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导师严文井
http://www.newdu.com 2024/11/29 03:11:58 中国作家网 竹 林 参加讨论
1980年，我在北京参加中国作协举办的文学讲习所学习时，我的导师是严文井。导师是讲习所为各个学员指定的，都是国内的名作家，我觉得自己真是时来运转了。 当时，我写了一部名叫《生活的路》的长篇习作，给自己制造了极大的麻烦。书稿完成于1977年，小说的整个基调和那种不自觉地流露出来的思想感悟，跟社会上流行的政治调子格格不入。稿子在一家又一家出版社之间辗转、退回，最后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最先肯定稿子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当代文学编辑室主任孟伟哉。我根据他的意见作了一番修改，不久听说稿子交到社领导那里了。后来听见传言，说书稿在人文社内部有不同意见，有人认为是大毒草！我当时的工作单位是上海的一家少儿出版社。因为我写这部书，少儿社曾召开大会对我进行批判，还罗列了我走白专道路、名利思想严重等许多罪状。我连连做噩梦，总是梦见严文井把我的书稿枪毙了。自从我挨了批判以后，能否出书，对我就有了一种生死存亡的意味了。我们的领导一直扬言要对我“秋后算账”。如果我的书因为是大毒草而不能出版的话，那么就证明了对我的批判完全正确，“算账”不必等到“秋后”，马上就要来了。而这“账”是政治账，它的后果不堪设想。 但我读过严文井的作品，喜欢他的《小溪流的歌》，也非常敬佩这位儿童文学的前辈。我想，这么一位有纯真童心的老作家，也许会听一听我的倾诉。 我决定给严文井写一封信。我在信中如实倾诉了自己的心声，甚至连自己做的梦都写上了。我最后请严文井读一读我的这部书稿，看它究竟是不是大毒草。严文井丝毫没有怪罪的意思，很快就给我回了信。他说，书稿他就不看了，他等着看制成品。后来，稿子到了总编辑韦君宜那里。鉴于当时的情况，韦君宜以她在政治风浪中锻炼出来的老练成熟和对真理的执著，想出了一个妙招——与孟伟哉一起将我的书稿写成了一个详细的内容提要，请“上面”审查。这时，十一届三中全会刚结束，是胡耀邦同志正在中央努力奔走呼吁拨乱反正的时刻。这个“提要”终于受到了重视，于是便有了1979年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在首都友谊宾馆召开的“全国部分中长篇小说作者座谈会”。当时文艺界最高层领导茅盾对我的那部书稿作了热情的肯定。茅盾先生还点名要我上主席台去见见面。受尽挫折的我，好像从无边的黑暗中突然被带到了阳光明媚的户外，心理状态根本无法适应。因此任大家一声声催促，我都没敢走上台去，失去了一生中仅有的一次与文学大师面对面的机会。 现在竟然能成为严文井的学生了，这又是一个怎样的惊喜！ 在一个周日的午后，我和另一个同学高尔品一起来到东总布胡同60号严文井的家，规规矩矩地做了文井导师的学生。 那时文讲所有一个奇怪的制度，就是周日只开两顿饭，早饭延迟，晚饭提前，只少了一顿饭，却弄得一天好像都在饥饿的煎熬中。可自从我当上了严文井的学生以后，这种煎熬感就没有了，因为每次从导师家出来，我都吃得心满意足。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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