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的《归园田居》诗是对隐居生活的颂歌,其艺术风格也是恬谧、平淡的。宋释居简《北磵集》卷一《碧幢赋》说“语其冲澹,则南山种豆,柳州种柳”,这种意见几乎构成了关于陶诗一种解释传统。按照这种传统,则陶公之种豆南山,与美国作家亨利·大卫·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之种豆于瓦尔登湖畔就没有任何区别。我们试读《瓦尔登湖》关于种豆的描写: 这时候豆垄青青,各自成行,伸向远方,锄草松土已成当下之急,我还有豆种要继续播撒,不容片刻拖延。……我爱我的豆子,虽然它们已经大大超出了我日常的需要。豆子使我爱上了土地,由此我获得了神奇的力量……我从豆子身上学到了什么?豆子从我身上又有何获益?我珍爱它们,为它们松土锄草,从早到晚,呵护备至——这是我一天的工作。豆子叶阔枝肥,天露和甘霖滋润着沃土,使之免于干燥,真是我天然的助手。 但是,与梭罗不同的是,陶渊明并非现实和历史的局外人,也并非一个机械的记录员和超然的观光客,因为他在远离尘嚣的同时,还始终把自己镶嵌在现实的社会之中和既往的历史之内。他的这种文化特质在《归园田居》其三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戴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这首诗的话语方式是非常自然、平和的,但这仅仅是一种表象。我们且看前人的评注。元吴师道《礼部集》卷十七《题家藏渊明集后》: 《归田园居》第一首:“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古鸡鸣行》:“鸡鸣高树颠,狗吠深巷中。”陶公全用其语。第三篇:“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苖稀。”本杨恽《书》意。 所谓“杨恽《书》”是指汉代著名诗人和学者杨恽(?—前154)的《报孙会宗书》(《文选》卷四十一)。“晨兴理荒秽”,古直注引《汉书·杨恽传》“田彼南山”云云,又《陶渊明集》卷三《丙辰岁八月中于下潠田舍获》诗曰:“贫居依稼穑,戮力东林隈。”古直注复引此传曰: 身率妻子戮力耕桑。 前人的这些注释都揭示了《归园田居》其三与杨恽的关系,并为当代的陶诗笺释者一致遵从。由此我们可以断定,陶渊明对发生在汉代的“种豆诗案”给予了充分的关注。 “种豆诗案”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场文字狱。《汉书》卷六十六《杨恽传》: ……恽,字子幼,以忠任为郎,补常侍骑。恽母,司马迁女也。恽始读外祖《太史公记》,颇为《春秋》。以材能称。 可知杨恽是太史公司马迁的外孙。《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 迁既死后,其书稍出。宣帝时,迁外孙平通侯杨恽祖述其书,遂宣布焉。至王莽时,求封迁后,为史通子。 在此之前,《史记》一直是朝廷的禁书,一般人是无缘寓目的。杨恽以揭发霍氏谋反起家,被封为平通侯,迁中郎将,后因与太仆戴长乐失和,被戴长乐检举:“以主上为戏,语近悖逆。”汉宣帝就把杨恽下狱,后予释放,免为庶人。此后,杨恽家居治产,以财自慰。安定郡太守孙会宗是杨恽的好友,写信给杨恽,劝他应当闭门思过,不应宾客满堂,饮酒作乐,杨恽给他写了回信,这就是著名的《报孙会宗书》: 恽材朽行秽,文质无所底,幸赖先人余业得备宿卫,遭遇时变以获爵位,终非其任,卒与祸会。……伏惟圣主之恩不可胜量。君子游道,乐以忘忧;小人全躯,说以忘罪。是故身率妻子,戮力耕桑,灌园治产,以给公上,不意当复用此为讥议也。夫人情所不能止者,圣人弗禁,故君父至尊亲,送其终也,有时而既。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岁时伏腊,亨羊炰羔,斗酒自劳。家本秦也,能为秦声;妇,赵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数人,酒后耳热,仰天拊缶而呼乌乌。其诗曰:“田彼南山,芜秽不治,种一顷豆,落而为萁。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是日也,拂衣而喜,奋袖低昂,顿足起舞,诚淫荒无度,不知其不可也。……恽幸有余禄,方籴贱贩贵,逐什一之利,此贾竖之事,污辱之处,恽亲行之。 后逢日食,有人上书诬告,说他“骄奢不悔过,日食之咎,此人所致”,后廷尉带人搜查,发现了这封书信,宣帝见而恶之,认为他大逆不道,将杨恽腰斩于市,他的妻子赵小凤被流放到酒泉,侄子被免为庶人,许多挚友都因他的牵连而被罢官。这就是轰动一时的“种豆诗案”。尽管后人对杨恽有不同的评价,如宋姜夔《永遇乐·次韵辛克清先生》词曰:“我与先生,夙期巳久,人间无此。不学杨郎,南山种豆,十一征微利。”元王恽(1227—1304)《秋涧集》卷六十八《上张左丞启》:“北阙上书,愧乏马周之志;南山种豆,每怀杨恽之风。”但人们对这场文字狱的看法却是一致的。宋罗大经《鹤林玉露》卷之四乙编“诗祸”条: 杨子幼以“南山种豆”之句杀其身,此诗祸之始也。至于“空梁落燕泥”之句,“庭草无人随意绿”之句,非有所讥刺,徒以雕琢工巧,为暴君所忌嫉,至贾奇祸,则诗真可畏哉! 宋洪迈《容斋四笔》卷十三“汉人坐语言获罪”条: 杨恽之《报孙会宗书》,初无甚怨怒之语,其诗曰:“田彼南山,芜秽不治。种一顷豆,落而为箕。”张晏释以为言朝廷荒乱,百官謟谀,可谓穿凿,而廷尉当以大逆无道刑及妻子。予熟味其词,独有所谓“君父至尊亲,送其终也,有时而既”,盖宣帝恶其君丧送终之喻耳。 元袁桷《清容居士集》卷四十《金陵郑生应炎道士疏》: 北阙上书,著咏受嗔于唐主;南山种豆,贻言增祸于汉朝。 从这些表述我们可以看出人们对杨恽以诗取祸的同情态度。但正如洪迈所言,《报孙会宗书》中的“君丧送终之喻”才是这场文字狱的真正起因。 对于杨恽以诗取祸的人生悲剧,陶渊明是非常了解的。因为无论《史记》还是《汉书》,都是他熟读的史籍。《陶渊明集》卷六有《读史述》九章,其序云:“余读《史记》有所感而述之。”因此,陶渊明在诗中化用杨恽《报孙会宗书》以及《汉书·杨恽传》的某些语言,就不仅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精心的艺术设计,具有非常深隐深刻的用意。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归园田居》其三“种豆南山下”的“南山”本身即具有双关的意义:它既指终南山(位于长安之南),也兼指庐山(位于江州之南)。如对“种豆”、“草盛”二句,古直就有这样的注释: 曹子建《种葛篇》:“种葛南山下,葛蔓自成阴。” 曹植诗中的“南山”自然不是庐山,而是终南山——这是自《诗三百》以来在诗人的笔下经常出现的一个文学意象。但是,陶渊明的高绝之处在于深藏不露,在于了无痕迹。他以“南山”为纽带为核心,轻松地实现了自然意象和历史场景的转换与更迭,其自然、浑成,举重若轻的大家诗笔真令人拍案叫绝,瞠目仰视。在诗人看来,长安的南山是君王专制的象征,而江州的南山则是文化自由的象征,前者是凶险的凶恶的残酷的甚至危机四伏的,而后者则是美丽的和平的恬谧的充满诗情画意的。我们读《陶渊明集》卷三《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诗: 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开春理常业,岁功聊可观。晨出肆微勤,日入负耒还。山中饶霜露,风气亦先寒。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四体诚乃疲,庶无异患干。盥濯息檐下,升酒散襟颜。遥遥沮溺心,千载乃相关。但愿长如此,躬耕非所叹。 按“田家”句,古直引宋汤汉(1202-1272)注: 杨恽《书》:“田家作苦。” 这句陶诗确实袭用了杨恽《报孙会宗书》中的话,诗人所谓“异患”,也就是政治灾患的委婉代语,而“躬耕非所叹”是说自己归隐田园,甘之如饴,不像杨恽那样多有抱怨,诗人没有“田家作苦”、“籴贱贩贵”之类的悲叹。所以,这首诗既抒写了诗人收获早稻的喜悦,也表达了超脱政治藩篱的轻松,乃是诗人追求躬耕陇亩的自由生活的诗性表白。诗人以历史反衬现实,更加凸显了隐居生活的可贵,也婉转地传达了他的政治态度。不仅如此。我们试比较《归园田居》其五和杨恽《报孙会宗书》的片段: 漉我新熟酒,只鸡招近局。日入室中闇,荆薪代明烛。欢来苦夕短,已复至天旭。 田家作苦,岁时伏腊,亨羊炰羔,斗酒自劳。……其诗曰:“……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 诗人的叙述与描写无疑都是人生的欢乐乐章,都表现了蔑弃富贵、把握人生和实现自我价值的超越情怀。尽管如此,他们最终的人生命运却迥然不同:一个成了惨遭荼毒、死于非命的千古冤魂,一个成为幸福安宁、炳焕千秋的诗国巨子。由此可见,“种豆”二字确是我们发掘《归园田居》之真意的关键。所以,尽管德国哲学家奥古斯特·史雷格尔有“给诗加批注,就像做烤肉解剖学的演讲”的说法,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前人对《归园田居》诗的评注是相当精彩的。而对于诗人这种精微的微妙的用典艺术,我们同样可以用史雷格尔《断片》中的观点加以说明: 要人们看不懂或者看错的最好的手段,就是采用原来意义的字眼,尤其是采用从古代语言中借取来的字眼。 在每一首好诗里,一切都应当是预先考虑好的,同时一切都应当是出自本能的。由于这样,它才成为理想的。 由于陶渊明巧妙地借用、化用杨恽《报孙会宗书》的语言,多数读者的目光也就大都停留在田园生活的表象上,但是,在这种表象的深处却蕴藏着一道滔天的历史洪波,一场惨烈的人生悲剧,一捧辛酸的文人血泪,这才是诗人的真意之所在。艺术上的瞒天过海,举重若轻,浑涵无迹,使我们在窥见其艺术堂奥之时不得不惊叹于伟大诗人的天才。 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说:“谁要是名叫诗人,同时也就必然是历史家和哲学家。……任何诗人在他们身上都有一个反映镜,这就是观察,还有一个蓄存器,这便是热情;由此便从他们的脑海里产生那些巨大的发光的身影,这些身影将永恒地照彻黑暗的人类长城。”(《莎士比亚的天才》)陶渊明是集诗人、历史家和哲学家为一身的文化巨人。在陶集中,只有一首诗比另一首诗更好,却没有哪一首诗比另一首诗更坏,因为他的每一首诗都闪耀着璀璨的心灵之光,流溢着天才的灵智之波,他的每一首诗都是千锤百炼、百炼千锤的艺术结晶,他的每一首诗都有特定的艺术任务——传达崇高的观念,抒写神圣的情感,表现自由的生活,回忆荏苒的岁月。伟大艺术家的惨淡经营与伟大诗人的旷世奇才,使陶渊明创造了永恒的不朽的辉煌。陶渊明的一生自觉地追求、蕴蓄着一种沉静的激情,一种纯粹的自然。他在回忆与反思中立足于现实,他追寻往昔的心境,审视当下的情怀,淡远而幽深,道德的净化与灵魂的升华使他的人格和他的作品凝结为一体,成为黑暗的专制主义社会中的一线光明,照亮了东方古国的沉沉黑夜,也照亮了人类通往平等、自由的康庄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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