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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的感恩


    1978年,是我从事儿童文学写作的开篇之年。之前我也写作,写的却是成人文学。
    那一年我进入北大中文系读书,那一年也是“文革”噩梦彻底结束、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开始。我的世界观、文学观随同新时代和新生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使我深陷彷徨之中,不知道往下的路如何去走。我尝试换一种创作状态,刚好又收到江苏《少年文艺》主编顾宪谟老师的约稿信,就给他写了一篇儿童小说《星空下》。
    小说很快发表,紧接着在江苏省获奖。顾老师跟着来了极为热情的信,鼓励我再写。我寄去的第二篇作品是散文,叫《化妆晚会》,刊物以同样快的速度发稿。就这样,一来二去,我成了《少年文艺》的忠实撰稿人。
    顾老师给我的信,平均10天一封。信中他从不吝惜溢美之词,对我的作品总是无保留的夸赞。那时候我年轻,年轻是听不得表扬的,读者一喜欢,编辑一欣赏,再弄上几个小奖,劲头就像高烧时的体温表,噌噌地上去了。我写得忘记了白天和黑夜,忘记了上课和考试,忘记了寒假和暑假。有时候刊物一期能发我两篇稿子,我不得不用一个真名,一个笔名。
    至今我常常碰到一些40来岁的为人父母者,他们牵着孩子的手来买我的最新作品时,总是感慨万端地说:“小时候我是读你的儿童小说长大的呀!”这时我心里忍不住有一种震颤,是发自心底的感动。世界这么大,人和人之间的相知相识都是缘分,《少年文艺》当了一回纽带,把我和读者们亲密地系到了一起,使我的收获远胜于耕耘。寂寞人生路上,每当想到有人在读着我的作品,在喜爱着我的作品,心里的感谢无以言说。
    北大毕业,回江苏工作,结婚了,做母亲了,进江苏作协当专业作家了。顾宪谟老师退休了,我不再写儿童文学了。一晃十几年过去,我写成人的短篇、中篇、长篇,写散文和随笔,写电影剧本、电视剧本。偶然地,想起从前在大学宿舍里挥汗如雨为《少年文艺》赶稿的日子,竟有点恍然如梦的错觉。
    1996年,我的女儿小学升初中。身为母亲的我,和孩子共同经历了一场算得上残酷的升学大战。考试结束,尘埃落定,我在整理家中堆积成山的复习资料和模拟试卷时,心中感到了酸涩:我们的孩子就是这样举步维艰地跨入人生的吗?他们必须要这样过关斩将、杀得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才能被社会发一张“许可证”吗?
    很随意地,我跟我的同事朋友们谈起感想,竟收到一致的苟同和怂恿,他们说,你写出来吧,写成小说吧。就这样,我用了大概20天,写下《我要做好孩子》,平均日写万字。在人到中年又家务缠身的我,这几乎是一种不可思议的狂奔速度。不是我自己在奔,是我的文字、我的人物、我的故事在引领我疾走。小说完成后,又以最快速度出版。记得我是12月初才决定写这本书,春节刚过,漂亮的样书已经送到我的手上。
    同样是受编辑和读者们的鼓舞,同样是一发不可收的热情,我接着又写了《今天我是升旗手》《我飞了》《亲亲我的妈妈》《你是我的宝贝》《五个八岁》《艾晚的水仙球》《余宝的世界》……我惊喜地发现,当年写作儿童文学的感觉还在,当年的快乐也还在,我希望自己还能够再一次飞翔。
    从1978年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将近40年。漫长,可是实际上却又短暂,短暂得好像一回头就可以看见我当年扎着小辫子往邮局寄稿件的样子。一切都是从江苏《少年文艺》开始,这是我起步的地方,是我的回忆,我的念想,我深藏在心底的隐秘的欢乐,我要永远感激和感恩的一家杂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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