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真长篇小说《活着之上》:天问的回声(2)
http://www.newdu.com 2024/11/29 09:11:25 中国作家网 陈福民 参加讨论
知识分子的视角与关切 与《沧浪之水》曾在一定程度上被误指为“官场小说”不同，《活着之上》最值得注意的，是它不折不扣的知识分子视角与关切。任何一种精神质询和规范性要求，都有它相适应的人群。在阎真的理解中，他当然希望“芸芸众生”都能听见他的痛苦叩问，但在一个更为准确的层面上，他的痛苦、关切和忧愤是留给当代知识分子的。对此他有鲜明的立场和态度，蒙天舒之流自不必言，即便是聂致远的大师兄，《历史评论》副主编周一凡，最高等级项目的评委，品学兼优的大学者，拿沉甸甸的大红包不动声色之后，又掉入凡尘大叹买不起房的苦经，都能让我们体会到阎真公私分明的理想性期待。我想，几乎所有人都能够理解，甚至异口同声指出“这完全是环境所致”。这么说肯定没错，但阎真在《活着之上》的描写中，对于构成这一环境的诸种要素，如权力交易、行政化等等，都做了鞭辟入里的揭批，但他显然不想让这种揭批成为知识分子个人主体推卸自身担当的无限后门。尽管阎真基本没有让聂致远大谈阳明心学，但阳明心学的格物致知及知行合一观，在聂致远那里是从未曾动摇过的立身立人原则，他不允许自己一面伶牙俐齿圣人之言另一面随波逐流蝇营狗苟。我猜测，在阎真那里，最痛恨和鄙视的，可能就是那种一面痛骂体制另一面钻营体制的“伪人儒”。因此，聂致远不能苟且于“活着”的哲学，并且一个人在那个环境中担当起来了。这情形，让我想到亚伯拉罕为索多玛城求赦免时向耶和华提出的“十个义人”的伦理假设。无论西方还是东方，都不会蔑视这十个乃至一个“义人”存在的意义。 与《沧浪之水》相比，《活着之上》把“钱”——经济状况与人格关系的现代资本严重性提到了一个触目惊心的高度。小说中在最现实的层面直接提到钱与经济压迫的场面次数不胜枚举，从赵平平及其母施加于聂致远的购房压力，到聂致远推掉东北老板个人传记的纠结，从“克扣”女儿安安出生的购物清单，到参加老同学佟薇薇婚礼的随礼，从版面费到大红包，从韩佳的凯美瑞到凌子豪的雷克萨斯……阎真此次谈“钱”不厌其烦，这是非常值得玩味的有趣的现象。聂致远们是信奉孔学义利观的人，深通“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道理，但在当下现代生产关系对传统农业社会结构全方面摧毁的条件下，他已经不可能再学着琵琶女的口气重复那些诸如“商人重利轻离别”之类的抱怨了。如书中交代，聂致远可以“不食周粟”，但他女儿安安起码要有粟可食。这一点，是现代经济关系假借赵平平之手抵消聂致远君子观的杀手锏。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全面进入我们的生活体系中，因此，今天人们在谴责金钱对于人的品行的腐蚀压迫的同时，正视现实经济关系对于个人道德品格的真实含义，是特别必要的。 新世纪的当代“儒林外史” 《活着之上》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读作新世纪的当代“儒林外史”。阎真既对生产和压迫这些知识分子的社会环境提出了强烈控诉，对于人文社科领域的高度行政化弊端深恶痛绝，也对与自己同行的当代知识分子有严厉的批判。同时，他也使用“外史”的手法，对书中大小人物予以或辛辣或善意的针砭嘲讽。吴教授虽然开始曾盛气凌人对聂致远构成权威性压力，但在后来又能慨然答允为聂致远推荐论文，出人意表。在评正高职称时两方相持不下，聂致远意外收得“渔人之利”，失利的孟子云和肖忠祥，一个号啕一个昏倒，几与范进中举后的疯癫相媲美，于夸张中活画出当代儒林众生相之不堪。而蒙天舒这个人物又复杂有趣得多，作为一个“小人物”向上爬的典型，除了觍颜、投机之外，他去外地参加学术会，竟越俎代庖自愿充当会务组接待成员，借此靠拢学术大佬，诸般行径既令人齿冷也令人喷饭，在如愿坐上副院长“宝座”后既暴肤浅虚荣，又能在遭受富豪同学凌子豪的鄙薄抢白时唾面自干。这个卑微而傲慢、可怜而可怕的性格，是阎真在本书中刻画得最为成功的人物之一。 《活着之上》对现代生活的理解、对当代知识分子精神状况的批判，都打上了鲜明强烈的个人烙印。作为一个观察者、写作者和批判者主体，阎真有着淌入血液、深入骨髓的中国古典思想精神来源。小说始于《红楼梦》亦终于《红楼梦》，但“红楼”中有关世界认知的那些哲学观念，如“色空”、“好了”等，聂致远并不感兴趣，他所感动和追慕的是曹侯于“绳床瓦灶”清贫寂苦中对《石头记》的“批阅十载增删五次”。关于这一点，阎真未必是要说服别人，但至少，他希望自己确信，精神上的丰富伟大的创造，隐约地与贫困相关。这里面似乎隐含着孟子“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这类信念。此外，小说中主要人物精神世界的关键词，多与气质、节操、风骨、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等中国古典文人的精神信仰有关。而西方知识分子那种对世界本体认知的狂热、对社会结构分析的痴迷等特性，在《活着之上》的知识分子那里基本没有痕迹。知识分子个体的道德精神自我完善、知行合一，对于阎真的知识分子观来说是首要功课。也正是这一点，让阎真与其他的知识分子批判性写作区分开来——他在进行严厉的社会批判时，一直警惕那种自我推卸、遗忘反思的外在化倾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