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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轻重格（即抑扬格）的要求，每步第一音节为轻读，如此处Fair（美）一字均应轻读。但从内容看，真、善、美三字同样重要，所以考尔曼诵读时把Fair也作重读，与kind、true（善、真）的分量相等。他这样从内容出发的诵读处理，随时可听见。
莎翁十四行诗的韵式为“abab cdcd efef gg”。在用韵时，莎翁常用“视韵”（sight-rhyme），即从字面上看去像押韵而读起来不押韵。如第117首中有love（爱）和prove（证明）二字作为押韵字，除开头的辅音字母不同外，后面都是ove，看上去像是押韵的，但读起来，前者是[l?v]，后者是[pru:v]，并不押韵。这一类例子很多。考尔曼读时都按字的本音读，并不迁就莎翁而改变字的读音。也有个别例外，如第51首中莎翁把wind（风）和find（求得）相押，这也是“视韵”：因前者应读[wind]，后者则应读[faind]。考尔曼把wind读成[waind]以与find在听觉上也押韵。这种处理出现两次，是绝无仅有的。
考尔曼诵读的一个特点是流畅。想来他对莎翁十四行诗极为熟悉，烂熟于心，所以读来举重若轻，仿佛轻车熟路，毫不费力，但觉抑扬顿挫，急缓疾徐，得心应口，潇洒自如。每一首十四行诗诵读的时间在40秒至50秒之间，从不超过1分钟。这种速度可谓快慢适度，恰到好处。他诵读时注重“文气贯通”，如并不一定在每行末有韵脚处停顿或小停顿，而是顺着语气，或顺流而下，或跳跃前进。他对rhyme（韵）的表达并不作“人为”的强调，这样，韵脚在诵读中便成为一种自然的蕴藏。另外，凡诗行中出现caesura（根据意思而作的主要停顿）时，考尔曼都作停顿处理。由于诵读流畅，所以字与字之间时时有liaison（连读）出现。若字末是辅音而下一字首是元音，“连读”就明显地出现。如第119首的mine[main]（我的）eyes[aiz]（眼睛）就连读成['mai'naiz]；第126首的Her[h?:]（她的）audit['?:dit]（账目）就连读成[h?:'r?:dit]。这样的例子甚多。这种处理使听者感到如江水流泻，舒畅自如。
考尔曼诵读的另一重要特点是适度的感情色彩。莎翁十四行诗歌颂真善美，抨击假恶丑，以友谊和爱情为主题，交织着爱和恨，欢乐与忧愁，和谐与冲突，焦虑与安宁……包含着深邃的哲学意蕴。考尔曼的诵读摒弃了他自己的“个人表现”，完全沉入诗的文本中。他注意掌握“古典的抑制”（classical restraint），不放纵自己的感情。但又根据内容的需要而流露诗本身所蕴蓄的感情波澜。如第66首，莎翁抨击社会的不公正，用11行揭露人世的丑恶与黑暗，连用10个连接词and以加强抨击的力度。考尔曼读这些诗行时语气愤慨，感情强烈，层浪迭起，势如破竹。读到最后两行（译文：“对这些都倦了，我要离开这人间，只是，我死了，要使我爱人孤单。”）时，节奏变慢，情绪忧郁、沮丧，把听者带入无限怅惘的意境。而这一切又都是有节制地进行的，形成一种高雅典丽、完整的诵读艺术。
这种诵读，是一种再创造。诗歌，例如莎翁十四行诗，应该说是由作者、诵读者（朗诵者）、阅读者、聆听者共同完成的艺术创造。
罗纳尔德·考尔曼（1891—1958）是著名的英国演员。他主演的电影，根据狄更斯小说改编的《双城记》（1935年出品）给我深刻的印象。他在影片中饰演为朋友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锡德尼·卡登，他最后赴断头台刑场时安慰一个一同赴难的缝工少女，那说话的声音至今还响在我耳边。他主演的另一部影片，根据希尔顿小说改编的《桃源艳迹》（即《消失的地平线》，1937年出品），也使我至今不忘。他在影片中饰演一位英国外交官，由于偶然的机会来到中国西南边境一处名叫“香格里拉”的世外圣地。他与在这里遇到的一位女友对话，那嗓音也至今仍印在我的耳膜上。但，考尔曼给我印象最深的，而且只要我需要便可随时欣赏的，则是他的莎翁十四行诗的诵读。这是一种能使人心灵颤动、精神升华的诵读艺术。他使我参与了这些诗的创造，我由衷地感谢他。自然，我更要感谢老友方平的珍贵馈赠。（《莎士比亚十四行诗》（英汉对照），屠岸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2年3月第一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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