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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犁先生的“签名本”(2)


    我把那篇论文的题目定为《报人孙犁及其新闻理论的再发现》。我写得很用心,力求做到考证精审、立论有据,洋洋万余言刊发在《新闻史料》上。孙犁先生看到这篇论文后,当即给我写来一信:“昨日见到《新闻史料》,当即拜读大作论文。我以为写得很好。主要印象为:论述很广泛,材料运用周到。实在用了功夫,很不容易。衷心感谢!”这封信后来刊登在《天津日报》副刊上。许多朋友读了以后对我说,孙老从不轻易表扬人,可这封信里却写了这么多夸奖的话,可见老人家是真的开心。
    1992年冬,我决定南下深圳,临行前想向孙老知会一声。我请孙老的女儿孙晓玲帮我联系好时间,依时前往孙老家拜望。孙老把我让到沙发上,自己还是习惯地坐在那把旧藤椅上。我吃惊地发现,几个月没见,孙老消瘦了很多,满面病容。我对孙老说:“听说您近来身体不好,也不敢来打扰,可是没想到您瘦成这样了。您应该早点去医院看一看呀!”
    “我不去医院,”孙老口气异常坚定,“我生病从来都是自己扛过去的。”
    我知道劝说是徒劳的,正想说南下的事情,孙老却先发一问:“侯军啊,最近怎么没见你写东西呀?”
    真没想到孙老会问这个问题,我一时语塞不知怎么回答。确实,自打决定南下,我就很少再写文章了。见我不言语,孙老的口气显得重了一些:“我也知道你忙,负一点责任就更忙,不过再忙也不要扔下你的笔。一个人只要是和文字打交道,就算个文人了。我常说一句话:文人当以文章立命。你还年轻,等你到了我这个岁数,就知道年轻时多留下一点文字性的东西,有多么重要了。”
    这是一段令我终身难忘的教诲,一字字像刀刻斧凿一般印在了我的心里。说话间,孙老拿出一本新出的《芸斋小说》题赠给我。而我却最终也没敢把即将远行的决定当面告诉他。
    我南下深圳不久,孙老的病情就急剧恶化,随后动了大手术,胃切除了二分之一。这对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来说,实在是一个严峻的考验。1994年8月,也就是孙犁先生病愈出院一周年之际,我回津探亲,行装甫卸,便急不可耐地跑去看望孙犁先生。
    像往常一样,依然是孙老本人前来开门的。只见他面容清癯,满头银发,一派儒雅的学者风度。虽说是大病初愈,走路稍显缓慢,但却十分稳健。落座之后,孙老笑道:“你今天来得真巧,今天正好是我出院一周年。去年手术之后,恢复得挺好,现在又能写点文章了。”
    那次见面,孙老谈兴很浓,与我聊了一个多小时,还谈到当时文坛的浮躁风气。孙老说:为文的人,只有耐得住寂寞,才能写出好文章,这是一个规律。现在的问题是,大家都坐不下来,整天烦躁不安。在这种心态下,怎么能写出好作品呢?不过,我现在似乎也感到我所恪守的“寂寞为文”这一套,已经有些不合时宜了,许多人不以为然。但是就我个人而言,还是坚信文人应当恪守“寂寞之道”。
    那次畅谈中,我把自己新出的艺术评论集《东方既白》送给孙老指正。孙老则题赠给我一本《孙犁新诗选》,还为我在一套八卷精装珍藏本《孙犁文集》的扉页上签名留念。如今,这些签名本已成为我书房里不可替代的“镇宅之宝”。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