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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必须杀死自己,作为独立的个体思考


    美国女作家哈珀·李,凭借《杀死一只知更鸟》创造了多米诺式的传奇:先是获得普利策奖,后是改编为电影,摘得三项奥斯卡奖。这样两个华丽转身,成就了一部美国当代文学的正典。同时,她又是一个急流勇退者、一个离群索居的文学隐士:始终拒绝采访,宣称不会再写第二本书。直到2015年,小说《守望之心》在美国面世,成为时隔半个世纪后的完美回响。2017年,在女作家逝世一周年之际,《守望之心》中文译本由译林出版社出版。
    作家的言行不一,说好封笔不写,为啥去世前一年,却突现一本《守望之心》?难道哈珀·李反悔了?抑或,她想呈现一种萨义德所言的“晚期风格”?恰恰相反,《守望之心》的写作其实早于《杀死一只知更鸟》,尽管前者看上去更像后者的“第二季”。当初,《守望之心》遭遇退稿,作家听取编辑建议后,拓展重述了故事中的童年片段(就像后补的特写镜头),才有了《杀死一只知更鸟》。哈珀·李和读者开了一个玩笑:她当然永远不会再写第二本书,因为第二本书就是《杀死一只知更鸟》。
    我更愿意用“木头”与“木耳”来形容二者的关系,《守望之心》是类似原木的“母本”,它决定了故事的单元构架和增殖模式。事实上,哈珀·李仍旧属于令人钦慕的“一本书作家”。两本书不过是同一故事的补述和续写、全景与特写——如果谓之故事的“推拉挪移”,或许更为贴切。正如《新手》和《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让人品尝到“原味卡佛”和“截肢卡佛”的不同风味。我们也要庆幸,有机会可将哈珀·李的两本书“对位”阅读,发现经典的动态化演绎。人物的成长,故事的生长,主题的深化,材料的取舍,所有这些差异,正是极好的创意写作教例。
    然而,有意味的是,两本书却有不同的视野。《杀死一只知更鸟》回到20世纪30年代,讲述了美国南部梅科姆县芬奇一家人的生活:小女孩与哥哥杰姆的成长,律师父亲阿迪克斯为黑人青年的辩护……它单纯以孩子视角,放弃了花里胡哨的复杂叙事,用细腻的情感教育,铺就了一本“致童真”的成长小说。以至于人们会琢磨它的成功畅销究竟源于什么?在我看来,小说给了读者一个理想人格,具有儿童文学般的动人真纯。哈珀·李或许晓得:简单有时是一种力度,纯粹是引人深入的目光。
    阿迪克斯就是小说的“光源所在”,作家巧妙糅合了父性和母性,使他的人格中和、完美、柔性且不动声色。如果你把小说当成亲子教育的经验谈,阿迪克斯就是家长的教科书:正直而不迂腐,包容而不放纵,热情且又深沉,幽默带着深刻。可以说,这个“光源”近乎是垂直投射,因而你竟找不到这位父亲的阴影。那种无以辩驳的人道主义光辉,具有撼人的力量。他替无罪黑人辩护,不惜与小镇居民发生冲突;当受到羞辱时,又是一副圣徒的隐忍宽恕。难怪,女儿琼·露易斯会迷恋父亲,把他视为自己行动的尺度、良心的准则。然而,这也恰恰是这种童话般的魅影所在,它往往回避了人格生成的动力、种族观念的建构、人性交战的博弈等基底问题。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