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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经》:作为儒、道美学思想萌芽的卜筮观念


    自有文字记载以来,《周易》可谓是中国古代最为古老、最为神秘的一本书了。《周礼.春官.大卜》中有所谓“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的“三易”之法。由于时代的久远,夏之《连山》,殷之《归藏》均已失传,唯周之《周易》保存了下来。现存的《周易》分两部分:一部分是《易经》,记录了六十四卦的卦象、卦辞和爻辞。传说伏羲始画八卦,周文王演为六十四卦,并作了卦辞和爻辞。也有的说爻辞为周公所作。一些专家认为,这部分内容保留了殷代的历史资料和行文风格,当成书于殷周之际。另一部分是《易传》,这是对《易经》部分的解释和发挥,共有十篇:《彖》上下、《象》上下、《文言》、《系辞》上下、《说卦》、《序卦》、《杂卦》,又称“十翼”,传说为孔子所作,一些学者对此表示异议,认为成书于战国末年。
    《易经》与《易传》两部分不仅成书年代相差了数百乃至上千年,而且内容上也有着相当大的距离。前者文风简朴,专注卜筮;后者着意发挥,兼及社会人伦之理。更为重要的是,从诠释学的角度上讲,这两个文本虽然是一种诠释与被诠释的关系。但是,作为诠释者的《易传》显然已加入了后代儒家学者的“前理解”在里面。因而其所言之理,未必尽合《易经》文本的原有之意。因此,要探讨中国美学的理论源头,就不能将《易经》与《易传》混在一起,更不能用《易传》的思想来代替《易经》,而应回到《易经》文本的历史起点。在这里,《易传》只是便于我们理解《易经》的工具罢了。
    从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观点来看,“历史从那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该从哪里开始。”[[1]] 而作为中国思想历史起点同时也是逻辑起点的《易经》来说,它不仅被汉代的儒家奉为“五经”之首,而且被后代的道家奉为“三玄”之尊。那么,作为儒、道两家同出的精神资源,《易经》对中国美学究竟产生了哪重要的影响呢?这一点,常常是海内外诸多名家保持沉默或欲言又止的地方。朱光潜写过一篇《中国古代美学简介》,对《诗经》、《乐记》、《说文》、《文心雕龙》均有论述,唯独对《易经》避而不谈;宗白华写过一本《美学散步》,对中国古代的文化典籍如数家珍,唯独对《易经》中的卦象浅尝辄止;方东美不敢怠慢这部开山之作,然而从艺术的角度却只能用“宇宙之大美”的话来加以笼统地概括;牟宗三对易学非常重视,可谈到美学处却只是用“此段甚美”之类的话一笔带过;此外如徐复观的《中国艺术精神》和李泽厚的《美的历程》这两部颇为流行的艺术理论和美学著作,都不曾为《易经》留有一席之地;刘刚纪执笔的《中国美学史》和叶朗出版的《中国美学史大纲》虽均有涉及,但前者《经》、《传》合论,尽量捕捉其中与“文”、“辞”、“意”、“象”相关的因素与内容,却未能达到提纲挈领的效果,后者则干脆弃《经》而言《传》,未能探及古经文本的源头活水……。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有两个:一方面,《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易道广大,无所不包,……皆可引以为说。因此,对于绝大多数的美学史家而言,要想否认《易经》一书对中国美学思想史的影响,是一件难以启齿的事情。但是,另一方面,《易经》一书确乎讲的是卜筮而非艺术。因此,对于绝大多数的美学史家而言,要想牵强附会地将那些卜筮的用语解释为美学的概念,又是一件难以办到的事情。
    在认清上述两点实事之后,我们要想了解《易经》对中国美学的真正作用,就应该避免以往学者或是从《易经》文本入手,对那些与审美有关无关的只言片语,进行微言大义的阐发,或是放弃简单而质朴的《易经》文本,转而向《易传》求援的研究方式,而真正从方法论的角度来探讨其潜在而深刻的影响。换言之,我们既然承认《易经》是一本卜筮之书,而非美学之作,我们就不必硬要从中寻找到什么美学范畴。与此同时,我们又要看到,所谓卜筮,无非是上古先民们对自然、对社会、对人类自身命运的把握和探寻活动,这其中也自然包括着人与现实的情感联系。找出这种联系的纽带和根源,才是我们应该完成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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