呈现“他者”视域下的《聊斋志异》——访山东大学全球汉籍合璧工程研究编编辑室主任任增强
http://www.newdu.com 2024/08/28 12:08:58 未知 张清俐 参加讨论
《聊斋志异》一书是中国古代小说的经典之作，自19世纪西人来华，随东学西传，而进入西方人的视野，并长期受到国外汉学的关注。其中以英美来华传教士、外交官、华裔学者以及本土汉学家、影评人、艺术家为主体的海外学人推动了《聊斋志异》在英语世界翻译、评论、研究与传播，由此形成独特话语体系，多年来致力于海外汉学研究的山东大学全球汉籍合璧工程研究编编辑室主任任增强将其称为“英美聊斋学”。进入英语世界的《聊斋志异》展现了怎样的文化魅力，英美汉学界对《聊斋志异》有着哪些独特的研究旨趣，围绕相关问题，任增强接受了中国社会科学网记者的采访。  2020年1月，《英美聊斋学研究》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采访对象供图  《聊斋志异》在英语世界的多样化传播 记者：请您介绍一下，早期英美汉学界对《聊斋志异》翻译、引介以及反响情况。 任增强：早期西方汉学对中国小说，包括戏曲等俗文学的关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观风俗的考量，将中国文学视为中国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法国汉学家德·莫朗(George Soulie de Morant)在其所迻译的聊斋故事集序言中曾指出，类似《三国演义》这样的小说或其他鬼怪故事集，对中国人心灵所产生的影响要远远大于整个的儒家经典。目前比较明确的、较早的聊斋译介，应该是郭实腊（Karl Gutzlaff）1842年在英文刊物《中国丛报》上所转述的《祝翁》《张诚》等九则《聊斋志异》故事；对于《聊斋志异》，郭实腊认为“其文风甚为优美”；卫三畏（Samuel Williams）在其1842年所出版的汉语学习教材《拾级大成》中也高度评价《聊斋志异》为“完美的作品，语言纯正而文风优美”。而梅辉立（William Mayers）1867年在《中日释疑》上称“蒲松龄的文名更多是来自其文风”“凝练而纯真”；阿连璧（Clement Allen）1874年于《中国评论》上亦指出《聊斋志异》“文风优美”“措辞极为凝练晓畅”。可以说《聊斋志异》的优美文风，得到了早期诸多汉学家的一致称许。 记者：《聊斋志异》在中国本土更是经典流传，并从中衍生了诸多文艺表现形式，如电影、电视剧等。您的研究也关注到了这些衍生艺术形式在海外的传播。请您谈一谈，您在这方面研究的构想。 任增强：除戏曲形式外，内地和中国香港地区也不乏根据《聊斋志异》改编拍摄成的电影、电视剧，这其中以胡金铨的《侠女》、徐克与程小东执导的《倩女幽魂》系列影响较大。在《英美聊斋学研究》一书中，我借助于西方颇有影响的“烂番茄”（Rotten Tomatoes）影评网上的相关数据与影评资料，细细梳理和归纳英美知名影评人在西方主流媒体所刊发的影评，从定量与定性研究入手分析上述电影在西方、特别是在英语世界的接受度与影响力。后来芝加哥大学有一位学者提出不同意见，认为《侠女》虽然改编自《聊斋志异》，但这部电影本身却主要作为武侠电影而广受欢迎。由此，《侠女》能在多大程度上作为聊斋故事被海外观众所熟知？这位学者的担忧很现实，但是也很无奈。我们不可能指望所有的或者大部分的西方观众都知晓《侠女》改编自蒲松龄的《聊斋志异》，这需要一个过程。但是，不论海外受众如何看待这一问题，《侠女》在客观事实上的确是《聊斋志异》的衍生艺术形式。  英美汉学的《聊斋志异》研究体现独特视角 记者：如您所论，《聊斋志异》在英美有不同的译本，请您介绍一下这些不同译本的特点，其中哪些译本更为契合《聊斋志异》的思想艺术面貌？ 任增强：最早的英文节译本是英国汉学家翟理斯（Herbert Giles）1880年所推出的《聊斋志异选》。其他如邝如丝（Rose Quong）1946年推出的《中国鬼怪爱情故事》、梅丹理（Denis Mair）与梅维恒（Victor Mair）1989年合译的节译本、闵福德（John Minford）2006年付梓刊行的节译本，以及2014年宋贤德（Sidney L. Sondergard）的全译本，这些译本各具特色。借用美国汉学家蔡九迪（Judith Zeitlin）的话说，或许是因为翟理斯的英译文离当下的读者最为久远，与《聊斋志异》所用古文文风更为契合。翟理斯的翻译底本是清代但明伦的评本，应该也参酌了之前吕湛恩、何垠等的文言注本。而闵福德、宋贤德的翻译底本则主要是据朱其铠《全本新注聊斋志异》，采用新式标点并且是白话注，传统意蕴寡淡了些。而且，就闵福德的译本而言，有西方消费主义文化的倾向。对于我的观点，闵福德曾具名或不具名地加以反驳，并认为自己所从事的汉籍翻译是一种所谓的“奇趣汉学”（Nouvelle Chinoserie）。今日来看，应该更加包容汉学家译者，他们都有着自己的翻译理念和目标读者，对于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记者：与《聊斋志异》的百年英译相偕而行的是西方汉学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旨趣。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西方汉学提供了哪些独特的研究视角、研究方法和问题域？有哪些不足？ 任增强：从思想文化史角度出发，寻绎汉学的方法论，是长期以来中国学界关注和研治西方汉学的一种隐性诉求。一方面，西方汉学的“他者”眼光具有一定的独特性,的确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新的思维角度和新的研究方法。比如杨瑞（Yang Rui）于1991年获美国马萨诸塞州立大学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便以弗洛伊德、荣格等的精神分析法研究《聊斋志异》，探讨蒲松龄的隐秘内心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前面提及的蔡九迪则从性别理论，关注《聊斋志异》中的《人妖》《颜氏》《商三官》等性别错位的问题；华裔汉学家吴燕娜（Yenna Wu）译介并分析《聊斋志异》中的《马介甫》《江城》等故事，探讨明清文学中的“悍妇”现象；另一位美国汉学家史景迁（Jonathan Spence）则受“历史文本化”观念的影响，援用《聊斋志异》中的故事来讲述康熙年间山东郯城一个小人物王氏的故事。当然，西方的理论方法也未必都是奏效的，比如有些学者在论证顾青霞与蒲松龄关系时走得远了些，认为前者是后者现实中求而不得的“梦中情人”，于是在《聊斋志异》中假狐仙鬼女以实现替代性满足，这恐怕就有机械照搬弗洛伊德“爱欲升华说”之嫌了。  在国学与汉学的互动中推进世界聊斋学研究 记者：您在新著中提到“英美聊斋学”这一概念，请您介绍一下，英美聊斋学所研究的对象和研究方法。 任增强：“聊斋学”这一概念，似乎于1991年便出现了。近年来，学界也倡导建立“聊斋学”，建议将蒲学研究与对《聊斋志异》的研究一并统称为“聊斋学”。这一定位是比较切合国内研究情况的。但是受到英美新批评“作者意图谬误”以及解构主义“作者之死”说法的影响，英美汉学家更注重对文本本身的译介与研究，而文化研究的转向又导致将《聊斋志异》的研究纳入更为宏阔的文化史视野中加以观照。所以“英美聊斋学”是英美等国以汉学家为主体的海外人士译介研究《聊斋志异》以及其衍生品的一门学问，所涵摄的内容包括：聊斋翻译、聊斋评介、聊斋研究，以及聊斋以电影、纪念币、烟卡等衍生艺术形式的传播、接受与影响。由研究对象而决定了对英美聊斋学的研究，必然是跨文化与跨学科性的，综合翻译学、文学、美学、文化理论等多个研究领域。在《英美聊斋学研究》一书中，我尝试提出汉学与国学的双向阐释法，以文本细读为基础，融合不同理论方法，力图以海外汉学研究为学术中介沟通汉学界与国内的聊斋研究。 记者：据您了解，我们国内与海外关于聊斋学研究，近年来的交流对话情况如何？未来中西方学术界有望从哪些方面展开聊斋学研究的学术对话与互动？ 任增强：《聊斋志异》在海外的研究专著甚少，但是翻译作品却极多，可以说《聊斋志异》是中国小说中拥有外语语种最多的一部。近年来，随着中国文化“走出去”国家战略的实施，中国学界对汉学家的访谈、对汉学家《聊斋志异》译作的研究与评论，特别是其中的若干问题域，又重新刺激和启动了中外间的学术对话。除英语世界外，《聊斋志异》及其各类衍生艺术形式在法、德、俄、西班牙、意大利，乃至日本、韩国、越南、泰国的译介、研究与对当地文化的影响，以及这些海外的译介、研究与影响又如何进一步丰富我们对《聊斋志异》的认知、如何对中国文学海外传播提供思路与启示等问题，都需要进一步关注和探讨，世界聊斋学的图景需要不断勾勒并且加以完整化与系统化。我本人新近也翻译出了汉学家蔡九迪研究《聊斋志异》的力作《异史氏：蒲松龄与中国文言小说》，正待出版。希望这些能为未来聊斋学研究和中外间的互动交流，注入新的学术活力和提供新的对话契机，并激发更多学者对世界聊斋学研究的学术兴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