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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感的画卷——评长篇小说《佛耳山歌》


    《佛耳山歌》是梅里继《河戒》后推出的又一部长篇。在这部七十多万字的小说中,梅里全景式地描绘了当下乡村的社会现实,但这种全景并不是面面俱到,不是生活的陈列与堆叠,而是具有选择性,具有过滤性,因而是有特征的全景。其意义不在于全,而在于构筑起进入、了解、思考乡村的独特通道。如果《佛耳山歌》是一幅画卷,显然它不是平面的光滑的,而是起伏的有动感有波澜的。
    直面现实,正视矛盾
    矛盾与冲突是长篇小说不可缺少的要素。在《佛耳山歌》中,矛盾与冲突不只是为了叙事的需要,不是作者的有意设计,而是此岸世界的现实。与一些远离乡村写乡村的作家不同,梅里长期在基层工作,对乡村的变革、乡村存在的问题有着深入的了解,因而他的体会更有血肉性,是直接经验,不是隔空臆想。上访、失地、贫富分化,这不仅是佛耳峪的问题,梅里也不是第一个由此入手写乡村的作家,但因为经验的鲜活,因为其颇具匠心波澜起伏的处理方式,他让我们既看到没有遮拦没有掩饰的原生态生活,又透过这些生活,看到乡村的堤岸如何一步步崩塌毁损。《佛耳山歌》的现实,不只俗世生活,还包括精神世界。小说也由此拓展了内部空间。
    角色意义的混杂
    如果小说在叙事上绷得紧,不但人物累,读者也累。显然,梅里通晓其道,不是一味地紧锣密鼓急行军,而是把情感故事揉进矛盾中,小说有可读性,而人物性格也具有立体感。人物性格复杂固然重要——这点梅里处理得很到位,但更重要的是,作者赋予人物什么样的意义。换言,人物是否具有典型性。典型性已经被很多作家有意或无意抛弃,当然,意义也被一些作家鄙视。但我认为,这是避实就虚,是偷懒。因为塑造典型的人物很难,特别是在这个速度代替一切的世界,我们面对的更多是杂乱和无序。可喜的是,在《佛耳山歌》里,梅里塑造了一些既有文学意义,又有社会意义的人物,比如上访户郭有田。郭有田的问题,不仅是他一个人的问题,在今天的乡村,有许多像郭有田这样的失地又无收入来源的农民,郭有田的愤怒与怨恨也不仅是个人的,而是集体性群体性的。
    俗世视角与文化视角的糅合
    在小说中,人物的语言、行为、习惯、情感方式有着极为现实的逻辑,或为利益,或为情感,因为每个人性格不同,逻辑又有千差万别,虽然较为复杂,但总体上是从现实出发,观照、理解这个世界的。与此同时,人物的言行又遵从习俗或戒律,即把俗世与文化视角融为一体。作者写白玉佛,其实是为了从文化视角透视。从文化视角看,会发现那些人物的行为和心理都有一定边界。尺度或大或小,但都是有的。如沈万花的儿子宁肯偷了白玉庵上的瓦当,准备到城里卖,被郭有田等人发现,郭有田一下子蹦起来,说这是白玉庵的瓦当,你小子真是胆大包天。在郭有田心里,宁肯偷的是瓦当,毁的却是佛耳峪的未来。小说中这样的例子很多,说到白玉佛,人物就不再那么放肆。因为俗世视角和文化视角的糅合,《佛耳山歌》既是现实主义,又有着浪漫主义的光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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