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遍天西再向东 ——追随冯其庸先生西域考察琐记(2)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09:11:25 文汇报 朱玉麒 参加讨论
是的，冯先生每每客气地对别人说我是他在西域的向导；实际上，在那些西域同行的岁月里，是先生的引领和熏陶，使我走上了西域研究的学术之路。 1986年10月4日，我第一次见到了前来新疆讲学的冯其庸先生，聆听了他在新疆师大关于《红楼梦》的讲座。今天翻出31年前的日记，看到我是这样记录了听讲后的感受：“下午冯其庸要来作学术报告，3∶30便与系上的秘书打扫教室。4∶00冯来，讲了三个小时，很有精神，且很认真——来过的几位内地学者，我觉得都对新疆怀有极虔诚和尊敬的感情，作一些报告特别实在，讲心里话。冯先生是江苏人（听口音是无锡人），中国红学的巨擘，考据方面很有成就。晚上8∶30在行政楼四楼仍有座谈。” 作为刚刚开始从事古代文学教学的青年教师，那个时候的我对于冯先生的了解，仅限于作为《红楼梦》研究的专家而已。听过他的讲座，我以为那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见面。因为在那样一个交通并不方便的时代，内地学者带着对新疆的神秘向往，克服重重困难前来者，虽然不少，但也难得再度前来，更何况已经62岁年纪的冯先生呢？然而1987年的8月，冯先生却第二次前来；1991年、1993年，冯先生又第三、第四次前来。 1993年10月5日，他第一次深入南疆考察回来后，专门让陪同前往的胥惠民老师邀我到他在乌鲁木齐下榻的宾馆，与我畅谈南疆的感触，然后一起去博物馆参观。那天我的日记里写到：“冯先生很客气，聊新疆见闻，他觉得西域研究比之《红楼梦》更具有现实、历史意义。”这个振聋发聩的说法，在当时让我大为吃惊，甚至觉得可能是一种对新生事物夸大的称赞。但之后，却发现他不止一次在发言中、文章里表达了这样的见解。正是这样的认识，使他与西域结缘，于是又有了1995、1997、1998、2004、2005年一次比一次深入的考察，一直到第十次！他十次西域之行到达过的地方，超过了很多一生都在新疆的当地人。冯先生成为了西域的“发烧友”、玄奘西域遗迹的追踪者、新时期丝绸之路研究的开创者、大国学理念的倡导者——西域成为了他《红楼梦》研究之后攀登的又一座学术高峰。 与冯先生熟悉起来，并追随他一起在新疆考察，就是在1993年他第四次西域经行之后。在这之前一年，我曾经环游塔里木，因此在冯先生前往南疆之前，新疆师大安排冯先生考察了呼图壁的康家石门子岩画，我有幸陪同，在途中向他介绍了南疆喀什、和田等地的情况。在冯先生开始关注西域以来，我可能是他认识的人中在新疆经行比较多的，因此他不耻下问，将我引为小友。因为这个机缘，1994年，当我考上研究生，重新开始北京负笈八年的学生生活时，向冯先生问学的机会就分外地多起来。 从那以后冯先生的几次新疆之行，以及河西走廊直到额济纳的考察，我都得以受邀追随左右。之前我也在新疆工作，对于广袤的新疆的历史地理考察，虽心向往之，但从经济条件到人际关系，青年时代的我都无法实现。是因为冯先生的资助，我才得以完成憧憬很久的壮游；因为这些壮游，我也有意识读了更多有关新疆的书，从而对新疆增进了更多的认识。 2000年，我博士毕业，到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后流动站工作，从事起西域历史文献的研究。这个转型，不能不说是受到冯先生对西域热情的感染，以及多次西域之行给予我更多感性认识的影响。在2002年的博士后出站报告的致谢里，我写道：“冯其庸先生多次西行探访玄奘故道，每次都特别资助我随行考察，我因此得以在十年之中走遍天山南北、黑河上下。先生的心迹，使我在进行历史文献研究的同时，不敢忘记其中应有的现实意义。”后来我做《西域水道记》与《新疆图志》的整理，在地名索引的处理时，对于同名异地、同地异名的高度警惕，无不来自跟随冯先生考察途中跋涉过的语源各异的地方的敏感。今天，当我在校勘即将出版的《新疆图志》地名索引时，看到蒲犁与疏附属下的“明铁盖达坂”时，似乎又回到了与冯先生三上帕米尔、寻找玄奘踪迹的那些时光。 冯先生的新疆之行，有他明确的目的性，就是要感受早年传统典籍习得中的遥远西域和漫漫丝路。在他1986、1987年最早的两次新疆考察之后的游记《西域纪行》《秋游天山》中，都表达了这样的向往。后者开篇即言：“丝绸之路……尤其是新疆，古代称为西域，是丝绸之路的主要地段，也是唐玄奘向印度取经的经行之地。” 如何在今天的新疆大地上体验和寻觅千百年历史中的古代西域，冯先生找到了以玄奘取经往返西域为核心的穿越之旅。十次新疆考察，他逐步深入，从玄奘西行走出今日国门的别迭里山口，到东归入境经行的瓦罕走廊，都一一考察。最后在生命禁区的罗布泊，走完了玄奘在西域的最后一处踪迹。 他的学术研究也在他称之为“西域学”的领域里结出硕果，在最为人称道的《玄奘取经东归入境古道考实》中，他考证了玄奘东归进入中国境内的瓦罕古道及明铁盖山口。瓦罕古道上的多个山口，究竟哪个是玄奘归途经历，因为《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和《大唐西域记》并没有明确的记载，因而众说纷纭。斯坦因以“波谜罗川”的大龙池比定作萨雷库里湖为前提，认为玄奘是从瓦罕古道北边的排依克山口进入的。冯先生根据其在玄奘记载中的经历国家、明铁盖地名与玄奘“橐驼数千”故事的吻合，及公主堡、朅盘陀国的地望，将东归山口确定在了瓦罕古道南边的明铁盖山口，当然有其合理的因素存在。 更为重要的，是冯先生提出了“玄奘归国古道”的概念，除了学术的意义之外，它的认定也具有在当代中国弘扬玄奘精神、建立民族自信的现实意义。这个概念引起了研究者的兴趣，但是多数的研究在另立新说时，用了类似“基里克和克克吐鲁克相对明铁盖要平缓得多”的理由来做替换，仍然是一种皮相之论。一方面，《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里关于玄奘归来的途中，为了顺道而放弃所谓的平坦不止一处，归途中“其山叠嶂危峰、参差多状，或平或耸，势非一仪，登陟艰辛，难为备叙”的描述即其例证；另一方面，在瓦罕古道各个山口的巴基斯坦、阿富汗那一侧，究竟道路的平坦程度如何，如果没有做过全面翔实的调查，也不可轻易否认明铁盖的说法。 对于我们而言，冯先生提出的这个概念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将玄奘所代表的中华民族伟大精神在帕米尔高原上物化而得以瞻仰。玄奘之路的研究，我们至今还欠着对于这条道路的一次全程考察，而冯先生已经引领我们走过了一半。 冯先生的新疆之行，不仅在其晚年创造了他学术事业的一个新高，也创造了他文艺事业的新高，使他作为一名文学家的古典诗词创作更添豪放雄浑的气韵、作为一名书法家的行草更具纵横恣肆的意态、作为一名中国画家的山水更增浓墨皴染的色泽。 而他的西域学研究，也以他山之石的方式，进入了最为耕耘自适的红学园地里。在2009年新疆“7·5”事件之后的不寻常岁月，他发表了《〈红楼梦〉六十三回与中国西部的平定》的宏文。他分析《红楼梦》六十三回中贾宝玉将芳官改名为“耶律雄奴”后说的话，认为这是曹雪芹在乾隆二十年平定准噶尔之后发自内心的对西部平定的歌颂。这个在《红楼梦》以批判时代为常态的例外，被冯其庸先生认为是西部平定深入人心在当代作家笔下情不自禁的流露。在对《红楼梦》的文学文字作出本色当行的细读之外，冯先生分析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的时代背景，自康熙签订《尼布楚条约》以来的国内国际形势，到乾隆平定准噶尔统一天山南北的时事，也一样精确老辣。这不仅是文史互通的典型，也是其对于西域作为中华故土的统一中国理念的学术表达。 正是这样一种文化自信和道义担当，他的西域研究越走越远，甚至不惜暮年衰龄，开始带动时代的步伐。他致力于《玄奘之路》纪录片的拍摄，从1998年以来，就多方寻找合适的机会来宣传“不有艰难，何来圣僧”的文化丝路；他致力于弘扬西域学的研究，从2002年以来，就开始打报告给有关方面呼吁成立西部研究中心。在同样艰难的历程之后，他的这些愿望终成正果：2005年，《玄奘古道寻踪》由他担任首席顾问而由中央电视台开拍并播放，带动了人们对玄奘之路与玄奘精神的探求；也是2005年，人民大学国学院创建，他被聘任为创院院长，在他的主张下，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也同时成立，“大国学就是新国学”的概念为国学学科在新时代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 2016年的年底，我得到了冯先生从医院托人捎给我的《风雨平生》的样书，几乎一口气读完。第418页，看到他叙述2005年考察罗布泊的感慨：“我的腿一直到这一年的冬天、2006年的春天才开始犯病，不能行走。……罗布泊到楼兰到白龙堆、三陇沙，这些都是靠腿走的，现在却完全不行了。反正我也已走了不少地方了，年岁也九十多岁了，即使不能再走，我也无遗憾了。”心里蓦然一震，想起了几天前他在医院对我说的正好相反的话。是的，当他还能在清晰的思维之中遥想西域的山水却又力不从心时，他的悲哀时时会在暮年的伤痛中涌上心头；但是因为仰慕“玄奘追求佛典精义而万死不辞的勇气”，当他以八十一岁高龄在罗布泊划上了玄奘西域寻踪的句号时，后来的一切又都在所不惜。在矛盾交织的晚年，他战胜了自己，把西域圆满行程的欢欣留在了文字里，留在了可以藏之名山的传记中。 1月23日，我又走在了走过多少遍的前往张湾芳草园的路上，虽然知道那是为冯先生去送行，但又觉得先生似乎还在寓所的那把椅子上坐着等我。长路上，勉强凑成了一段挽诗： 梦里红楼别样红， 还从大漠识穷通。 我翁归去寻常事， 走遍天西再向东。 “他年欲作徐霞客，走遍天西再向东。”是冯先生西域诗的名句。我愿归去的先生，不再有人世间不良于行的苦恼，在他所倾心的漫漫丝路中，任意遨游东西。 (作者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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