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先霈：赵树理大众文学思想的特色及其历史命运
http://www.newdu.com 2024/12/01 12:12:59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 王先霈 参加讨论
【内容提要】赵树理曾经被树为文艺大众化的旗帜，但他的创作思想和作品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被严厉批评，其原因在于赵树理关于文艺大众化的看法甚为独特。他力主文艺家了解并尊重农民的审美趣味，关心农民的利益并反映农民的要求。他的文学观念多有深刻之处，也有其偏颇之处。赵树理的际遇与五六十年代文艺环境有密切关联，值得今天冷静科学地予以探讨。 【关 键 词】赵树理/大众文学/农民本位 【作者简介】王先霈(1939— )，男，江西九江人，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以“五四”为开端的中国新文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革命文艺，在其发展历程中都有一个从头贯穿的线索，那就是文艺的大众化。在新文艺运动的倡导者和实行者中间，在无产阶级革命文艺队伍内部，对于文艺应该大众化这一点，看法是高度一致的。至于怎样才是大众化，如何实现大众化，则是一个历经长期的反复的探索并不断发生争议的问题。赵树理被认为是文艺大众化的一位卓有成就的实践者，他的作品曾经受到革命文艺的领军者热情赞扬，也受到过来自不同方向的批评、指责以至于嘲笑。在上世纪50年代以后，他关于文艺大众化的思想在他所属的体制之内遭受到的更多是冷遇和贬责。为什么一位曾经被树为旗帜的作家，他付出真诚努力所得的却多是挫折和苦恼呢?在我看来，要从外在环境和赵树理思想本身的特点两个方面寻找原因。本文试由“赵树理方向”提出之时他所写的《艺术与农村》和“文革”被审查批判时所写的交代自述《回顾历史，认识自己》这两个前后跨越20年的文本①，对赵树理大众文学思想的独特之点及其深刻性和局限性，作一初步探讨。 1947年夏，晋冀鲁豫边区文联召开座谈会，提出：“赵树理的创作精神及其成果，实应为边区文艺工作者实践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具体方向。”②这是赵树理正式地进入革命文艺主流后的一个辉煌的时刻。座谈会后，《人民日报》特约赵树理撰文，谈农村文艺运动。赵树理文章的题目是《艺术与农村》，这篇文章语调平和，立论平实稳健，只是表达自己对于文艺性质和作用的看法，而没有正面展开对文艺方向、方针的宏观问题的论述，与那些赞誉颂扬他的文章、讲话相比，官方意识形态色彩较为淡薄。一开始，赵树理本人与他的赞扬者之间就有着这样的差别，这个细节，很值得咀嚼品味。1966年，赵树理已经被当作“文艺黑线干将”审查，失去人身自由，那年冬天他写了一个检查交代性质的自述《回顾历史，认识自己》，重新梳理其文学道路和文艺观点，在那样极不正常的气氛中，依然信守历来的基本信念。在自述的末尾，他郑重地声明：“我自参加革命以来，无论思想、创作、工作、生活各方面有何发展变化……始终是自成一个体系的。入京以后，除在戏改方面受了些感染外，其他方面未改变过我的原形。”在这样的时刻，声明他与革命文坛主流的差异，这些话是符合事实的；赵树理的大众文学思想，确是有个性而不雷同于他人的。这一头一尾两个文本，正可以作为我们理解、把握赵树理大众文学思想的切入点和标本。 他在《艺术与农村》一文中说，“农村有艺术活动，也正如有吃饭活动一样，本来是很正常的事”，“农村人们艺术要求之普遍是自古而然的”。他还讲到，一般人都有“唱”的冲动，如果没有可唱的东西，在实在憋得吃不住的时候，就唱几句地方旧戏来出出气；群众翻身以后有了土地，土地不但能长庄稼，而且还能长艺术，物质食粮可以满足最基本的需要之后，精神食粮的要求也就提高了一步。没有可唱的东西即是审美的匮乏，改变匮乏的责任在关心和热爱群众的文艺家。在这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赵树理在论证文学艺术工作的出发点的时候，不是像当时其他许多人那样，不是首先讲文艺与革命的关系、文艺作为革命政党宣传和组织工作的一种工具的特性，而是讲文艺欣赏是出自人的本性的一种自然需要。说“憋得吃不住就唱地方旧戏”，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席勒等人所说的“过剩精力”是艺术产生的生理基础，虽然那时赵树理很可能没有接触到德国古典美学。 文艺欣赏、文艺活动，不是知识分子的专利品。农民与城里人、知识分子一样，有文艺欣赏的权利。欣赏什么、怎么欣赏，有他们自己的应该尊重的选择。从这点，就显示了赵树理和革命政党领导者，和革命文艺运动主流、权威之间的有意味的一点差别。我们试来比较一下，瞿秋白被称为“中国无产阶级文学和文学大众化的最早的一个倡议者和鼓舞者”③，他主持制定、由中华苏维埃教育人民委员部颁发的《俱乐部纲要》指出：“俱乐部的一切都应当是为着动员群众来响应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每一号召的，都应当是为着革命战争。”④他比赵树理早得多就注意到大众文艺要利用“旧式体裁”以适应不识字和识字很少的民众，但他这样做，是为了让革命政党的主张通过文艺为群众所接受。所以，他说： 革命的大众文艺因此可以有许多不同的题材。最迅速的反映当时的革命斗争和政治事变，可以是“急就的”，“草率的”。大众文艺式的报告文学，这种作品也许没有艺术价值，也许只是一种新式的大众化的新闻性质的文章，可是这是在鼓动宣传的斗争之中去创造艺术。⑤ 瞿秋白的看法在“五四”新文艺运动的先驱和革命的领导人中有相当的普遍性，在他们中若干人宣传新思想、新理论、新观念的热情里，除了以政治压倒艺术的偏颇之外，有时候还不自觉地带有对普通民众文化上和审美上的轻视。赵树理不是这样。他认为，农民虽然普遍文化水平较低，农村中文盲众多，但农民的艺术欣赏能力未必很低。他说：“一个文盲，在理解高深的事物方面固然有很大限制，但文盲不一定是‘理’盲、‘事’盲，因而也不一定是‘艺’盲”，有的不识字的农民，“甚至精通了某种民间艺术”。⑥这是一个很精彩的观点，人的艺术感受力、鉴别力，与他的学历及书本知识的多少，不是简单的正相关关系。有些满腹经典的学究，未必能够领悟诗或画的妙趣；许多村妇野老也可能成为音乐家、戏剧家的知音。许多大文学家、大艺术家，都乐于和善于从民间艺术吸收营养，革命的文艺工作者更是有必要了解、学习并努力满足农民的艺术审美兴趣。文艺的大众化，并不必然要求为政治而牺牲艺术，并不必然要求降低作品的艺术品格，相反，它可能为艺术的创造开辟出新的路径。 赵树理可以说是做革命宣传工作出身的，他早年写的那些文字没有保存下来，据他在自述里回忆，那些小作品“特点是有战斗性”，足见他是充分认同革命文艺的工具性的，他后来的整个创作道路也证明这一点。但与此同时，他又承认并重视文艺还有超越功利的审美功能。他在《三里湾写作前后》中曾提及，旧时代文艺的欣赏者，要求轻松的小趣味，并“不打算接受什么教育”。⑦这里实际上是指中国曲艺的古老传统，中国的曲艺是由勾栏瓦子、茶楼酒肆里的艺人和农村里的负鼓盲翁创造并不断推进的。《水浒传》里白秀英的父亲白玉乔说：“只凭女儿秀英歌舞吹弹，普天下服侍看官”。文艺家是“服侍者”，服侍观众、读者。不仅仅是茶馆里的闲人，一般的读者大多也不是首先为了受教育而走进剧场或捧起小说来。恩格斯在《德国的民间故事》书里指出，民间故事的使命，首先是让因艰苦劳动而疲惫不堪的农民得到快乐和慰藉。⑧西方文学也有类似的传统，菲尔丁在《汤姆·琼斯》中说，作家的写作不应当是阔人施舍粥饭；作家好比饭馆老板，人家出了钱来吃饭，你就要合乎他的口味。⑨菲尔丁说的是“饭馆老板”，赵树理经常讲到的是群众艺术需求的“供给者”，他们应该尊奉读者大众为文艺的主人，以虔敬之心服务，而不应摆出俯就的姿态。 作家应该做的是去体会、揣摩接受者的口味，而不是强制接受者适应他自己的口味；更不应以为只有自己的口味才是纯正的、高雅的，下层接受者的口味都是浅陋的、低俗的。1956年，赵树理在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分组讨论会的发言中提到，群众文化馆和按照文化馆的订单创作的作家都以为，只要有了连他们自己也不认为是艺术的东西，既不艺术又宣传不好政治的东西，群众就足以娱乐了，“这是一个极大的误判”。赵树理反对的是那种施舍的心理和做法，他一直反感以为群众会满足于简陋的、缺乏艺术性的作品的观点。1943年，他写过一篇《平凡的残忍》，起因是有同伴嘲笑他把金针海带当做山珍海味。他激愤地说，没有尝过珍馐佳肴而吃南瓜喝酸汤，“并非万古不变的土包子”，“也不是娘胎里带来的贱骨头”，“贫穷和愚昧的深窟中，沉陷的正是我们亲爱的同伴，要不是为了拯救这些同伴出苦海，那还要革什么命?”⑩这篇短文显露出赵树理终其一生郁积于心的情结，那是一种基于农民本位思想的情绪，是对于任何轻视农村人的言行的强烈愤懑。不理解这一点，就很难理解赵树理的文艺思想。 赵树理提出，不能把普及和通俗混为一谈，他甚至认为，“俗”字是上流社会轻视和侮蔑劳动人民的字眼儿。(11)他多次提出，中国的文艺界有两个传统，一个是“五四”新文艺运动开创的“进步知识分子的新文艺传统”，一个是“未被新文艺界承认的民间传统”(12)。到了《回忆历史，认识自己》里，则说：“中国现有的文学艺术有三个传统：一是中国古代士大夫阶级的传统，旧诗赋、文言文、国画、古琴等是。二是五四以来的文化界传统，新诗、新小说、话剧、钢琴等是。三是民间传统，民歌、鼓词、评书、地方戏曲等是。”虽然赵树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文学界占有重要位置，1956年，周扬在报告里把他与茅盾、巴金、老舍、曹禺并列，称为“当代语言艺术大师”，但赵树理本人却宁愿自外于这个系列。“我不想上文坛，不想做文坛文学家，我只想上‘文摊’，写些小本子夹在卖小唱本的摊子里去赶庙会，三两个铜板可以买一本，这样一步一步去夺取那些封建小唱本的阵地。做这样一个文摊文学家，这是我的志愿。”“新文学的圈子狭小得可怜……新文学只在极少数人中间转来转去，根本打不进农民中去。”他把大多数作家的创作，称之为“交换文学”。(13)赵树理觉得，文艺界的多数人是不承认民间传统有延续的价值的，不相信民间传统能产生杰作，民间传统无力争取到文坛上的地位，而他所继承和发扬的正是这个“不被承认”的传统，他始终不懈地要为这个传统的延续而努力。进城之初，他领头发起成立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主编《说说唱唱》，接受林庚教授的邀请到燕京大学讲授民间文艺课，这都是一些很有益的工作。但是，在当时的环境下，在政治上的和审美上的错综的矛盾中，他这几个方面的工作不但未能如他所愿，而且难以为继。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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