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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变中的传统


    周荣池是里下河文学作家群中年轻一代的代表,近期连续推出长篇散文《村庄的真相》与长篇小说《李光荣下乡记》,显示出旺盛的创作生命力。如果说《村庄的真相》反思与批判了乡土在城市化进程中付出的心灵代价,那么长篇小说《李光荣下乡记》则偏重于发掘裂变中的传统,以此揭示在当下社会变迁中,乡土传统的独特价值。
    这部小说虽然以一个挂职干部的视角展开故事,涉及到乡村政治权力,但它更像是一部乡土小说与成长小说的结合体。就其乡土性而言,小说将主要场景置于“回民乡”这一特殊的叙事场域,而将乡土、时代、政治乃至宗教情怀融于其中,形成一种独特的小说“意象”:岛。它首先是一种空间形态,在汉族大范围的聚居环境下,其中的一个回民村落就像一座岛屿,与周边的汉族环境保持着一定的文化距离。另一方面,从更大的范围看,包含回民乡在内的整个乡村,虽然在面积上远远超过了城市,但是在一体化的时代进程中,并不是“农村包围城市”,而是恰恰相反,城市的人格、思维、行动、生存模式,已经渗透于乡土的各个方面。因此,以李光荣为代表的新一代的年轻干部,他们就是要发掘传统乡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重要作用,以此进行“文化扶贫”,所谓从乡土中来回到乡土中去,用建立在传统基础上的现代意识重新打量乡土文化,以此进行修复。李光荣所下之“乡”暗含了作者心中理想与现实交织的复杂的情结,它是我们心中的文化故土,是诗意栖居之所向,同时也是一座具有典型意义的、介于出世与入世之间的文化岛屿。
    考察这座岛屿的内部形态,我们首先看到了自成一体的回民文化系统,虽然小说隐藏了遥远的“文革”背景,但是小说中的老一辈的干部如薛支书乃至普通群众如二歪子、小和子等,他们身上依然存在后“文革”时代乡村政治权力的影子。然而,回民乡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的宗教文化已经成为一种非常强大的约束力量,这与我们看到的礼崩乐坏的挽歌式的乡土小说截然不同,周荣池没有将历史与当下,乡土与城市进行二元对立,它迥异于中国当代乡土叙事中的批判模式,与此相对的是,这部小说充满了一种积极向善的道德、教化的力量,它不是在回望与批判中前进,而是与乡土现实同步前行。即便在对儒商谢林生、企业家陈佑欣、“跑鲜”新农民王俊的刻画中,我们依然感到一种迎面而来的“古风”。周荣池没有像很多作家那样将新闻的碎片进行拼接并加以文学化,而是拉开了与普通读者看待社会问题的差异,小说的现实特征因为远离了我们一般对于现实的看法,而彰显出一种纯粹性。特别是薛阿訇对二歪子的感化,看似离我们很遥远,那是因为我们思维的触角还处于这座岛屿之外,但是,我们却无比认同这种精神的强大力量,即便到最后二歪子死于梦中,依然让我们感到一种巨大的、充满善意的温暖力量。
    由此,我或许可以把李光荣下乡进行文化扶贫,看做是在一体化时代背景下,建立与传统乡土文化历史性联络的一次努力。作者在建构小说空间的同时,也在向历史、文化的纵深上开掘,这是一次历史接续行为,也是对当下的深刻反思。在许多作家对乡土文化进行知识分子式的纠偏与批判的同时,我们还必须警惕那种二元对立的、漂浮无根的乡土写作。必须看到,乡土文化中固守的道德、伦理规范、思维和生活方式,在很长的历史阶段并无根本的改变。虽然时至今日,原有的乡村秩序和文化伦理不可避免地经历着时代的裂变,从传统中滋生着新的文化要素。那么,我们在展现乡村巨变的同时,也应关注传统乡土文化中纯良而稳定的面向。由此而言,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作者在小说结构上为何采用了一种类似《史记》中列传的做法,《史记》索隐说:“列传者,谓列叙人臣事迹,令可传于后世。”文学即人学,作者采用立传的方式,将回民乡的诸位代表人物(类似于所谓的“乡贤”)的前世今生,工笔画般细细描摹,如终身传教的薛元中、桃李满天下的老夫子钱白平、捐资助学的儒商谢生林、商海拼搏的企业家陈佑欣、“跑鲜”新农民王俊等人,乃至钩微掘隐,兼及其余,一部当代里下河村庄史由此而生。作者没有沿着人物行动的线性逻辑发展,而是采用了章节并排的方式,将主人公李光荣下乡一年中的所见、所闻、所感,穿插于人物列传之中,从而完整地记录下来,以此展现出古朴幽雅而又朝气蓬勃的新乡土画卷。正是因为小说接续了历史与传统,我们才看到了现代乡民真实的精神世界,以及规范乡村伦理秩序的新出路。
    需要指出的是,之所以我把“成长性”作为这部小说的另一特征,正是基于小说展示了一位在城市中长大、具有现代意识的年轻干部,回归传统的乡土文化而逐步成长的过程。与其说李光荣是一位年轻干部,不如说是投入乡土怀抱中再次体会母亲般温暖的稚子。他从乡土文化中汲取个性成长的力量,并发现新的人生价值,从犹疑、批判到以实际行动研究民间文化,再到深及古村的精神世界,小说人物从正反两面丰富了乡土的“现代性”。
    其实这种个人成长史,同时也是乡村的变迁史,李光荣与回民乡形成了一种共生的结构关系,他既是见证者、发现者,也是历史的注解者。他就像里下河乡土历史中的一株稻穗、一粒尘埃,从中,我们也看到了作者低姿态的叙述立场。周荣池在自己的创作中自觉摒弃了高高在上的启蒙者姿态,而是始终坚持民间的书写立场,他的写作始终保持着与故土乡民天然的血缘关系,将情感与精神的根须深扎于里下河广袤的土地,并以知识分子的现代视野加以考量。从这部长篇小说中,我们既看到了当下乡土世界的原生态,同时也看到了中国新的乡村伦理重建的希望和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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