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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中“天机”论的现象学观照


    【内容提要】本文是从现象学角度对中国古典美学中很难明确阐释的“天机”范畴所进行的再度审视,认为“天机”是重要的创作论范畴,对“天机”内涵的把握应该关注其五个方面的内在质素:一是由外界事物触发审美创造主体灵性的偶然性契机;二是不可遏制、必欲涌动而出的艺术生命;三是独一无二、不可重复的内在审美构形;四是充盈着主体的审美直观的强烈意向;五是表征着宇宙生命和自然渊薮的神秘力量。现象学理论中的诸多思想对我们把握“天机”内涵有着重要的意义。利用现象学的“交互性主体”理论,我们能够较为清楚地理解“天机”理论中心物或情景“应感”关系的实质;而现象学对“意向性”及“意向体验”的强调,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天机”理论中所包含的关于审美构形的统一性和审美意象的生命感。实际上,中国文艺创作理论中对“天机”的阐释思路也的确与西方现象学有着诸多可沟通处,因此笔者认为对现象学理论的借用将使“天机”范畴的理论阐释有进一步的深化和拓展。
    【关 键 词】天机/现象学/偶然性/审美构形/交互性主体/意向性
    【作者简介】张晶,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市美育与文明研究基地主任兼首席专家;主要从事文艺美学及古典美学研究。
     
    中国古代的文艺理论,包括诗论、文论、画论、书论、曲论等多个领域,而不等于惯常所说的“古代文论”,因为后者基本上指的是古代的文学理论。在中国古代的文艺理论资料里,“天机”是一个并不罕见的说法,不少诗人、文论家、画家等都以“天机”论艺。“天机”无论出现在诗论还是画论或其他的艺术理论中,都是指那种“来不可遏,去不可止”的神来之笔,给人以浓厚的神秘感。笔者本人和其他个别论者,有对“天机”的理论阐释,但笔者最近在对古代文艺理论的重新检视中,对“天机”问题有了进一步的理解,故再撰此文以使这个论题向前推进,并且就中阐发其美学理论价值。借助于西方当代哲学中的现象学方法,对于理解“天机”可以有所深化,故本文中引入了这一角度进行诠解。
    
    当代美术史家周积寅先生主编之《中国画论大辞典》中有“天机”的词条,其谓:“1.北宋苏轼《书李伯时山庄图后》:‘醉中不以鼻饮,梦中不以趾捉,天机之所合,不强而自记也。’谓指天赋之灵性。2.明代练安《金川玉屑集》:‘画之为艺世之专门名家者,多能曲尽其形似,而至其意态情性之所聚,天机之所寓,悠然不可探索者,非雅士胜工,超然有见尘俗之外者,莫之能至。’谓指天的机密,造物者的奥妙”(357)。这部《画论大辞典》关注到“天机”的存在,将其列为中国绘画理论的一个范畴,无论是在画论史上,还是美学史上,都是一个发展,有很重要的理论意义。这部画论大辞典以具体的资料生发出对于“天机”的解释:一是主体方面的“天赋之灵性”;一是客体方面的“天的机密”,笔者读之是颇感欣慰的,但也同时感到难以满足。因为它只是对于“天机”的个别材料的简单解释,而缺少当代意义的美学阐释,甚至也没有上升到普遍性的界说。这当然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天机”具有非常丰富的美学理论内涵,而且在某种意义上体现了中华美学的民族品性。在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中,“天机”明显属于创作论的范畴。“天机”并非是一般性的创作理论,而是指具有独创价值的艺术精品的创造契机。它不是属于单纯的主体灵性(如前引《古代画论大辞典》中所说的“天赋灵性”),也并非仅是属于客体的“造物的奥妙”。将“天机”分解为这样主体与客体各执一面,并不符合中国美学中“天机”的真实面目,也就难以真正揭示出其在美学方面的特殊内涵。如果说,“天机”是中国古典美学的独特产物,在某种意义上闪烁着华夏智慧的耀眼光彩,就在于它是主客体的偶然遇合中产生的奇妙升华。在这一点上,它与西方的灵感说有明显的不同。
    “天机”其实是在偶然的契机触发下而光临艺术家头脑的艺术品的内在“胚胎”。它昭示着一个极具创新性质的艺术生命的诞生!可以认为,“天机”包含着这样一些质素:一是由外界事物触发审美创造主体灵性的偶然性契机;二是不可遏制、必欲涌动而出的艺术生命;三是独一无二、不可重复的内在审美构形;四是充盈着主体的审美直观的强烈意向;五是表征着宇宙生命和自然渊薮的神秘力量。本来,“天机”是难以加以理论说明的,而用这五个方面的质素来描述本身是一个浑然一体的“天机”,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目的是进一步展现它的整体品性,同时,也是借此来阐发其中的当代美学价值。
    在艺术创作中,“天机”的出现之所以带着某种神秘感,首先在于它的偶然性的出现契机。在较早提出“天机”的陆机《文赋》中,明白无误地体现了这种情形。《文赋》中写道:“若夫应感之会,通塞之纪,来不可遏,去不可止。藏若影灭,行犹响起。方天机之骏利,夫何纷而不理?”这是对“天机”来临之际的最佳描述。“天机”是指文学创作中的灵感之思。所谓“天机”,是说其难以由作家主体自己控御,“来不可遏,去不可止。藏若影灭,行犹响起”有明显的自发性和偶然性。而这种自发性带着相当强烈的势能。徐复观先生阐释这段话时说:“《说文》六上:‘机,主发谓之机。’《国语·周语》:‘耳目,心之枢机也’。写作时,想象、思考之始,乃由内向外发动之始,谓之机。不知其然而然的发动,谓之天机”(转引自 张少康,《文赋集释》244)。这指出了“天机”的偶然性状态,是不期然而然的。宋代理学家和诗人邵雍有著名的《闲吟》一诗,其云:“忽忽闲拈笔,时时乐性灵。何尝无对景,未始变忘情。句会飘然得,诗因偶尔成。天机难状处,一点自分明”(转引自 徐中玉 21)。这里也把诗歌创作中的“天机”的偶然性明确揭示出来。在邵雍这里,“天机”似乎是一个倏忽往来于诗人头脑中的东西。明代诗论家谢榛论诗歌创作时说:“诗有天机,待时而发,触物而成,虽幽寻苦索,不易得也。如戴石屏‘春水渡旁渡,夕阳山外山’,属对精确,工非一朝,所谓‘尽日觅不得,有时还自来’”(3: 1161)。这是说诗歌创作中的“天机”是不请自来的,或者说是难以驾驭的。它虽然不请自来、难以控御,却是艺术杰作的创造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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