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缘何用了九个“不”?再谈《五柳先生传》
http://www.newdu.com 2024/08/28 10:08:10 中华读书报 范子烨 参加讨论
拙文《五柳先生是谁》(以下简称为“拙文”,见《中华读书报》2017年9月13日第5-6版)通过文本对比,揭示了《五柳先生传》(以下简称为“《五柳传》”)与《汉书·扬雄传》(即扬雄《自序》)的渊源关系,由此确认《五柳传》的传主是扬雄,《宋书·陶潜传》所说的“作《五柳先生传》以自况”就是陶渊明以扬雄自况,只是“时人”不知“谁是五柳先生”而已。限于篇幅,有一个细节问题,拙文没有深谈,那就是《五柳传》用了九个“不”字。从这一角度来考察以上两篇文本的关系,我们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事实上,在这样一篇短文中,如此高频率地使用同一个否定副词,确实是一道独特的小小风景。钱锺书先生在《管锥编》中指出: 按“不”字为一篇眼目。“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氏”,“不慕荣利”,“不求甚解”,“家贫不能恒得”,“曾不吝情去留”,“不蔽风日”,“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重言积字,即示狷者之“有所不为”。酒之“不能恒得”,宅之“不蔽风日”,端由于“不慕荣利”而“家贫”,是亦“不屑不洁”所致也。“不”之言,若无得而称,而其意,则有为而发;老子所谓“当其无,有有之用”,王夫之所谓“言‘无,者,激于言‘有’者而破除之也”(《船山遗书》第六三册《思问录》内篇)。如“不知何许人,亦不详其姓氏”,岂作自传而并不晓己之姓名籍贯哉?正激于世之卖声名、夸门地者而破除之尔。仇兆鳖选林云铭《挹奎楼稿》卷二《〈古文析义〉序》:“陶靖节‘读书不求甚解’,所谓‘甚’者,以穿凿附会失其本旨耳。《南村》云:‘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若不求‘解’,则‘义’之‘析’也何为乎?”窃谓陶之“不求甚解”如杜甫《漫成》之“读书难字过”也;陶之“疑义相与析”又如杜甫《春日怀李白》之“重与细论文”也。培根(Ba-con)论读书(OfStudies)云:“书有只可染指者,有宜囫囵吞者,亦有须咀嚼而消纳者”(Somebooksaretobetasted,otherstobeswallowed,andsomefewtobechewedandswallowed);即谓有不必求甚解者,有须细析者。语较周密,然亦只道着一半:书之须细析者,亦有不必求甚解之时;以词章论,常只须带草看法,而为义理考据计,又必十目一行。一人之身,读书之阔略不拘与精细不苟,因时因事而异宜焉。(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四册,第1228-1229页) 这段话在现代研究陶渊明的论著中被反复征引,进而渗透到有关《五柳传》的中学语文教学中,如金星《鄙视流俗傲然处世——从“不”看〈五柳先生传〉》(《阅读与写作》2000年第10期,同题文章又见于《课外语文》2006年Z2期,作者题为赵新民),汪茂吾《从“不”看五柳先生的性格特征》(《语文天地·初中版》,2005年第20期),等等,而唐若从记录的安徽省淮北市海宫学校有关《五柳传》的一场师生对话则比较有代表性:在有两位同学将五柳先生的特征概括为“淡薄名利”“安贫乐道”之后,老师最后总结道:“这九个‘不’字像一条红线,把全文串起来了,把五柳先生的特点突出出来了,也为我们背诵文章提供了线索。”(《陶渊明说“不”—〈五柳先生传〉实录片段》,《中学语文教学》2008年第4期)由此可见,钱先生的对《五柳传》的解读,被人们普遍视为“探河穷源、剥蕉至心、层次不紊、脉络贯注”(陈寅恪《柳如是别传》中语)的妙论,他又征引英国培根论学之言,似乎更显得视野开阔,中西合璧,发人深思。但钱先生两次所引《五柳传》“不详其姓氏”,“姓氏”,陶集各本均作“姓字”,拙文曾引阮籍《大人先生传》:“大人先生盖老人也,不知姓字。”《五柳传》本此。钱先生本来博闻强记,记忆中虽两次偶误一字,也不必责备。又钱先生所引培根论学名言,两次出现“swallowed”(吞、咽)一词,培根行文素来简古,所以我感觉此处引文有点异样,于是用微信咨询美国西华盛顿大学英文系俞宁教授,俞先生迅速查阅了两种培根原著的版本,即TheProjectGutenbertEssays(ProducedbyJu⁃dith Boss and David Widger,2013,P575)和The Oxford Au⁃thors:FrancisBacon(OxfordUni⁃versityPress,1996,Page439),确认第二个“swallowed”本来是“di⁃gested”(消化、透彻了解之意,这两个词都是英语的动词被动式)。随后我翻检1819年伦敦版《培根全集》,查核其第二卷Essays CivilandMoral(《论说文集:民事与道德》)中的L.OFSTUDIES(《论学问》)一篇,确认钱先生节引了其中的两句,这段话完整的的原文是:“Somebooksaretobetasted,oth⁃ers tobe swallowed,and somefewtobechewedanddigested:thatis, some books are toberead onlyinparts; otherstoberead,but notcuriously;and some few to be read wholly,and withdiligenceandattention.”(第374页)水天同的译文是:“有些书可供一尝,有些书可以吞下,有不多的几部书则应当咀嚼消化;这就是说,有些书只要读一读他们底一部分就够了,有些书可以全读,但是不必过于细心地读;还有不多的几部书则应当全读,勤读,而且用心地读。”(《培根论说文集》,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80页)算是又一个记忆偶误,也不必责备。但是,钱先生又说:“岂作自传而并不晓己之姓名籍贯哉?正激于世之卖声名、夸门地者而破除之尔。”如此论陶,就把“五柳先生”无端拔高得有些“过柳”了,必须得略微说道一下。 我们知道,《宋书·陶潜传》所载《命子》诗作为陶公自述家世与族史的诗作,是他在身体衰微之际写给长子陶俨的。全诗凡10节,第一节称“悠悠我祖,爰自陶唐。邈为虞宾,历世重光”云云,第三节称“于赫愍侯,运当攀龙。抚剑风迈,显兹武功。书誓河山,启土开封。亹亹丞相,允迪前踪”,第五节称“桓桓长沙,伊勋伊德。天子畴我,专征南国。功遂辞归,临宠不忒。孰谓斯心,而近可得”。诗人先称浔阳陶氏来自于陶唐氏(即尧帝),随后又提到了三位陶氏人物:汉愍侯陶舍(公元前202年前后在世),汉丞相陶青(公元前195年前后在世)和晋大将军长沙郡公陶侃(259-334)。在“启土”一句下,日本学者斯波六郎引《尚书·武成》:“惟先王,建国启土。”在“亹亹”一句下,斯波氏引《毛诗·大雅·文王》:“亹亹文王。”在“桓桓”一句下,斯波氏引《毛诗·周颂·桓》:“桓桓武王。”在“天子”一句下,斯波氏转引铃木虎雄《陶渊明诗解》:“《尚书·尧典》:帝曰:‘畴咨若时登庸。’”(均见斯波六郎《古直〈陶靖节诗笺〉补正》,《汉文学纪要》,第三册,第1-11页,1949年7月)无论尧帝,还是周武王、周文王,在后世均有圣王之目,陶公用这些历史巨人来比拟其先人,其雷人之语令人震撼,比较而言,平生颇为狂傲的谢灵运的“述祖心态”则要平淡许多。从《宋书》卷六十七《谢灵运传》所载谢氏《山居赋》和自注以及《文选》卷十九所录谢氏《述祖德诗》来看,谢客不过是彰显其祖父谢玄将军功成身退、归隐江湖的美德而已,并没有多少夸饰之辞。陈郡阳夏谢氏本属一流高门,浔阳陶氏恐怕连三流都算不上。而所谓以塚中枯骨骄人,实乃六朝人之通病,高雅如陶公者,不仅未能免除此种恶习,而且将其推向极致了。这正是历史人物复杂的一面。显然,钱先生的“破除论”是缺乏历史感的,但他是文学学者,不是历史学家,我们对他的文字可能不应绳以史法。因为我并不认为钱先生对“二史八书”之类的史籍都很熟悉,尽管这些书是一般治南北朝史学者的必读书。杨绛回忆少年时代的钱锺书:“他纳闷儿的是,一条好汉只能在一本书里称雄。关公若进了《说唐》,他的青龙堰月刀只有八十斤重,怎敌得李元霸的那一对八百斤重的锤头子;李元霸若进了《西游记》,怎敌得过孙行者的一万三千斤的金箍棒。”(《记钱锺书与〈围城〉》,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1页)事实就是如此,每个有本事的人也都是有局限的人。此外,《管锥编》的初稿毕竟写于“轰轰烈烈”的年代,钱先生的“破除论”似乎多多少少有一点时代镜像的折光,只是其本人没有觉察而已。但无论如何,陶公的“阶级觉悟”也没有达到钱先生所说的那种高度,至于有人因陶公躬耕垄亩、讴歌劳动就封他为“农民诗人”,那就更加离谱了。 还是回到《五柳传》的九个“不”字。美国著名汉学家戴维斯(A.R.DAVIS)教授的英译《五柳传》(BIOGRAPHYOFTHE GENTLEMAN OF THE FIVE WIL⁃LOWS)对我们理解作品的这种语言现象很有帮助,我们也不妨借此机会体会一下“五柳先生的西游”(卞东波教授语)或者说“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特殊风采: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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