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语用失误研究三十年综述
http://www.newdu.com 2024/11/29 02:11:57 文教资料 2013年34期 李延波 房红芳 参加讨论
摘 要：本文采用文献综述的研究方法，对中国学者30年（1984—2013）来对语用失误研究所取得的成果进行了分阶段梳理，总结了中国学者在此领域研究中的贡献和各阶段的研究特点，提出了他们在研究方法、工具与范围等方面存在的不足和空白，指出了继续深入拓展对语用失误研究的新视角。 关键词： 语用失误 语用能力 文献综述 1.引言 自Thomas（1983）首先提出语用失误理论迄今已有30年。30年来，国内外许多学者对语用失误的研究经历了从理论构建、理论描述、部分质疑到定量实证研究等不同阶段，取得了一系列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极大地推动了对跨文化交际、语用能力、外语语用教学和二语习得等领域的研究，也证实了该理论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和实用价值。10年前，孙亚、戴凌（2002：21）曾专门回顾并考察过中国的专家学者对语用失误研究20年来的现状。10年后的今天，中国的学者们对语用失误的研究又进行到了什么程度呢？为解答此疑问，本研究采用文献综述的方法，对中国学者30年（1984—2013）来在此领域所进行过的研究进行梳理，总结中国学者在对语用失误研究的贡献和研究特点，同时考究他们对语用失误的研究还存在哪些不足和空白，为我们继续深入拓展对语用失误的研究找到新视角。 2.语用失误理论回溯 语用失误是英国学者Jenny Thomas于1983年提出的。Thomas（1983：91）认为，语用失误指的是听话者“不能理解说话者话语内容的含义”，在交际中，只要听话人所感知到的话语意义与并非是说话人的真正意图时，语用失误就产生了（Thomas，1983：94）。她参照Leech（1983：10）所提出的普通语用学包括语用语言学和社交语用学两部分，把语用失误划分为语用语言失误和社交语用失误两类。语用语言失误就是当说话者投射于某一特定话语上的语用力系统性地有悖于目标语本族语者常规理解时，或者是当某些言语行为策略被不恰当地从一种语言迁移到另一种语言中；而社交语用失误则涉及不同文化对怎样才算合适的语言行为会有不同理解（Thomas，1983：99）。对于这两种失误的诱因，语用语言失误主要是由教学所诱发的错误和语用语言迁移而产生的（Thomas，1983：101）；社交语用失误主要是由于跨文化交际时因对社会文化因素的评估不匹配造成的，涉及社会距离、强加、损益、面子、权责、义务等（Thomas，1983：104）。因此，语用语言失误是特指语言方面，而社交语用失误则部分属于文化方面（Thomas，1983：109）。至此，语用失误理论的框架构建完成，国内外许多学者把该理论作为研究跨文化语用学、跨文化交际学的内容之一，让该领域的研究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戴炜栋、张红玲，2000：3）。 3.中国语用失误研究现状 中国学者30年来对语用失误理论的研究经历了从理论介绍、描述、应用和量化实证研究的历程。根据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对语用失误研究趋势的统计，中国学者对语用失误研究的关注度从1997年起到2009年逐年增加，之后有所降低，这种趋势同样也可以从相关国家课题数、主要研究人员数和研究机构数等数据统计中得以验证。本文把我国学者对语用失误的研究依据研究程度和特点分成三个阶段。 3.1理论介绍阶段（1984-1989） 在中国对语用失误理论介绍作出贡献的是黄次栋和何自然两位学者。作为最早关注语用失误的黄次栋（1984：14）认为，中国的英语学习者在用英语进行言语交际时，有时除了必要的语言知识以外，还应把握即语用规则如何与合适的语言行为相一致。这与Thomas所提出的造成语用语言失误的因素异曲同工。他还认为，某一言语行为的交际意义与语境、双方身份关系和双方共有的背景知识等因素有关系，而如果缺乏对此了解，则会造成交际失败而达不到预期的效果（黄次栋，1984：13）。这种观点恰巧与Thomas所提出的造成社交语用失误的根源不谋而合。尽管黄次栋所使用的术语是语用错误而非语用失误，但根据他两方面的分析来看，这和语用失误理论所涵盖的两个方面基本一致。然而，他并未对之作概念化、理论化的阐释，也未进行系统的研究从而构建该新理论，这是中国学者在此领域研究中的一大憾事。 何自然教授被视为中国语用失误研究的引领者。1986年，何自然和阎庄发表的“中国学生在英语交际中的语用失误—汉英语用差异调查”一文是真正意义上基于语用失误为理论基础的首篇学术论文。截止到2013年11月月底，从中国知网的统计来看，该文章已被下载1689次，被引用已达到629次，被引次数为该领域最高，这证明了其在中国语用失误研究中的重要地位。何自然、阎庄（1986：53）认为，语用语言失误包括不合英语本族语者的语言习惯和对英语表达式的误用，根据母语的语义和结构表达习惯来套英语。而社交语用失误则指言语交际中谈话双方由于缺乏彼此的文化背景知识从而造成语言形式选择的失误，这种失误主要与谈话双方的身份、语域和话题熟悉程度等有关。据此理论他们通过测试试卷对研究被试进行了汉英语用差异辨识测试，研究其在英语语用方面的知识和能力（何自然、阎庄，1986：52）。这是中国学者首次基于语用失误理论进行的实证研究，其设计的测试试卷也为以后的学者提供了很大的借鉴价值。后来，何自然（1988：202）将语用失误定义为：“人们在言语交际中，因没有达到完满交际效果的差错，统称为语用失误”，包括语用语言失误和社交语用失误，即语用失误的“二分说”。他对语用失误理论的介绍和阐释为更多学者接触到语用失误提供了机会，也为语用失误研究在中国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3.2理论应用阶段（1990-1999） 我国学者在20世纪最后的十年迎来了对语用失误研究的第一个高潮。从中国知网的文献统计来看，以“语用失误”为关键词公开发表的文章有147篇。在该阶段，学者们对语用失误的研究为二语习得和跨语言、跨文化交际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为语言学习和语言运用中出现的问题提供了解释的理论基础。学者们在该阶段对语用失误的研究有如下两个特点： 3.2.1基于语用失误理论框架的实证研究 该阶段，中国的学者们开始效仿何自然的问卷测试方法展开定量实证研究，以期验证语用失误理论的正确性。王得杏（1990：7）认为，跨文化交际障碍的起因就是由于交际过程涉及文化上和语言本身的规约。王得杏采用测试试卷检测了中国英语学习者的语用失误状况及语用能力。他发现大多数参试学生的语用能力得分处于中等水平。另一位学者洪岗参照何自然的测试问卷对本科英语专业高低两个不同年级的学生进行了语用能力测试。测试结果表明学生语言能力与语用能力并非完全成正比（洪岗，1991：58）。董晓红（1994：92）的测试数据同样显示出学生的语用能力并没有随其语言知识的增加而提高。这些研究表明，通过测试试卷进行量化实证研究检测语用失误，测试结果具备科学性和说服性，而且这种方法也便于重复做，这为其他学者提供了可以效仿而且是可行的研究方法。 3.2.2基于文化差异的语用失误对比研究 该阶段，有学者开始从文化差异方面进行对比研究语用失误。曹春春（1998）根据顾曰国（1992）总结的中国式礼貌准则和Leech（1983）列举的英国式礼貌原则，对比分析了英汉两种语言各自的文化特性，探讨了因违反礼貌准则而造成的语用失误（曹春春，1998：69）。彭增安（1997：41）研究了外国人学习汉语时而造成的语用失误，发现失误的主要因素源于汉语的颜色词、称谓语等大都富含有特定的中国文化意境。由此看来，交际双方的文化背景知识差异是语用失误的主要诱因。另外，钱冠连（1997：224）指出，语用失误不仅仅是由于语言迥异的社会文化语境造成，即语际语用失误，而即使在同一语言环境下，人们的社会文化背景知识也不完全相同，语用失误也会存在，即语内语用失误。从这一视角研究语用失误的研究成果目前尚不多见，这也可能为学者们继续对语用失误开展深入研究提供了新思路。 3.3理论拓展阶段（2000-2013） 在这一阶段，中国学者们对语用失误的研究依然热情不减。根据中国知网的相关文献数据显示，以“语用失误”或“语用能力”为关键词公开发表的作品共1960篇，其中在核心期刊上发表的文章有149篇，这些研究成果大致有三个特征： 3.3.1敢于提出质疑、批评与新的划分方法 尽管语用失误的“二分法”具有较强的解释力，但学者们发现有些失误现象却无法用来进行解释。鉴于此，刘绍忠、钟国仕（2003：50）对Thomas的语用失误“二分法”提出了质疑，认为错略的“二分法”忽视了言语交际中的语用行为和过程。刘长江（2008：39）对语用失误理论进行了批评性分析并提出了纰漏之处。首先，他认为该理论没有明确划分出语用失误和跨文化语用失误的辨识标准，让人这对此两种概念的区分模糊不清。其次，该理论未对语用失误的定义和能力是否是同一范畴、交际中断是否就一定会造成语用失误作出相应回答。最后，他指出语用失误理论研究应该涵盖语言错误和副语言手段，因此只简单地把语用失误分成语用语言失误和社交语用失误两类，略显粗糙。 在质疑、批评的同时，也有学者尝试提出新的语用失误划分方法。刘绍忠、钟国仕（2001：34）把语用失误分为语用个体关联失误、语用社会关联失误、语用语言关联失误、语用认知关联失误和语用文化关联失误五类。这种分类和“二分法”相比，就显得既具体又全面。由于Thomas的语用失误原因在中忽视了非语言交际的因素，李元胜（2004：113）在语用失误“二分法”的基础上增加了语用失误的非语言因素。 3.3.2敢于尝试研究语用失误的新视角 这一阶段中国学者尝试应用不同的新视角研究探讨语用失误。李桂芝、张国（2003）尝试基于顺应理论研究语用失误的成因。他们发现，在言语交际过程中，当说话者双方的交际语言未能顺应当时的交际语境时，就会产生语用失误（李桂芝、张国，2003：93）。为此，张国（2004：62）提出，语言顺应是避免造成语用失误的策略之一。而王伟（2012：52）则基于错误分析理论和借助学习者语料库来枚举学习者的语用失误案例，进而反思在汉译英教学过程中如何把握词汇的实际文化内涵，从而规避语用失误。语言是以认知为基础的（Tyler，2012：56），有学者尝试从认知角度（孙亚，2001；罗小英，2008；陶源、姜占好：2012；卢加伟，2013）对语用失误进行研究。孙亚（2001：59）认为，语用失误是由于交际过程中的交际双方因文化心理表征有差异而造成的。陶源、姜占好（2012：96）提出，要培养学习者的语用意识，提高其语用能力，应该扩充其认知语言学知识，了解意象、概念和脚本等认知术语。卢加伟（2013：71）则以认知框架下的注意假设（Schmidt，1993：24）和双维模式（即知识分析和过程控制）（Bialystok，1993：48）为指导，提出了课堂语用教学对中国英语学习者的二语语用能力有积极的作用。戴炜栋、张红玲（2000：3）从二语习得的角度提出，文化迁移也是语用失误的一个主要诱因。由于运用恰当的语用策略可以在跨文化交际中能够有效地规避或减少语用失误。张巨文（2005：60）提出，在言语交际过程中，交际双方在选择语用策略时要注重得体，给对方留足面子，尊重对方文化。而蒙岚、周晓玲（2011：179）在探讨语用失误的原因时，则从语言与文化的关系角度研究了跨文化交际过程中的语境要素。有学者以翻译目的论（邹建玲，2013：24）作为理论依据，研究在旅游网页和商标翻译等实用交际译文文本中存在的功能性和语言性翻译失误及文化语用失误等问题（唐忠顺，2013：159）。 3.3.3针对语用能力的定量实证研究增多 该阶段有许多学者对英语学习者的语用能力展开定量实证研究并提出了提高英语学习者语用能力的相应措施。甘文平（2001：73）通过定量实证研究方法研究中国大学师生英语语用能力后提出，要提高英语语用能力，首先要革新英语教材的编写思路，增强教材语言的真实性。叶邵宁、滕巧云（2003：70）通过给学生提供原汁原味的英语素材，让学生体会现实世界中的语言形式和语用功能，增加语用素养进而提高自身的语用能力。胡美馨（2004：31）提出，语言在真实世界中是用来交际的，在英语专业口语课堂教学中，教师就应设计完成真实交际目的的口语训练任务。邬颖祺、陈国华（2006：41）从执行请求行为和使用语用惯例语方面进行定量实证研究后发现，英语专业和非英语专业学生在这两方面的语用能力表现均不强。刘建达（2006：259）研究了中国英语学习者对道歉这一言语行为的语用表现，结论是其语用能力普遍不理想，但发现其采用的三方验证测试方法都具有较高的信度和较好的效度。后来，他还发现目前还尚未有涉及测试英语学习者的社会语用能力的研究（刘建达，2008：54）。因此，社会语用能力可能是未来语用测试研究的焦点（姜占好、周保国，2012：48），这也对继续拓展研究语用失误提供了新的思路。为了在英语课堂教学中给学生提供语用知识的输入（孟梅、刘秦亮，2000：92；王雪梅，2006：32；田有兰，2012：190），鲍晓英，钱明丹（2013：94）在口译教学实践中提出了“教材—教师—教学”三位一体模式，即教材要增加真实语用知识的输入，教师要树立提高学生英语语用能力的观念，构建模拟真实生活场景的情境教学模式。 4.结语 由于本研究只采用文献综述的方法，搜索范围也仅限于中国知网，因此存在研究方法较单一，搜索范围较窄等不足。然而，该综述研究还是取得了三个方面的发现。首先，本研究发现中国学者们在对语用失误研究作出的主要贡献在于他们进行了大量翔实的理论描述、解读与理论深度上的提升，同时敢于尝试运用不同理论和视角研究解读语用失误的原因并提出减少或避免语用失误的不同策略及提高英语学习者语用能力的具体措施。其次，本综述还发现，中国学者在对语用失误的研究过程中，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更加趋于理性和客观。彭康洲（2007：54）认为目前中国学者们对语用失误研究大多以英美文化为定势，这使得交际双方的语用规则话语权失去了平衡，研究结论也难有公允。此外，冉永平（2013：676）指出，英语语言学习既要学习英语本族语者的语用规约，又要领会学习者本族语的语用标准。这样可以通过对比学习找到交际过程中的契合点，从而减少或避免语用失误。最后，本综述研究还发现中国学者们更多地侧重于从横向研究的角度对语用失误进行实证研究，研究范围也以语际语用失误居多，而真正以纵向、动态的研究方法对语用失误开展的量化实证研究不多。此外，中国学者目前对语内语用失误的研究还尚未涉及，基于语料库的语用失误研究也尚未触及，尚未有学者以质性研究的方法研究语用失误，这些不足或空白为我们继续深入拓展对语用失误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参考文献： [1]Bialystok，E.Symbolic representation and attentional control in pragmatic competence [C]// G.Kasper & S.BlumKulka.Interlanguage Pragmatic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Press，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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