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宝玉已死”的时代申诉黛玉的任性权(2)
http://www.newdu.com 2024/11/29 08:11:39 中国作家网 邵燕君 参加讨论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能够接下文珍的申诉，这样的人心里一定有一个没死透的林黛玉。我第一次被她说服是读《气味之城》，我认为它是文珍迄今为止最自我的、最饱满的、最有说服力的小说。小说从男主人公的角度切入，因此女主人公的“闹腾”显得越发不招人待见，好好的日子、好好的老公，却突然不告而别，留下满屋的植物和一心爱她的男人。但抵触的同时，读者也不禁被女主人公散发出的强大魅力气息所席卷了——各种植物的奇异的香，各种美食的烟火的香，各种情致的迷人的香。这个林黛玉是玻璃心的，但更是玲珑剔透的，她的美妙是薛宝钗没有的。渐渐地，你的情感态度转向了女主人公一边，不是她不惜福，而是那个坐享其福的男人没有能力知情解意。渐渐地，你的神经也敏感起来了，切身感受到她的痛、她的渴、她的寂寞、她的干涸。于是，那个“闷”就不仅仅是形而上层面上的反抗常规，而是有了现实的肉身——一种充满灵性的爱得不到回应的苦闷。于是，小说也在一个最基础的层面上完成了申诉——至少是“文科女”对“理科男”的申诉。我们如今的情感世界是被“雍正帝”和“理科男”联合统治的，女人们伤心于“雍正帝”的薄情寡义，就容忍了郭靖式的“牛嚼牡丹”。文珍“任性”地告诉我们不行，就算这个时代养不起贾宝玉了，也不能随便拿薛蟠对付，还毫不羞愧地把一切不甘称为“作死”。 在《我们夜里在美术馆谈恋爱》中，文珍把“闷”提升到更高更广的精神层面。“闷”的背后不是只有青春荷尔蒙的躁动和“文青”对“庸常”的叛逆，而是一种被时代压抑封冻了的精神激情。小说把背景设置在上世纪80年代末，比“我”大9岁的男友清醒地选择犬儒主义似乎顺理成章。在他的“成熟”面前，“我”的一切热望都显得那么幼稚，一切背离“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之路的选择都显得那么的不靠谱。但最终，“我”无以反驳的“他”未能留住并没有理想方向的“我”，“我”就是要离开，哪怕不知道为什么。“基督说，信，望，爱，首先要信仰和希望。而我从小就在一个没有信仰的国度长大。因为没有信仰，所以也就无从希望与热爱。除此之外，我无法解释我的背井离乡。”在这里，文珍打通了个人情愫与时代心理之间的关系，那个无法自我言说的“作”，正显示了艰难寻找精神出路的努力。这是一篇有气象的小说，可惜的是，这里的时代勾连多少还有些概念化，没有像《气味之城》那样落实到细节里，这让我想起一个更年轻的学生告诉我：“老师，那些事我们听说过没见过，像鬼一样。” 世界上有两类作家，一类擅于写别人，一类擅于写自己。当然，伟大的作家都要用自己写别人，或用别人写自己。我希望文珍走后一条路，希望她用写别人练笔后，最终落回写自己——更丰富的自己，更辽阔的自己，更笃定任性的自己。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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