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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王国维手书《唐写本切韵残卷》


    学界对《切韵》展开热烈讨论,这样的一个学术局面,正是由《唐写本切韵残卷》的印行开启的,如果从这样的一个学术史来看,王国维录写的这一册《切韵》,就不能不说相当珍贵。
    一
    《观堂集林》卷八收入王国维论音韵学的文章,其中有一篇《书巴黎国民图书馆所藏唐写本切韵后》。由于《观堂集林》是王国维自己最后编定的,以后大家都重视这个版本,于是,渐渐地都只读他写的“后”,而很少提及他的“书”了。
    但是这次在京都大学,我却偶然看到王国维写录的巴黎所藏《唐写本切韵残卷》,石印线装一册。因为有三种残卷,故分三卷,在鱼尾标识出来。全书正文六十页,另有《跋》四页,一面(半页)十行,有“行款照原本”的说明,字体有力端正,页面干净整齐。卷三之末,署“巴黎国民图书馆藏唐写本《切韵》卷三。辛酉九月朔日写起。十九日写了共五十二页纸。国维。自二十日至二十三日以景照本校毕,又记”。辛酉九月朔日,是公历1921年10月1日。这就是说从10月1日起,王国维用了二十多天,抄写、校对巴黎所藏三种《切韵》残卷。但不知为什么他这里记的是写了“五十二页纸”,与稍后他对马衡说的“此书共六十页”(1921年12月8日致马衡,刘寅生、袁英光编《王国维全集·书信》,中华书局1984年)以及实际页数不符。
    抄写《切韵》完毕,据赵万里编《王静安先生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1978年)说,王国维是“增订旧文,为跋尾,书于写本后”。不过细读这篇《跋》,至少它的前半部分,都是在讲前面他抄写的三种《切韵》的情况。他说这三份残卷,第一种“当是陆法言原书”,写于初唐,第二、三种分别是“长孙讷言笺注本”和“长孙氏笺注本或其节本”,写于唐代开天之际,又说见到陆法言原书,证明他过去推测“陆韵次第必与唐韵相近”,是正确的。这些内容,还是很有针对性的。
    倒是与《书巴黎国民图书馆所藏唐写本切韵后》相比,可以看到在稍后把它编入《观堂集林》时,王国维作了不少改动。上述几点结论并没有变,可是增加了音韵方面的举例和分析,最明显的,是删去了原来《跋》里的一整段文字。这段文字写在《跋》尾:
    光绪戊申,余晤法国伯希和教授于京师,始知伯君所得敦煌古书中有五代刻本《切韵》,嗣闻英国斯坦因博士所得者更为完善,尚未知有唐写本也。辛壬以还,伯君所寄诸书写照本亦无此书。戊己间,上虞罗叔言参事与余先后遗书伯君索此书景照本,今岁秋伯君乃寄罗君于天津。罗君拟付工精印入《石室佚书》中,以选工集资之不易,余乃手写此本,先以行世。原本书迹颇草草,讹夺甚多,今悉仍其旧,盖其误处,世之稍读古书者,类能正之,至其佳处,后人百思不能到也。因记其大略如右。辛酉冬十一月初十日,海宁王国维书于海上寓居之永观堂。
    这里说光绪戊申(1908)在北京初见伯希和时,他与罗振玉就知道伯希和手里有敦煌本《切韵》,可是伯希和一直没拿给他们看,直到辛酉年秋,在他们一再要求下,才把照片寄到天津,罗振玉本来要放在“鸣沙石室”系列出版,但一时筹集不到印刷费用,于是他“乃手写此本,先以行世”。最后所署十一月初十日,是公历1921年12月8日。
    这一段文字,大概王国维认为无关文章宏旨,在将《唐写本切韵残卷跋》改题为《书巴黎国民图书馆所藏唐写本切韵后》、修订收入《观堂集林》时,全部删掉了。现在读到它,对于王国维写这篇文章的原委,才可以比较清楚。
    如果更进一步,那么,还可以通过《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王庆祥、萧文立校注、罗继祖审定,东方出版社2000年),看到与此相关的更多细节。比如罗振玉在1921年9月4日的信中说:“伯希和代照《切韵》已寄来,计残卷三,其一为《切韵笺》,但存上平之半,他一为《切韵》陆氏本,缺去声,其他亦有小缺,又一则陆氏《切韵》少许,缮写皆极草率。弟已比校《唐韵》(蒋本)《广均》,作《均目表》。”这就印证了王国维《跋》里面写到的“今岁秋伯君乃寄罗君于天津”,同时说明罗振玉先拿到《切韵》,先就做了初步研究,判定其中一个是陆氏原本、一个是笺本,而王国维后来正式写出来的结论,也许便是受罗振玉的启发。
    从随后9月16、23日的信看,罗振玉还把他录写的《切韵序》和他编的《韵目表》寄给了王国维,大概王国维又问了一些《切韵》的问题,这样,在9月23日的信里,他便说到购买这些照片的情况以及后续的打算:“此次寄中币五百圆,仅得此影本数十片口,写真之价,数倍从前。意欲集资千元,用玻璃板印出。”他是想要用珂罗版印出,可是又“恐千元尚不足用”,加上现在手头没有现金,“故印书但有集资矣”。到了9月27日的信,罗振玉说的是他已经托管复初把照片带到上海,“计《切韵》甲卅三纸,乙三纸,《切韵》笺十纸,共四十三纸”。他说:“弟本意手钞一本,付菊笙印入《涵芬楼秘笈》中,然后徐图影印原本。今既奉尊览,祈公手写,付菊笙印之,索渠书数十册,何如?”他希望王国维能手抄一本,交给张元济去印,然后,他们再跟商务印书馆要几十册印本。这也就是王国维在《跋》里面交待的“余乃手写此本,先以行世”。
    王国维收到照片,便马上开始抄写。据他10月22日写给罗振玉的信说,刚好他所在哈同的仓圣明智大学放秋假,停课半月,使他得以十九天抄写完毕,“然每日之力亦仅能尽三纸而已”。每天尽力也只能写三纸,当然是由于抄写之前,先要辨认。王国维说“原本书迹颇草草”,罗振玉也说过“写本至劣,别体讹字甚多”(9月23日信),所以,抄写并不是复印式的抄写,这里面恐怕是要有学术性的考察和判断。
    很多人评论王国维的学问,异口同声,都说他能“从弘大处立脚,而从精微处著力”(梁启超)、“精密坚实”(叶公绰)、“最纯正而精密”(陈乃乾)、“博矣,精矣”(陈寅恪)、“细针密缕”(顾颉刚),大多离不开“精密”两个字。这两个字,单从这一册《唐写本切韵残卷》来看,就可知不是轻易得来,是要下过把材料一笔一划写出来这样的功夫。这大概比现在人提倡的“细读”还要细到骨子里,更不用说和那种敲敲键盘就能“黏贴”成功的狼吞虎咽式相比了。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