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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四库全书》相视,我们对中华文明更有深情了”文津阁《四库全书》历百年风雨守中华文脉的非凡故事


    ·编者按·
    书香致远,故纸弥新。以文津阁《四库全书》、敦煌遗书、《永乐大典》和《赵城金藏》等“四大专藏”为代表的国家图书馆珍藏典籍,记录着中华民族的辉煌历史和灿烂文化,诉说着无数有识之士竭尽财力、智慧乃至生命使之代代相传的精神追求,有着深厚的文化蕴涵和独特的文物文献价值。
    “有根可寻,有本可立,一个民族才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本报记者寻访“四大专藏”等承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典籍的编纂和流传故事,追忆那些为之作出贡献的伟人先贤和名人大家,解读其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和学术价值,与读者一起共享中华文明的荣光。今天,本报推出《来自国家图书馆的报告》系列专题报道,首先让我们共同走近文津阁《四库全书》,体味这部“盛世宏编”的伟业与非凡。
    国家图书馆北区稽古厅,遮光门缓缓展开,氤氲两百多年的书香扑面而来。这是国图馆藏文津阁《四库全书》的专藏书库,上下两层,著名学者任继愈先生题字的“文津阁四库全书”屏风两旁,128个书架林立,6144个书函整齐有序地摆放在朱红色书架上。
    国图古籍馆副馆长谢冬荣戴上白手套,小心翼翼地取出经、史、子、集四函书,绿、红、蓝、灰四色如新,夹板、丝带、铜环仍在。翻开书册,“文津阁宝”的朱印,“纪昀复勘”的黄笺,雪白的开化纸,端正的馆阁体楷书,向世人展示着历经时代变迁仍不褪色的知识魅力。一门之隔,书库之外,是现代化的阅览室里品类齐全、精华尽收的馆藏图书和埋首读书的读者身影。
    2008年9月9日,在四库全书专题展上,文津阁《四库全书》向公众开放,读者纷纷留言:“与《四库全书》相视,我们对中华文明更有深情了!”百余年来,这部皇家巨帙以原架、原函、原书保存在国家图书馆里,不仅是中华文化的瑰宝,更是世界文化史上的奇观,被社会贤达研究鉴赏,被有识之士出版传播,被芸芸读者景仰追捧。
    从皇帝御览到传世经典
    收书3461种,共36304册,约7亿字……站在一排排书架间,足以想象200多年前这是一项何等浩大的皇家工程:《四库全书》编纂于清乾隆年间,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丛书,几乎收录了清代中期以前传世的所有经典文献,是对中国有文字记载以来所存文献的最大集结与总汇。
    “盛世修书的传统中国历来有之,而《四库全书》规模之浩大实属空前,在整理历代文献、传承传统文化方面意义重大。”谢冬荣介绍,《四库全书》分经、史、子、集四部,部下有类,类下有属,全书共4部44类66属,这种图书分类法已成为整理中国传统文献的圭臬。
    编纂完成后,清政府先后抄录七部《四库全书》,并于1779至1784年间陆续建“南北七阁”以贮藏,其中北方四部、南方三部。北方四部分别藏于北京故宫文渊阁、沈阳故宫文溯阁、圆明园文源阁和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这四部为皇家专用,又称“内廷四阁”。南方三部分别收藏在杭州的文澜阁、扬州的文汇阁和镇江的文宗阁,当地士子可以进阁阅览。
    文津阁《四库全书》是北方四部中最后抄成的一部,距第一部文渊阁本成书有3年之久,成书后曾作过三次全面复查,均由总纂官纪昀亲自主持。“它的内容更全面、校勘更精细,对已发现的讹误、遗漏有所补正,具有独特的文献价值。”谢冬荣说。1991年底开始,国家图书馆组织专家开展文渊阁与文津阁原书核对录异工作,最终形成《文渊阁四库全书补遗》一书。研究发现,两阁书在篇卷、文字、序跋、附录等方面差异巨大,以集部为例,文津阁本就收录了文渊阁本所没有的诗文4000余篇。对于文津阁《四库全书》,乾隆皇帝可谓“爱不释手”,每去避暑山庄都会阅览此书,从每册书尾均钤有“太上皇帝之宝”大印就可见一斑。
    当代不少名家也不吝其对《四库全书》的赞誉,国学大师季羡林称之“嘉惠学林,功在千秋”,著名学者张岱年认为它是“传世藏书,华夏国宝”,任继愈称赞它“最能代表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的载体”。在这些盛名美誉背后,藏不住的是这七部书随着历史跌宕起伏的坎坷命运。如今,七阁《四库全书》只剩下“三部半”:文渊阁本原藏北京故宫后转运至台湾,文溯阁本藏于甘肃省图书馆,残缺的文澜阁本现藏浙江省图书馆,而从避暑山庄调拨至京师图书馆的文津阁本,因其始终原架、原函、原书一体存放保管而弥足珍贵。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