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藏“民族自传”的大厦
http://www.newdu.com 2024/08/29 12:08:35 中华读书报 王铭铭 参加讨论
在我这代学者中,若是对中国古史有爱好的,总是会知道袁珂这个名字。袁先生是中国最知名的神话学家之一。他1916年出生,故乡在四川新繁,经历坎坷。他曾发表大量文艺学和神话学作品。1979年,他的学者地位终于得到确认,他也被调到四川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从事神话学、民间文艺学和文学的研究和创作工作。后来, 袁先生任中国神话学会会长。 在我的心目中,袁老是中国神话学的集大成者。前些年,马昌仪先生曾编选《中国神话学文论选萃》。这部书分上下两大卷,洋洋洒洒百余万言,其中只选了袁先生的个别作品。马先生给这部文集书写的引论,题目是“中国神话学发展的一个轮廓”,文章为中国神话学的复杂历史提供了一个概要的说明。袁先生出生于中国神话学的启蒙时代,那时中国神话学的第一个时代已确立,他也无缘于中国神话学第一代人。但是,因袁先生是从其第二代开始便持续地研究神话直到21世纪开初,他综合了后三个时期的主要学术成就。 袁先生的神话学发轫于一个时代,成熟于另一个时代,其间经历的阵痛,恐怕与神话口传史到文字记录史过渡中所经历的,可以比拟。我感到,他的叙事存在内在的张力。为了论证中华民族也是一个有着深远的神话传统的民族,袁先生用一个并非是属于我们民族的理论框架,将华夏文明体系内部的多彩叙事定义为与希腊罗马的“创世神话”与“英雄史诗”对等的传说。发现这一对等性,固然有助于证实一些西方神话学家的荒谬——他们曾一口咬定“中国是一个缺乏神话的国度”。不过,在做这件功德无量的工作时,袁先生或许也受到了从西方古典人类学中衍生出来的决定论的影响。决定论是西方认识人与自然关系的方法之一,但经过不同国度的知识分子的加工,也曾转变为某种非西方化了的“本土观念形态”。 袁先生的学术成熟期,中国学术正处在一个矛盾的年代。“进步”的观念生发于欧洲中心主义的社会科学观,也正在为非西方社会的“民族自觉”提供思想支持。在他的叙事里,一方面,“劳动”、“斗争”、“生产”这些“哲学字眼”反复出现,另一方面,这些字眼总带着“华夏记忆”的延续性与整体性意味。这样一来,他的文本构造出一种特殊的双重性。于是,在这部由华夏出版社呈献给读者的《中国古代神话》中,除了能找到古史的见证,从而重新体会神话雕刻着深意之外,我也能搜寻到自己不敢苟同的方面。翻阅《中国古代神话》,我反复设想:给我们添加文化心理压力并非出于袁先生的本意。我想象我与袁先生有“心灵相通”的一面,我企求在他讲述给我们听的故事里能寻找到同样的感受,而我也以为,为了实现这种真正的心灵沟通,我有必要从不相通之处出发,去寻找不同观念之间的连接点。 在我看来,袁先生的神话学里时隐时现的那种双重性,主要来源于一种表面上有助于“民族精神”的营造的普遍主义自然与人对立论;而在我的想象中,神话学最辉煌的一面,却是它为我们这些过于轻信人自身的力量的现代人重申了“人是自然界的产物和成员”这个遗训。若是说“创世神话”这个概念真的能够用于中国神话的解释上,那么,与其他“创世神话”一样,我们的老祖宗创作的神话,陈述的也正是文明在离开自然界时承受着的负担。 对于天与人,不同的文化赋予了不同的价值;而希腊罗马神话中的宙斯,也并非是我们中国的“天”。人们完全可以猜想,二者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中,都曾被表述为一个人格不完美的“暴君”,只是到了后期,宙斯成了人格化的主宰,而“天”保留了它的混沌性。回归这个混沌秩序,我看到袁先生讲述的那些故事自身的意义:它们有时说,天地都生发于人自身的“生产”,有时说,人为了生存,必须先依靠后羿们,让他们射杀十个过热的骄阳中的九个。我因此也看到一个差别:宙斯永远只有一个,其他的文化英雄都是他的部下;而在中国神话中,尽管混沌的天也只有一个,但它的“父权”时常要遭到那些被迫离开大地母亲的人们的抵抗,因而,中国上古的文化英雄,大多没有被想象为“天的部下”。 生活在我们这个以礼仪为社会的传统中,袁先生表现出对神话的终止与历史的开端的同时性、国家的神话与人民的传奇的综合性的充分敏感,他汲取了决定论的若干因素,建造起了一座储藏“民族自传”的大厦。为了“创造阅读张力”,我这里对此做了点零星评论。我无非是想说:在我看来,神话学,首先应是比较神话学,是比较历史研究与跨文化研究的伴侣,而非是一种神话学对另一种神话学的支配。我从袁先生经由神话学创建起来“民族自传”大厦里,看到了这一道理的意义,也想要借此表明,中国神话学的研究,应更明确地阐述一种非决定论的哲学:“民族自传”的大厦内部若没有“和而不同”、“合二为一”的结构,若缺乏将局部连接为整体的“礼”,便失去了矗立于世的文化根基。 (本文系《中国古代神话》一书序言,有删节,该书已由华夏出版社出版)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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