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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创作50年 进入写作中的澄明之境 黄蓓佳全新力作《叫一声老师》纪念父母致敬老师


    2022年是著名作家黄蓓佳从事文学创作的第50个年头。50年里,黄蓓佳带来了《我要做好孩子》《今天我是升旗手》等超级畅销书,也为读者奉献了《艾晚的水仙球》《童眸》《野蜂飞舞》《太平洋,大西洋》等诸多质地厚重的文学佳作。近日,黄蓓佳全新原创的儿童长篇小说《叫一声老师》由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小说以童真幽默的笔触,勾画出几位县城老师的苦乐人生,既展示了中国传统师道的底蕴和精髓,又将为人师者的日常风骨表现得真切感人。绵长久远的岁月、庄严有趣的灵魂、跌宕跳跃的文字、迷人又温馨的影像般的场景,一切一切,成就了这部童趣满满又韵味十足的长篇小说。
    《叫一声老师》是“黄蓓佳倾情小说系列”的第16部,该系列收入了《我要做好孩子》《今天我是升旗手》《亲亲我的妈妈》《童眸》《野蜂飞舞》等曾荣获 “五个一工程”奖、中国出版政府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的多部精品,部分作品被翻译成法文、英文、德文、俄文、日文、韩文等出版。
    作者访谈
    跨进儿童文学园地 
    进入一生写作中的澄明之境
    您创作《叫一声老师》这部小说的灵感来源是什么?能否为读者介绍下这部作品?
    黄蓓佳:自五六年前,我停止成人小说写作,两只脚都跨进了儿童文学园地,基本上以每年一本、每本10余万字的速度,缓慢而持续地进入到我一生写作中的澄明之境。这种随心所欲完全不受外力干扰的写作状态,好得不能再好。《叫一声老师》便是我在2021年的所得。
    该书与我前几年创作的《童眸》《野蜂飞舞》《太平洋,大西洋》都不同,前面几部对小读者的文学素养和知识储备有一定要求,年龄较小的孩子未必读得明白。而这一部,我有意将受众的年龄段扩大,二年级的“小不点儿”完全可以读下来,初、高中生一样可以读得津津有味。当然,成年人愿意读的话,更能够与书里的故事和人物共情,有更多的感触和感慨。无它,只因为我写的是我小学时代的老师们,是生活在上世纪60年代苏中县城里小知识分子的苦乐人生,是他们趣味横生又令人捧腹的点滴日常。绵长久远的岁月,庄严有趣的灵魂,迷人又温馨的影像般的场景,老师和学生在彼此生命里的陪伴和牵绊,这一切一切,我尽可能写得童趣满满而又韵味深长。
    该书的灵感来源,需要真实坦白的话,起因是我母亲的去世。我的父母都是老师。母亲一辈子当县中老师,当班主任,40年教书生涯,学生无数,晚年随我的弟弟定居深圳后,还有老学生千里迢迢去看望她,送她鲜花,请她吃饭。父亲自幼聪慧,却因家贫无钱去读大学,高中毕业后即留校任高中老师,也是那时候的“奇葩”事情。他后来当县文教局视导员,再当本地师范学校校长,最后在省教育科学研究所的领导岗位上退休。每次父亲回到故地,都要被他的老学生们前呼后拥,享尽尊崇。
    父亲2014年去世,母亲殁于2020年疫情之中,两位老人都算高寿。父母去世后,我一直想着要为他们写点什么。我已经写了很多作品,那么多的人、事、生活,也该写写自己的父母。但是,思来想去,又发现我的父母一生都当老师,全部的时间就是围着学生们打转,没有传奇,没有悲惨,更没有惊天动地,流水账式的记录未必有人想看。于是,我就想写本小说,写写我童年时代那些有趣的老师们,用小说纪念我的父母。
    生活原型提供“火花”
    给人物“打扮”关乎审美和动手能力
    小说是虚构的艺术,但是我们总忍不住想要把作者和书中主角对应。《叫一声老师》更是如此。一方面,该书采用了第一人称视角;另一方面,小曈的人物设定与您本人确实有很多相似之处。所以,书里的故事都是您小时候的故事吗?其中有多少虚构成分?
    黄蓓佳:书中小城的生活环境是真的,我读书的那个学校是存在的,温馨可爱书香氤氲的教师大院曾经也有,后来拆除了。每次提笔描写记忆中的过往,心里总有无尽的感伤,这是人生走向迟暮的毛病:念旧,伤怀,慨叹,痛恨过的一切都成了美好。
    总体来说,小说是虚构的艺术,我以往的大多数作品,虚构为多,有生活原型的少之又少。但是《叫一声老师》不一样,其中林林总总的人物,尤其是那几位特别有趣的老师,在我脑海里都有参照者。这里面有我父母的影子,有我童年时代的小学校长、语文老师、数学老师、音乐老师的影子。感谢他们,在我的生命里,留下了那么多浓墨重彩的记忆。我的成长过程中,关键时刻若没有几位老师的提点、鼓励,或无意识之中眼神动作的照拂,肯定不是我今天的样子。正因为如此,我要把该书献给我的父母,以及所有爱过我的,和我爱过的老师们。
    但是,小说毕竟是小说,不是纪实文学,会有很多夸张、渲染、描述、杂糅、编造的成分。写得好的小说,与人物原型一定要有距离,而且是相当的距离,甚至完全写反了也有可能。原型仅仅是提供让作家灵光一闪的火花,让作者脑子里有那么一个人远远地站着,接下来如何给人物“穿衣打扮”,那就是作者的事了,是关乎审美能力和动手能力的事。
    具体到我,我出身教师家庭,对老师们有一种格外亲近的感受,是贴心贴肤的那种亲近,所以我努力把喜欢的老师写得有趣,让他们个性鲜明、眉眼生动,是活生生地站立在我们之中的一个个“人”。我也希望读者们能够认可我的这一点小心思,能够喜欢我的喜欢。
    《叫一声老师》里讲了五个关于老师的故事,从中我们看到爱笑的慕老师、叉鱼高手万老师、美的化身爱老师、和“费马大定理”较劲儿的钱老师,以及小曈的那对有点儿迂腐又有点儿可爱的父母……该书的亮点之一,在于它表现了教师职业的两种身份:作为普通人,老师们也在经历着小人物的挣扎和沉浮;但当他们站上讲台,体现的是为人师者的坚韧和风骨。您是怎样理解教师这个职业的?书中描写的几位老师有您特别欣赏和喜爱的类型吗?
    黄蓓佳:在我们这个人口众多的国家,教师是一个非常大的群体。仅仅在我的家族里,我的父母、公公、叔叔、弟媳都是中学老师,我先生和弟弟当过大学老师,我自己高中毕业后也曾在小学校代过几个月课。童年和少年时代我自然是生活在教师大院里,成家生子后,整整15年时间,因为住着公公学校的房子,仍然是扎在教师群堆里,只不过大院改成了楼房而已。论对教师群体的认知,我觉得我应该算是到位的。在日常和工作中,他们经常会分裂为两种人格。在日常,他们既卑微又清高,格外较真又明察秋毫,常常专断独横(用管理学生的方法去管理生活)又慈爱温暖,目标高远,也容易怨天尤人。在职业生活中,他们坚定执着、一丝不苟、要强好胜,全部身心扑在教学事业中,爱学生胜过爱家人,把职业理念和荣誉、成就、尊严,看得至高无上。
    我的母亲,就是集这些矛盾人格之大成的一个人。正如我在小说的最后一章里写到的,她对于我们姐弟四个,管理得严苛又精细,原则性大于灵活性,可敬胜于可亲,以至于我们都认为她做老师比做母亲成功。
    书里描写的几位老师,都是我欣赏和喜爱的。作为职业,作家塑造人物没有亲疏之分,好人要写,坏人也要写,中性复杂的人物更要写。但是,如何写,带着什么样的情感写,会读书的,一眼分明,瞒不过去。
    在虚构与现实之间穿梭
    在作品中制造真实感
    读者反馈说,该书写得非常幽默。不少章节采用一种漫画般的手法,夸张地表现了老师们生活里的糗事、囧事,让人物显得生动鲜活。您写这些时,有参照对象吗?
    黄蓓佳:我写的时候,每个人物都有个原型的影子在眼前晃悠。但是成书后的人物,与我脑子里参照的那个形象,已经差之千里。
    例如,会叉鱼、教地理的万老师,写他的这一章时,我脑子里出现的是一个邻居。他教中学俄语,后来特殊时期俄语课停止。他无事可干,在院里养了一大笼鸽子,把全部精力和爱心投在那些漫天飞翔、四处拉屎的鸽子身上。邻居们其实都有怨言,但是知识分子们是不会直言无忌的,所有人对他的鸽子们都敬而远之。成年之后,我回想这位教书无门的老师,心里有很多理解和同情。爱老师,参照的形象是我的小学音乐老师,她漂亮、活泼、热情、爽朗,因为时代原因,她很年轻就被迫跟丈夫分开,独自抚养三个孩子。岁月和生活的重负从来不曾摧残她的活泼个性,某些方面她算是我小时候仰慕的人生坐标式的人物。当然,关于她和丈夫的团聚、她的天才孩子、她在生活中的可笑又慌张的窘相,都是为了把人物写得好玩才创作的。
    该书的讲述者小曈是一个教师家庭的子女,这个角色有天然的“视角优势”,杂糅了观察老师的多个角度。您在描写几位老师时,不仅讲述了他们在小曈童年时的故事,还交代了小曈长大之后,他们各自的命运。从创作角度说,相比于您多数作品的开放式结尾,为什么在这部作品里,要让小曈对几位老师有延绵多年的观察,从而产生有点儿“盖棺定论”意味的结尾?
    黄蓓佳:儿童文学中,写过去的生活选用第一人称视角,天然地有一种娓娓道来的亲切感,容易拉近时代与当下读者的距离,也方便读者在阅读时共情。“共情”很重要,有了它,作品才能打动人心,直抵灵魂。
    因为选择了这样的叙述方式,我干脆更进一步:在作品中制造真实感。如何制造?就要时不时地跳出作品营造的场景和氛围,一步拉回到现实之中,让读者环然四顾,感觉人物就他的身前身后,是真实存在的。这样写的好处是赋予人物完整性,让读者读到最后舒一口气,好像一顿饭终于吃到最后一口,抚一下肚子,身心满足。
    当然,这样的写作方法有点冒险。过去和现实之间,如何架桥跨沟,让这一步迈得毫不勉强,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不交代一下就跳不过去,这需要经验和手感。一旦处理不好,会适得其反,破坏作品的完整性。总之,为什么这么写而不那么写,要看作品下菜碟,顺其自然,水到渠成。
    一个作家所有的创作,都与童年有关
    您书中塑造了各种“大院”式的场景。例如,《漂来的狗儿》里的梧桐院、《野蜂飞舞》里的榴园、《太平洋,大西洋》里丹阳城外的大宅院……相对于《我要做好孩子》《童眸》《余宝的世界》里的“街巷”类场景,“大院”相对稳定平衡,能让我们看到人物的很多共同性。您觉得,童年对您现在的生活有怎样的影响?
    黄蓓佳:同住一个大院中的居民,阶层和收入基本处于同一水平线。写这种大院里的场景,其实写的是某个阶层的生活场景。比如我在《野蜂飞舞》里生造出一个“榴园”,是为了集中描写抗战中的高级知识分子。《太平洋,大西洋》选择一个江南大宅院做场景,也是为了方便关起门来写一个幼童音乐学校的故事。这种相对封闭的场景写作,省去了很多枝枝桠桠四处蔓生的情节,使得我可以更加全神贯注地写好“这一类人”。
    《叫一声老师》写的是苏中小县城里的中小学老师,场景特别简单,一共两个:作为生活区的教师大院,和作为工作区的一所全日制小学校。试想一下,如果“我”这个人物是嵌在街巷里,而不是沉潜在教师大院,那么主人公面对的世界、她眼中看到的喜乐悲伤,就要繁杂很多,变成了小城生活的鸡飞狗跳,她就不会全心全意地去观察“老师”群体,小说也成了一个普通孩子的小城成长史,就违背了我的写作意图。
    我的童年生活分割为两个世界,我在父母身边时,自始自终生活在教师大院,是《漂来的狗儿》《叫一声老师》里呈现的文学场景;我回到老家外婆身边过寒假暑假时,身处的是《童眸》“仁字巷”里的场景。两处场景基本上是两个世界,交错进入,给了我更多观察形形色色人物及互不相关的生活的机会。对于作家来说,每一段生活都是不可多得的经验,这样的经验是实实在在与自己成长历程血肉相连的,是铭刻在生命记忆之中的。一个作家所有的写作,都和自己的童年有关。生命里的所有挣扎,都是为了脱离出身和童年所赋予的桎梏。但是,写在生命密码里的东西哪能轻易消除?也由此,才带来了写作的神秘性、复杂性、悲剧性、冲动性。
    您近几年的创作对教育给予了很多关注。从《野蜂飞舞》里刻画的流亡时期的知识分子群像,到《太平洋,大西洋》中乱世校园里的艰难守成,再到《叫一声老师》里对中国传统师道的底蕴和精髓的精彩描摹。这给人一种感觉,创作完《我要做好孩子》后,历经多年,您对教育问题有了更加深度的思考,因此在题材上形成了某种回归。您觉得是这样吗?据了解,您的下一部作品也是关注教育的,能否介绍一下?
    黄蓓佳:对教育题材的关注,可能就是我出身教师家庭所带来的,骨子里那种执拗。还可能就是我与知识分子打交道最多,最熟悉这样的人群。总之,这是我的写作生涯中潜意识在起作用,并非我有意为之。
    提到的这些作品只是或人物、或背景、或故事与教育有关,算不上真正的教育题材。即便《我要做好孩子》,也只能归类于“校园小说”。今年我手头正在写的小说,倒是真正写教育问题的——教育对灵魂的冲击,对生命轨迹的改变。这部小说我给予它的内涵更多也更重大,所以写得比较艰难,磕磕绊绊不断试错,就是害怕题材太深刻了会造成孩子们的阅读障碍。反复纠偏之后,总算进入平坦之境,现在快要结束,反而舍不得收尾了。希望这部比较严肃的作品也能得到孩子们的喜欢,并且,喜欢之外,能够借助作品想一想:我的生命能达到什么样的目标?
    《叫一声老师》近期出版,今年恰好也是您走上创作之路的第50个年头。您对现在的老师和孩子们,有什么寄语?
    黄蓓佳:童年是一张白纸,倒上什么颜色的颜料,就会染成什么颜色的纸张。对童年影响最深的,一是老师,二是阅读。比同龄人稍多的阅读,让我成为了一个作家。小学和中学时遇到的那些优秀的老师,让我长成了今天的良善之人。写这本书,便是对老师们的一个致敬、一次感怀。
    对老师们,我想说,老师是天底下最有成就的职业,对孩子的影响和提点,在孩子年幼时可能混沌不知,但是当他们将来有机会回顾一生时,“老师”永远是他们心里最熠熠闪光的一个字眼。
    对孩子们,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懵懂的年纪,其实说什么都不会让他们放在心里。那就读一读这本书,把“叫一声老师”这五个字沉甸甸地读出来,就什么都有了。
    (苏 奇/采访、张聪聪/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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