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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伦理的现代式生存与东方化叙事


    赵树理文学的叙事方式对于中国当代文学创作和研究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刘旭教授的赵树理研究新作《赵树理文学的叙事学模式研究》(北岳文艺出版社2015年出版,以下简称《研究》)系统研究了赵树理文学的叙事特点,深入分析了赵树理文学的原创性,昭示了中国传统乡村伦理及社会主义的底层解放观对赵树理叙事模式的关键性影响,最终突显赵树理文学独特的乡村内部叙事特征。同时还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缺乏现代意识”评价赵树理文学这一较为偏颇的观点进行了批判,充分论证了赵树理文学是以回到古典的方式完成了对西方现代性局限的规避,同时对传统叙事方式进行现代意义的扬弃,以农民的“生存伦理”为本位,形成了另一种理想化的“底层进化式”叙事模式。可以说,赵树理文学作为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学结合的典范,为建立属于中国的东方化文学标准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资源。《研究》不仅对当前文学界和思想界一味强调西式民主自由而完全否定社会主义革命的做法进行了批判,认为赵树理文学成功地把社会主义与中国乡村伦理相结合,无论对文学界还是思想界都是一个极大的启示,而且论证了赵树理文学蕴藏着质疑西方化文学标准的霸权性质的生长点。
    《研究》共分为三个部分。整体研究部分从赵树理文学的宏观叙事模式和文学史角度概述赵树理文学的叙事特点及赵树理的文学史定位。立足“超越现代性”论述赵树理转向的叙事表现,即不像周立波、丁玲把党代表作为叙事视点,而是把农民作为叙事视点,党代表成了被略写、被叙述的外来者;但同时外来者又在叙事中起着关键的推动作用,赵树理采取农民视点反而更强化了党的领导的有效性。农民视点的确立给赵树理的左翼乡土文学带来了根本性的变革,形成以中国乡村伦理和传统文化为中心的底层解放叙事。具体的叙事学分析部分主要通过文本细读方法,运用修辞叙事学、文体叙事学、认知叙事学等方法分析赵树理文学的文体、修辞及叙事结构特点,进行从话语的句篇到文字的细致解读,多角度分析赵树理小说叙事的各项特征,并与社会革命相结合,发现各种思想在叙事策略中融合的踪迹,从而全面突显赵树理叙事的超越性。在对比研究部分,《研究》具体分析了赵树理思想变化的表现和原因。在《鲁迅与赵树理的“国民性”对比》这一章中,作家从世纪母题“国民性批判”出发,强调了社会主义革命给赵树理文学思想带来的关键性变革,赵树理与鲁迅笔下的农民形象有着很大的差别。作者认为鲁迅的农民形象中所包含的对国民性改造的绝望,来自于对大环境的静止化理解,而赵树理由于生活在农村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则提供了不同的想象可能,作者从中国小农社会产生阶级及公共意识的可能、赵树理笔下的新式娜拉和阿Q形象分析、社会主义经验和东方小农伦理对赵树理文学的关键影响等三个方面,论述了赵树理文学独特性的产生原因,认为他打破了鲁迅的“国民性”魔咒,塑造出了具有社会主义式现代意识萌芽的农民形象,寓示了新的底层文学叙事模式。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