买了一束妹从来没有接受过的鲜花,踏着积雪归来。
    我不知道车军是谁,似乎不是个作家,这篇文章也并没有当一个文学作品来写,只是随笔写去,然而至情流露,自然成文。
    作者似乎没有考虑怎样结构,然而这种朴素自然的结构是最好的结构。
    结尾也极好:
    “我呢,则和小妹互相依偎着,静静地,等着你醒来。”
    这是真实的、美的。
    读了这样的散文(应该是一篇散文了),会使人恺悌之情,油然而生。
    谢谢你,车军![ 汪曾祺:《花溅泪》,《后十年集(散文随笔卷)》,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743页、744页。][27]
    是散文,当然也是评论。读了最想做的一件事是,把《爱是一束花》找来看看。
    四 “报刊上的评论充满热情”
    《京剧杞言——兼论荒诞喜剧〈歌代啸〉》,汪曾祺写道:
    我对上海昆曲剧团的同志始终保持最高的敬意。他们的戏总是那样精致,那样讲究,那样美!但是听说卖不了多少票。像梁谷音那样的天才演员的戏会没有多少人看,想起来真是叫人气闷。有些新编的或整理的戏是很不错的,但是“尽内行不尽外行”,报刊上的评论充满热情,剧场里面‘小猫三只四只’。无可奈何。[ 汪曾祺:《京剧杞言——兼论荒诞喜剧〈歌代啸〉》,《说说唱唱》,北京:作家出版社,2016年版,第109页、110页。][28]
    为何这么惨淡,报刊上的评论还充满热情?这至今都是个问题。
    这涉及“雅”与“俗”、“叫好”与“叫座”的陈旧话题。
    所谓“雅”,往往是小圈子自斟自酌、自产自销,自我把玩,其他人等不可亵玩。部分报刊好的就是这个调子,于是热情四溢地评说、喊叫,来不及搭理票房、上座率等凡俗琐事。
    也有可能,确实是好,不得不叫几声好,但老百姓就是不给面儿,纷纷用脚投票,生生造就一个“叫好不叫座”,让人失落而无助,“报刊上的评论充满热情”,多少显得尴尬,新添了一块有违“民意”的疤痕。
    还有可能原本就不值得叫好,依照基本逻辑,自然就无法叫座,但为了某种需要,霸王硬上弓,齐声欢呼,产生的热情都是伪热情,进一步还可以细分为资本热情、人情热情、获奖热情等等。
    新时代,新气象。原本就不值得叫好,依照基本逻辑也是无法叫座的,但这个逻辑是可以绕开的,新的逻辑链条是可以再造的。这就是“粉丝经济”的威力。
    不关乎品格高下,不关乎质量优劣,更不关乎报刊上的评论热情与否,只关乎作为“粉丝”的款款深情与浓浓爱意。
    这时的剧院或影院,别说三只四只,“小猫”一只也见不着,只有荷尔蒙和力比多在奔袭、在鼓噪。
    作者简介:王国平,江西九江人,供职于光明日报文艺部。著有报告文学《一枚铺路的石子》、人物传记合集《纵使负累也轻盈——文化长者谈人生》、散文随笔集《汪曾祺的味道》等。曾获第五届徐迟报告文学奖、2011年全国报纸副刊作品年赛银奖、第四届中国报人散文奖等。
    注释:
    [1] 汪曾祺:《书到用时》,《后十年集(散文随笔卷)》,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706页。
    [2] 汪曾祺:《汪曾祺书信集》,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224页。
    [3] 汪曾祺:《林斤澜的矮凳桥》,载程绍国《林斤澜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页。
    [4] 汪曾祺:《美国家书》,载邓九平编:《汪曾祺全集》第8卷,第111页。
    [5] 同上,第128页。
    [6] 汪曾祺:《小说陈言》,《后十年集(散文随笔卷)》,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196页。
    [7] 伊凡·克里玛:《我的疯狂世纪》,广州:花城出版社,2014年版,第215页。
    [8] 汪曾祺:《七十书怀》,《后十年集(散文随笔卷)》,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242页、243页。
    [9] 汪曾祺:《文集自序》,《后十年集(散文随笔卷)》,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612页。
    [10] 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12页、13页、122页。
    [11] 张莉:《我为什么想成为“普通读者”》,《光明日报》2016年5月13日,第15版。
    [12] 温儒敏:《提倡“文学生活”研究》,《人民日报》2016年8月30日,第14版。
    [13] 汪曾祺:《听遛鸟人谈戏》,《说说唱唱》,北京:作家出版社,2016年版,第11页、12页。
    [14] 汪曾祺:《认识到的和没有认识的自己》,《人间草木》,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281页。
    [15] 汪曾祺:《自报家门》,《后十年集(散文随笔卷)》,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168页。
    [16] 凌宇:《是诗?是画?——读汪曾祺的〈大淖记事〉》,《读书》,1981年11月,第45页。
    [17] 莫砺锋:《唐诗与宋词》,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9页。
    [18] 汪曾祺:《林斤澜!哈哈哈哈……》,《后十年集(散文随笔卷)》,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735页。
    [19] 李少君、陈卫主编:《台湾现代诗选》,北京:现代出版社,2017年版,第142页、143页。
    [20] 汪曾祺:《铁凝印象》,《后十年集(散文随笔卷)》,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750页、751页。
    [21] 汪曾祺:《汪曾祺散文》,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9页。
    [22] 孙郁:《革命时代的士大夫:汪曾祺闲录》,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127页。
    [23] 汪曾祺:《八月骄阳》,《汪曾祺小说全编(下)》,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765页。
    [24] 梁启超:《梁启超家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4页。
    [25] 爱德华多·加莱亚诺:《时日之子》,北京:作家出版社,2015年版,第20页。
    [26] 汪曾祺:《西窗雨》,《后十年集(散文随笔卷)》,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428页。
    [27] 汪曾祺:《花溅泪》,《后十年集(散文随笔卷)》,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743页、744页。
    [28] 汪曾祺:《京剧杞言——兼论荒诞喜剧〈歌代啸〉》,《说说唱唱》,北京:作家出版社,2016年版,第109页、1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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