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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犯焉识》(长篇小说节选三)(9)

个土豆,掰成两半,给老几一半。吃完,男孩子又掏出一个。一连好几天,梁葫芦总有超份额的土豆偷偷分给老几。
    老几只是贪吃。这年头少吃一口会吭声,多吃一口都安安静静。一个礼拜过去,梁葫芦再给他土豆的时候,他的手开始躲闪了:土豆不是好来头。
    “知道我咋弄到的?”小凶犯问。
    老几警惕地瞪着他。他可不想给梁葫芦牵扯到什么勾当去。不参与勾当他还得不到恩准去场部礼堂呢。
    “你知道419号吧?刘胡子?国民党起义的警察局长?就是睡在紧靠墙,挨着我的那个?……”男孩突然把嘴凑到他耳边,“老狗日一直病着呢,我一直给他打饭,一直偷他一口两口的……老狗日死了。”
    我在1989年读我祖父的书稿时,认识了这么个刘胡子。他本名叫刘国栋。查查上海解放的起义功臣名单,能查到刘国栋三个字。他是上海一个警察分局的副局长,跟地下党在上海解放前夕接通关系,带着分局全部卷宗起义,然后把卷宗交给了后来接管上海的军代表。1954年4月的一天,刘国栋接到几大张纸的逮捕名单。他打电话问行动负责人,这么多人一天逮完?电话里的北方话回答:这是镇压反革命,不是过去逮捕地下党员,心软啥软?!刘国栋又来一句:每个名字后面总得有个具体罪状吧。北方话说:每个人自己都明白自己是啥罪状。刘国栋是边跑边系上皮带、挎上手枪的。他也是跑步跳上轰轰待发的捕人卡车的。六辆捕人卡车在刘国栋的指挥下,警笛长鸣,呜呜地上了大街入了小巷,擦过我祖父常常散步的静安寺对面的公墓,冲过赫德路和静安寺路的十字路口,朝着我小姑姑正在打羽毛球的弄堂而来。那是晚饭时分,刘国栋连这天的早饭还没有吃。太忙了。局里要争逮人竞赛的红旗。刘国栋端着手枪,坐在驾驶室里,看着我祖父被带过去,看着跟在后面的女孩脸上那需要半世纪才能驱散的懵懂,上了卡车车厢。刘国栋这样的职位只需要坐镇就行。大逮捕进行到第二天天亮,最后一卡车人开始照着名单查点人数。行动负责人出现了,就是电话上给刘国栋布置任务的北方人。这是大逮捕的第一批犯人,刘国栋喊了报告首长,按照指示人都按名单上抓获,一共一百四十五个。北方人说,错了,应该一百四十六个。刘国栋再看看手上的名单,说没错,是一百四十五个。北方人声音都没有抬高地说第一百四十六个是你自己。刹那间东南西北都有手和脚伸出来,下枪的,扒警服的,使绊子的,上手铐的……这种完美配合是一夜之间拿那一百四十五人操练出来的。从上海往大荒草漠出发的车上,刘国栋揣着五个罗松面包一口也吃不进去。他蹭到我祖父陆焉识身边,说他常读陆教授的文章。他还说,自己看上去是个武人,实际是个文人,跟我祖父装在一个车皮里是这一阵发生在他头上唯一公正些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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