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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精神自救


    晓苏中篇小说《父亲的相好》,《钟山》2017年第3期
    晓苏新作《父亲的相好》讲述的是这样一个故事:一个英俊痴情的男人和一个美丽动人的女人各有家庭,却相爱到老。更不寻常的是,这个故事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的农村,这个男人是“我”的父亲,“我”的家庭终究和平接受了父亲和相好的事实。
    小说叙述者“我”的心理是复杂的、多变的。小说开头写到,年轻时的父亲高大、会投篮,让小时候的“我”非常崇拜,而现在的“我”揣摩当年的相好李采,通过今天的“我”这个成熟女性的感受,表现父亲的迷人及与李采与之相好的原因。这个开头篇幅很短,却实现了三种身份的切换,极为迅速、自然地容纳了“我”的年龄、阅历和心理上漫长、巨大的变化。再如,对于父亲与李采的故事,“我”虽然是道听途说,但是作为女儿,“我”的心理和语言、行为方式也经历了一个从羞耻、逃避、反抗到同情、平静、坦然的过程,所以这种叙述又显得合理。这一方面与“我”和周围人的斗争、对家庭生活、生育孩子乃至更为复杂的亲身经历有一定关系;另一方面,整个时代语境、伦理环境以及两性关系的剧变下,“我”思想感情上也会自然而然发生变化。再如,“我”与李采几次见面,“我”对李采的情感不断发生着变化,对父母及李采三者关系的认识也因之变化。
    对故事情节的选裁与心理状态的择取,都必须围绕人物形象发生。要塑造足够丰富、多元的人物形象,并获得读者普遍的共鸣与思考,就需要建构足够开放、多元的心理空间。《父亲的相好》的叙述者“我”承担了这个重要的艺术使命,就人物关系而言,小说至少包括儿童世界与成人世界、天然的道德追求与本能的情感追求等多重矛盾,“我”面对这些矛盾时常常没有坚定且分明的立场,而是对父亲、母亲、李采乃至村人都是报以朴素的信任。所以,当母亲发现父亲珍藏着李采的毛衣而泪流满面时,“我”是同情母亲的,但也没有见出“我”对父亲和李采的痛恨;当母亲“刮风似地”冲向李采一顿暴打,对于那个激烈的场景以及父亲、母亲和李采,“我”的叙述也毫无情感倾向。这种隐没的书写,重合了幼年不懂事的“我”和现在平静淡然的“我”的两种身份,与处于人物关系和事件中心的父亲、母亲、李采的心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小说也面临着突破读者阅读心理的难题:女儿是否真的可以不避世人地讲述自己父亲的隐私?而且这种隐私还关系到身体、情感和伦理。对此,小说开端,晓苏借“我”之口,坦言作为女儿“本不应该这么口无遮拦地谈论自己父亲的风流韵事,而且多少也有点难以启齿”,但是现在“已人过中年,人间的事情,我看多了,也看穿了,也看淡了”,所以“也没有脾气了,心情十分淡然”,甚至“还常常一个人回忆他们的往事,并生出许多的人生感慨”。如果这段自述并不能引起读者的注意,那么,困惑就不会解除,对小说人生意义的理解也会被遮蔽。
    耐人寻味的是,“我”对于“人间的事情”如何看多、看穿、看淡的,小说全部隐去了,只字未提,而“我”经历的时代、“人间的事情”究竟该如何去认识,也成为了“我”留给读者的自由空间。总归来说,这也表明不平衡、不圆满、不纯粹是人生中常见的关系形态。因此,母亲的旧病不再发作,李采对生活始终保有热情,“我”变成了一个宽容淡泊的人,儿子如此快乐开朗,都与父亲有很大关系。小说最后,一家人共享天伦并接受这位“相好”,父亲实际已成为“我”精神自救的教科书:“在不平的生活境遇里,不要那么急于求成地去反抗、去申诉,努力让自己平静地先退一步,多一些忍耐、承受和等待,不要灰心,保持温和而恒久的信念,包容困苦、遗憾、伤害和怨恨,生活终会厚待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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