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难而上的《中国美育思想通史》
http://www.newdu.com 2024/08/29 12:08:39 中华读书报 张法 参加讨论
拿到曾繁仁主编的《中国美育思想通史》,洋洋九卷,不禁心波一动,翻开各卷目录,有些情浪起伏。联想到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至今出版的聂振斌、袁济喜、杜卫、谭好哲、钟士伦、单士联、姚兴全等学人的十余种关于中国美育史的著作,这一横贯古今的通史,可以说既算总结,又是开创。所谓总结,就是把简史衍为全史,从史的角度,让未甚多曾在美育史上露面的人物与思想,尽量全面出场和亮相,把较少的断代著述缀补为整体性通史,而且以史的逻辑和论的框架,呈现出来。所谓开创,就是这一总结同时又将转化为一片新的研究场地,让关于中国美育历史和美育思想,以一种新的方式,激荡出新的百家争鸣和百舸争流,使中国美育史的研究,呈现新的景观。 凡涉猎中国美育史的学人,都会感到治美育之困难、曲折、艰辛。美学和教育学,作为中国现代学术体系一部分,都是在中国进入世界现代化进程之后,借鉴西方的学术体系而建立起来的。如果说,美学原理、中国美学史,中国美育史,都属美学,那么,现实的情况是,美学原理的体系著作很快就写出来了(从1923年吕澂《美学概论》到1932年朱光潜《谈美》……),而中国美学史的通史著作则出现很晚,中国美育史则更晚(1988年许有为《中国美育简史》、1992年有单世联、徐林祥《中国美育史导论》,1993年有聂振斌《中国美育思想述要》……),这说明什么呢?中西文化差异在美学和教育学有最为鲜明的体现。从美学来看,写出美学有西方样板即可,最容易,写出中国美学史,必须有中国的特点,难些,写出中国美育史,不但要有中国美学的特点,还关系到中国教育学的特点,更难。 难之一在中西思维方式上,西方是区分型的,先把真善美从本质上区分开来,然后综合为人性整体,这样,美和美育都有独立的地位。中国是整合型的,真善美在区分的同时就相互关联和互相渗透。美与真、善,美育与德育、智育相互关联,并为之服务。中西思维各有特色和长短,深讲太复杂,不在这里展开。但蔡元培、王国维等在创建中国现代美育时,就感受到中西差异,但力图结合中西来予以进行。首先,善、真、美以及相关的德育、智育、美育要区分开来,蔡元培在《哲学总论》(1901)中说“教育学中,智育者教智力之应用,德育者教意志之应用,美育者教情感之应用是也。”然后要把二者结合起来。蔡元培1912年2月发表《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提出五育(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该年7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临时教育会议上,通过了民国教育方针:“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王国维《论教育之宗旨》(1903)谈到美育时也讲:“美育者,一面使人之感情发达,以达完美之域;一面又为德育与智育之手段,此又教育者所不可不留意也。”这与席勒《美育书简》以来所形成的西方美育思想,虽然总的来讲可谓殊途同归,但其观念论述和具体践行,又差别极大。正是在这一文化区别中,中国美育史,陷入到甚多的困难之中。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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