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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的奇正之道


    刘勰借孙子兵法谈作文,曰:“观奇正。” 正,是遵循雅义、追随传统,奇是新奇,过度追求则易沦为诡谲怪异。俗皆爱奇,为了取悦于读者,就连史家尚且免不了“传闻而欲伟其事,录远而欲详其迹”,何况小说家。中国传统小说最重要的特质便是“奇”,唐称传奇,《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被冯梦龙称作“四大奇书”。上海作家金宇澄的《繁花》或可算一部奇书。《繁花》来得奇,搁笔多年的金宇澄,将积累了大半生的上海故事边写边贴在网上供读者欣赏,受到读者激励,增删损益,终以成书,大获成功。《繁花》写得也新奇,“荤素不避”的写法像《金瓶梅》,沪语对白似乎受苏白小说《海上花列传》的启发而来,城市的俚俗市井生活像出自“三言二拍”,繁花凋零、人生如梦的幻灭之感又像是《红楼梦》的流风遗韵。新小说沿着西式化的道路已经行进了一百多年,肖似传统小说的《繁花》的文体形态的确有些新奇。
    在张爱玲看来,中国传统小说早已在自发的现代转型中铩羽而归:“当时的新文艺,小说另起炉灶,已是它历史上的第二次中断了。第一次是发展到《红楼梦》是个高峰,而高峰成了断崖。但是一百年后倒居然又出了个《海上花》。《海上花》两次悄悄的自生自灭之后,有点什么东西死了。”死去的东西,按张爱玲所见,应该是传统小说中脱胎出的现代品格。传统小说的审美口味是“传奇化的情节,写实的细节”,而现代品格,则合当有贴近现实人生的写实性,摒弃传奇化的阅读口味;情节上,作家要有构思的巧妙,细节的精密,意境的深远。总之,现代品格发展到极致,小说应该同词、曲、戏一样,逐渐变为一种文人的案头读物,经历文人精心雅化改造之后,承袭绵延千载的文化旨趣。
    我们读《繁花》,很多时候只是做两件事,看风景和听故事。风景是上世纪60年代和90年代的上海风情,描摹得如张爱玲评《海上花列传》——“有旧诗的意境”和“造境的精妙”,金宇澄自称“闪耀的韵致”。人物说故事如说书先生,“尽量加噱”,语笑喧然中暗含机锋,上海女人的风流心眼,细密务实的“精神、骨气、心向、盘算”,上海人的矜持、精明、骄傲,上海城市的精气神、四十年的当代史甚至国族寓言和文化想象,通篇弥漫着上海的味道。它成功地以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方式,回应了中国最具现代色彩的城市——上海的想象焦虑与文学诉求,在当下中国城市文学的版图上画下浓重一笔。它处理了当下颇受作家偏爱的、同时又最考较作家把握人性深度和理解历史能力的时代。它细致入微地展示了几位不同阶层的上海人的命运,在历史的暴力面前,旧上海人的体面如何被摧毁,在新的金钱权势的秩序面前,新上海人又是如何梦想破灭。所以,如果说《繁花》继承了传统小说的某种“死去的东西”的话,那么它继承的应该是传统小说脱胎出现代品格的可能,一种以传统的意境和叙事方式表达现实、人生、人心的小说,一种“执正以驭奇”的小说之道。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