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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雷区,反腐小说的逆袭(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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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家“踩着钢丝”进行创作
    “在写作过程中,我的内心总是很挣扎,就怕出问题。”周大新坦言,中国作家大都不愿意写这类小说,一方面是不想介入政治太深,另一方面,人性的复杂程度不好表现,以及还有很多无形中的约束。《曲终人在》就是在如此纠结的状态下写成的,即使完稿后,周大新心里依然没底儿。《人民文学》杂志主编施战军安慰他:“为什么不可以发?实际生活中已经抓了这么多腐败官员,难道文学不能表现吗?”《曲终人在》一书出版后,周大新非常紧张,怕有负面反应,他在一段时间内都盯着各路网站——还好,都是正面反应。
    “写作过程中,我一直有一个担心,怕别人对号入座,当然不怕谷俊山这样的原型对号入座,他进去了,想打击报复也没可能了。”陶纯说,他是担心身边熟悉的人、曾经认识的人,尤其是一些领导从中照见自己的影子。“但好在我笔下的一些负面内容,在全军普遍存在,大家都心照不宣,见怪不怪。”陶纯说,最后他把碎片化的东西、星星点点的细节,捏合、塑造成另外的样子,让别人觉得不是自己。为了防止有人对号入座,陶纯还有意做了一些处理,比如作品中故事的主要发生地——A基地的建制是个军级单位,下面有师、旅、团。像这样的编制,全军是没有的,一般集团军下面才有师、旅、团建制。
    对作家们而言,反腐小说的写作还要把握好“度”。“军营中的人和社会上的人一样,都是复杂的,很难用一个‘好’字或‘坏’字来概括。”陶纯说,至于如何把握,主要看作家内心的出发点是什么,揭露丑恶,如果是希望国家好、军队好,就能把握得准,“我的化解方法很简单:把布小朋这个一号人物写好、处理好,让他身上的浩然正气贯穿到底,这部作品就不会有大麻烦。”
    “反腐小说其实不容易写好,除了题材敏感、雷区多、容易惹麻烦之外,还有一个就是它纪实色彩浓,搞不好就削弱了小说的艺术性。”陶纯总结说,这也是很多作家为什么不想触及这个题材的原因。
    周大新、陶纯的冒险写作,几乎立刻获得了业内的首肯。“大环境的改变,为反腐小说提供了叙述上的安全感,提供了更大的可能空间,使这类题材开始向严肃的深度去开采和挖掘。”文学评论家李建军如此说道。
    总装备部创作室作家西元说,军队腐败问题大家不是看不到,也不是不明白其中的道理,可是不知能不能写、怎么写,久而久之,选择性回避就成了选择性遗忘,军旅文学创作在这里成了真空。“因此,一旦有作品闯进了这个领域,就会收到意想不到的反响。《一座营盘》把这些东西从人们的记忆当中统统打捞了出来,仅此一点,就足够触目惊心。”
    “不能指望一个小说家完完全全赤膊上阵,搞一部轰炸性的小说。如果是那样,还不如写报告文学,写新闻报道。”《人民文学》杂志主编施战军认为,反腐题材写作,不仅仅是直面社会,更多还要指向人类的处境、人类的未来,这才是真正优秀的文学作品。“《曲终人在》就有这种非常现代的想法,以往的反腐小说是没有过的。”施战军说。
    他进一步解释说,《曲终人在》中,事关一个高官形象的多边采访,从妻子开讲,儿子、姑妈、司机、保姆、前妻、继女、法师、官场同事、模特、总裁等等各有各的角度、倾向和口音,但每个讲述人在谈说“他者”之时更在诉说“自我”,合起来构成了荒诞绚烂的乱麻奇景。本应是给刚刚作古的省长立传用的材料,却成了调式不一的混声杂音,讲述人更在意的其实是自我的造像。施战军因此认为,“周大新的小说不能单纯地将之视为现实主义的小说,同时也是具有现代主义色彩的小说,有这种艺术探索的勇气,又敢直面当下生活,这样的作家应该对他致以敬意。”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