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来中国同盟会研究述评
http://www.newdu.com 2024/11/29 01:11:38 《史林》2012年5期 马敏/洪振强 参加讨论
【英文标题】Review on Tung Meng Hui in the Past Century 【作者简介】马敏，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教授；洪振强，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武汉430079 【内容提要】 本文梳理了百年来中国同盟会研究之发展演变历程，详细评介了学术界关于中国同盟会的成立、性质、纲领、内部分歧及其与其他团体的关系、军事策略及其与会党、新军的关系、相关人物与群体、海内外支部与分会、组织建设活动、历史地位、与武昌起义之关系，以及武昌起义后同盟会的分化消亡等诸多问题的研究状况。并在此基础上，思考如何进一步拓展和深化同盟会史研究，包括发掘同盟会史料、考订同盟会“史实”，变换研究视角，创新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深入研究同盟会的社会生态、同盟会与中国“国情”等的关系，加强同盟会区域研究，及其与国内外其他政团的比较研究，等等。 【关 键 词】同盟会/研究/述评 章太炎一句“革命军起，革命党消”，一定程度上说明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推翻清政府统治之后，作为领导全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团体或政党，同盟会的使命也相应结束了，诚如吴老的评价：“这两句话是极端错误的，但用来形容当时的情况，倒是很合乎事实”①。因此，可以说，辛亥一百年，也就是中国同盟会成为了“史”的一百年。 百年同盟会史研究的意义远远超乎人们的想象。一则中国同盟会作为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其存在的七年正是“百年锐于千载”、社会多变的七年，在这七年里，它领导了全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了晚清封建王朝的统治，并在新旧交替中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研究同盟会必然会深入到清末民初政治史、社会史，成为近代资产阶级研究、辛亥革命研究和民国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二则在持续百年的研究中，人们对同盟会的认知和研究，已不单单是学术研究，同时还是一种有关同盟会及辛亥革命的“历史记忆”，其中既折射了复杂的社会变迁，也蕴含了较为丰富的“思想史”和“观念史”。 一百年中国同盟会研究发展演变之历程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特别是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之后，中国同盟会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一种“历史记忆”，开始为后人所回忆、记录、研究。 1949年新中国建立之前，主要是参与了同盟会的诸多人士对同盟会予以回忆式记述，可以分为四部分：一是记述性论文。我们粗略统计有近50篇，如张大义的《辛亥年同盟会云南分部之成立及其活动》、张难先的《同盟会中部总会与武昌起义》、冯自由的《檀香山兴中会改组同盟会之经过》、贺之才的《欧洲同盟会成立始末》，等等；二是关于资产阶级革命史的著作里有不少篇幅记述同盟会。这类著作我们粗略统计有十多种，如高劳的《辛亥革命史》(商务印书馆，1923)、左舜生主编的《辛亥革命史》(中华书局，1934)、冯自由的《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中国文化服务社，1944)《革命逸史》(商务印书馆，1947)，等等；三是关于中国国民党史、中国政党史的著作因视同盟会为国民党和中国政党的源头，其中有不少关于兴中会、同盟会的记述。这类著作我们粗略统计有二十多种，比如邹鲁编著《中国国民党史稿》(民智书局或商务印书馆，1929、1938、1944、1947)、杨幼炯的《中国政党史》(商务印书馆，1936)，等等；四是关于“中国近代史”的教材论著中有与同盟会相关的篇幅，比如李泰棻编《新编中国近百年史》(商务印书馆，1924)、邢鹏举著《中国近百年史》(上海世界书局，1931)、张健甫著《中国近代史教程》(文化供应社，1943)等。这些记述虽然学术含量不高，但对后人研究同盟会而言，已是较为珍贵的史料。 在1949年以前的研究中，“国民党出于偏狭的阶级和政治需要，奉同盟会为正宗，对孙中山及其周围少数追随者多加溢美。由于同盟会头上罩着一顶‘神圣’的光圈，学术争论往往无从展开，研究课题的狭窄、思想深度的缺乏诸病自然在所难免”。②的确，1949年前同盟会往往被视为开创民国的“革命党”，系执政的中国国民党党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对同盟会在很大程度上仅限于相关史实的记述和厘清，极少作评价性的论述和分析，更鲜有学术性争论。因此，此时期的同盟会研究很难说是严格意义的学术研究。 同盟会作为真正的学术研究当始于1949年后。“新中国史学工作者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为根本指导思想，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对同盟会的历史展开了崭新的研究和探索。严格说来，同盟会研究从这时起才被置于真正科学的基础之上。”③早在1949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同盟会员吴玉章就写了《辛亥革命的教训》(华北大学教务处，1949)，提出同盟会作为分散的地方性革命团体之联合体为辛亥革命埋下了危机，后在其著《辛亥革命》(人民出版社，1961)中进一步强化其观点。可以说，吴玉章属最早一批研究辛亥革命和同盟会的马克思主义学者。 新中国第一篇直接与同盟会相关的论文是荣孟源的《同盟会与辛亥革命》(大公报，1952年10月10日)，随后，同盟会专题研究逐步展开。据粗略统计，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同盟会研究论文有16篇，涉及同盟会的革命宣传、与梁启超改良派的论战、同盟会的性质及其纲领、同盟会成立的意义和作用、同盟会与光复会、共进会的关系、同盟会中部总会、俄国民粹主义对同盟会的影响等方面。这个时期，同盟会研究呈现出四个特点：一是同盟会研究一开始就被纳入了辛亥革命研究视野，作为辛亥革命研究的分支而日益得到重视；二是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下，开始对同盟会有更为全面、客观的分析，涉及同盟会自身所存在的不足。如，有人认为，“这个革命联盟是由一些革命团体凑合一起所组成，没有共同统一的理论基础……对于共同提出的政纲及某些重大问题的看法则因缺乏统一的指导思想彼此认识不一致”；④三是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开始对同盟会进行阶级性分析，视其为资产阶级的革命组织，既肯定同盟会反封建的积极意义，又重在分析其资产阶级的局限性和软弱性。而且，这种分析开始涉及同盟会的性质、纲领、宣传等诸多方面，使得此时期的同盟会研究具有一定的广度和深度；四是出现了学术争鸣现象，如，对同盟会中部总会有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一种认为其成立是一种分裂活动，不利于革命，另一种认为其成立不是分裂活动，有利于长江流域革命发展，积极作用是主要的。 但此后的同盟会研究却并没有一帆风顺的成长，相反因“左”的思潮的影响，被“资产阶级中心论”、“资产阶级决定论”、“资产阶级高明论”三根大棒打入冷宫。其结果是从1964年到1977年，未见一篇有分量的同盟会研究性论文。直到1978年“四人帮”被粉碎后，随着思想的解放，同盟会学术研究才得以恢复和发展，迎来了蓬勃发展的春天。据粗略统计，1978年到2010年共发表了关于同盟会的论文214篇，平均每年近6.5篇，其年份分布如下表：  根据上表，纵观此33年间同盟会研究历程，我们基本可以作出两点判断：一是同盟会研究的三大高潮时期分别是1981年和1982年(合计31篇)、1985年和1986年(合计24篇)、2005年和2006年(合计38篇)，实际上就是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同盟会成立八十周年和一百周年期间，所以，同盟会研究的繁荣往往与辛亥革命、同盟会若干周年纪念相伴随；二是从1980年代末期开始，同盟会研究总体趋势是式微，只是在2005年和2006年因纪念同盟会一百周年，相继在日本东京、上海、南京、北京等地举办了一系列学术会议，才出现了一次研究高潮，之后，又进入了相对较冷的状态。港台地区的同盟会研究也大致呈现出类似的发展态势，据粗略统计，港台地区刊发的同盟会研究论文从1950年代到2000年代合计63篇，而其中1970年代至1980年代是高峰期，共发表了41篇论文，占论文总数约65%，同时还出版了张玉法著《清季的革命团体》(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5)、朱浤源著《同盟会的革命理论——〈民报〉个案研究》(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1985)、郑宪著《同盟会：其领导、组织与财务》(陈孟坚译，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5)等三部专(译)著。之后，也开始进入相对较冷的状态。 下面，我们以1985年和1986年即纪念同盟会八十周年为界，将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33年来的中国同盟会研究分为两个大的时段，分别观察其阶段性特征。 1978-1986年这九年是同盟会研究开始繁荣并达到高潮的时期，这一时期的同盟会研究比之前代，既有延续，又有发展和变化： 第一，受辛亥革命研究热的影响而持续升温。此时期辛亥革命研究和孙中山研究受到史学界的高度重视，从而有力促进了同盟会研究。此时期论文达74篇，是之前总和的4.5倍多，平均每年有8篇之多，且摆脱了以研究论文为主的研究格局，产生了四本研究专(译)著，即金冲及、胡绳武著《辛亥革命史稿》第二卷《中国同盟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和前述台湾三本专(译)著。胡绳著《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人民出版社，1981年初版)亦有大量篇幅论述同盟会。尤其1981年学术界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推动同盟会研究达到了第一个高潮，刊发论文达22篇，接近此前论文的总和。 第二，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得到大大拓展，学术争鸣也更为激烈。就研究主题言，继续研究同盟会的性质、纲领、与光复会的关系等的同时，还扩展至同盟会的内部矛盾与分化、衰亡与局限、武装起义和其他革命活动、军事思想及起义战略与策略、黄兴宋教仁章太炎等相关重要人物、与会党的关系、武昌起义后的演变，等等。就研究角度言，此时期，继续沿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阶级分析方法，深化某些研究问题，并开始以“史实”为重，跳出“定性”分析，从多个角度予以研究。如，对同盟会的内部矛盾和分化，除了注重同盟会内部组织松散之外，深化到了其的阶级和思想根源、各种敌对势力的破坏、孙中山与章太炎、刘师培、张继、陶成章等人处事方式及为人性格等诸多方面的分析，并深入分析了同盟会内部阶级力量的分野和是否存在“路线斗争”等问题。 这一时期的同盟会研究之所以能在广度和深度两方面都得到拓展，主要原因在于：其一，思想解放为学术研究提供了必要的氛围和空间，研究视野逐步开阔，不仅使得过去研究问题得到深化或拨乱反正，而且开拓出不少新领域，提出了不少新问题，回归到同盟会历史研究的正常状态；其二，正常的学术争鸣与学术讨论打开了学术研究思路的阀门，使得学术研究重新趋于活跃，在学术争鸣中使学术观点异彩纷呈。同时，改革开放之后，国内学者相互之间及与国外学者的交流也日渐频繁，了解彼此的学术观点和研究状况，特别是国内学者了解国外学者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理论，极大地开阔了研究思路；其三，相关新资料的整理、运用，奠定了深入研究同盟会的基础，除大陆方面陆续整理、出版了一些新的资料外，台湾方面在1960年代、1970年代出版的关于同盟会的史料也相继传入大陆，包括《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革命之倡导与发展——中国同盟会》(共有六大册，正中书局，1964年)、《革命文献》第65、66辑专刊的《中国同盟会史料》(“中央”文物供应社，1974年)。正是这些公开出版的史料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同盟会研究。 1987-2010年二十四年间的同盟会研究较之于前一时段，也有自身特点： 第一，研究视野和方法又有所创新。此时期同盟会研究就所采用角度和方法言，虽然大多还是沿用之前就已采用的政治史、革命史框架，不过也有新变化，开始采用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的研究角度和研究方法，如，有人把同盟会视为政治学意义上的“政党”来分析它的组织建设、成员构成、经费来源与使用等等，也有人运用社会学的方法，强调除对同盟会文献本身的释读外，还应从同盟会所处的社会环境、与其他社会群体的关系网络等视角来分析同盟会的纲领及组织形态，还有人运用心理学研究方式，从心态史学的角度，研究宋教仁、孙中山的心态与性格。 第二，在以往所研究的问题之外，开始探究一些新的问题。如同盟会内部组织建设、武昌起义后同盟会执政状况、同盟会除武装起义外其他的诸如教育、宣传之类的活动、同盟会在辽宁、陕西、山东、四川等地的革命活动、同盟会地方支部、同盟会普通会员、同盟会员及群体的心态等等。特别是开始研究武昌起义之后的同盟会，如，同盟会与武昌起义的关系、同盟会的改组、宋教仁与同盟会的关系、同盟会与湖北集团、北洋集团的关系、同盟会与民初政治、民初同盟会人的社会政治方案、孙中山对同盟会的整顿，等等，这些问题都是以前较少研究的。 第三，毋庸讳言，此时期同盟会研究虽在2005年、2006年因纪念同盟会一百周年而呈现过一个短暂的高潮，但总体上研究热度是在呈下降趋势。这主要表现在研究力量更新难以为继，新人不多，大多是以前就曾研究过同盟会的。其次是成果的出版数量不如以前，呈下滑趋势。二十四年内，只出版了饶怀民著《同盟会与萍浏澧起义》(岳麓书社，1994年)和马庚存编著《同盟会在山东》(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两本著作，所发表的论文共140篇，平均每年不到6篇。最后是学术争鸣的状况已大不如前。一些过去所争鸣的学术问题如同盟会的性质和政治分野问题、同盟会的军事策略思想等问题，并未有新的见解发表，而提出的一些新问题通常又很难形成争鸣局面。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一是以前同盟会研究是被纳入辛亥革命史和资产阶级史研究之中的，在辛亥革命史成为“显学”的同时，同盟会研究也相应得到重视和发展，但如今随着辛亥革命史研究不再成为当下的“显学”，以往研究辛亥革命和同盟会的人基本都有不同程度的转向；二是与近二三十年来整个中国史学界研究趋向的变化有关，上世纪80年代以来，文化史、思想史、经济史、社会史研究相对兴盛、发达，传统的政治史研究则相对下滑，从属于政治史的同盟会研究也随之趋于低落；三是“范式”问题的瓶颈制约，以前在政治史框架中同盟会研究取得了较高的成就，但如何突破这种框架，进行研究范式的创新，一时尚未寻求到更好的解决办法。研究范式缺乏创新和突破，使这一研究领域的“问题”意识和新鲜感相对淡薄，因而对新生代学者相对缺乏吸引力。 正是上述种种原因，使得同盟会这颗“老树”很难开出“新花”，产生“芝麻开花节节高”的学术累积效应。同盟会研究在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过程中能否有所突破，掀起一轮新的高潮，还需拭目以待。 二百年中国同盟会研究之主要学术问题 如果作一个粗略的梳理，百年来中国同盟会研究所讨论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 (一)中国同盟会的成立 同盟会是怎么建立起来的？长期以来，众多有关同盟会的著述基本都持“联合说”，认为同盟会是各革命力量的大联合，不过，其中有些细微差别，有人认为同盟会是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共同联合而成，有人认为是以这三团体为主的还包括日知会等各革命团体的联合，“同盟会之组织……为各种革命组织之大联合”。⑤ 1949年后，台湾学者继续强调孙中山和同盟会及其后继者国民党的正统地位，认为：(1)辛亥革命是国民革命，具有“全民性”；(2)同盟会是兴中会改组、扩大而成，是以兴中会为中心，加入其他革命力量后建立起来的；(3)各革命力量联合而成的同盟会组织灵活便利，更有利于开展革命。大陆学者在肯定同盟会成立的“大联合”意义时，开始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着手分析这个革命联合体所具有的分散性特点，及由此所带来的内部矛盾和对革命所产生的消极影响。 到1980年代中后期，海峡两岸学界对同盟会的认知均发生了很大变化。港台学者开始分析同盟会的分散性弊端，甚至有人认为同盟会是一个大拼盘，类似于“民主同盟”。⑥而大陆也有相当多的学者开始质疑“联合说”，提出了众多新观点，并产生了较大的学术争鸣。 金冲及等最先从光复会与同盟会之关系入手，认为光复会并未加入同盟会，从而基本否定了“联合说”。⑦随后桑兵、何泽福、郭汉民等人更是直接否定了“联合说”，认为同盟会是孙中山与全国革命力量，特别是留日革命分子相结合而成立的革命团体，非以往革命团体之联合。⑧ 但在否定“联合说”的同时，学界就孙中山到底是如何组建同盟会的有些分歧。有人认为同盟会组建与兴中会没有任何关系，孙中山没有想到或实际上去联络东京的革命团体，新成立的同盟会是个崭新的革命组织，但亦有人认为同盟会是以兴中会为中心组建起来的，孙中山想过联络各个团体，只是未能实现。学界虽然大多认为同盟会是孙中山为建立全国性革命政党而不断努力的结果，但也有些不同的看法，比如认为孙中山并无明确组党计划，同盟会是革命形势高涨下的“一次意外的成功”，是孙中山根据革命的需要，建立反清革命大同盟的自然结果，黄兴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 其实，中国同盟会的成立，既与孙中山作为革命领袖积极筹划建党有关，也与那个时代有着密切关系。早在1978年章开沅就认为，同盟会建立有着历史必然性，“它是社会基本矛盾激化的结果，是革命形势迅速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民族资本主义初步发展和民族资产阶级独立登上政治舞台的产物”，孙中山因“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成为了公认的革命领袖，领导创建了同盟会。⑨ (二)中国同盟会的性质 最初，无论是创建同盟会的孙中山本人，还是其他同盟会及国民党人，基本都视同盟会为革命党，而非政党，“吾党为世界最新之革命党”。⑩ 建国后，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者因为把辛亥革命视为资产阶级革命，也就基本把同盟会定性为资产阶级革命政党，这一观点至今几乎已成定论。但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把同盟会定性为资产阶级革命政党还远远不够，还必须要分析到这一政党的阶级基础及其分化，这样才能更准确地分析同盟会的政治立场。 深入分析到同盟会的阶级状况，学界就有分歧了。毛泽东视同盟会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一部分反清士绅的联合阵线的组织”。(11)吴玉章认为同盟会有着复杂阶级成分，是包含了工农分子、知识分子、资产阶级分子以及地主阶级“反满”分子的“松散联盟”，是联合各“反满”力量的“民族联盟”，相当于统一战线组织，(12)这就大大弱化了同盟会作为资产阶级政党的意义和影响。1978年时亦有人认为“既是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又是一个包含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急进派、资产阶级自由派和地主阶级反满派的松懈的同盟”。(13) 但有人对此表达了不同观点。章开沅同样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和政党理论进行分析，明确指出同盟会是一个有纲领有组织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在其内部，存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即急进派，但不存在资产阶级自由派和地主阶级“反满”派，没有三派阶级政治力量的分野，但大致有以孙中山、朱执信为代表的左派、以黄兴、宋教仁为代表的中派和以章太炎、吴稚晖、李石曾为代表的右派。(14) 此后，学界基本就没有对同盟会的性质展开讨论了。不过，到2006年，有人表达了与以前大陆学界完全不同的观点，认为同盟会不是资产阶级政党，而是全国各阶级革命群众的联合政党，是国民革命的联盟。(15)但此观点在学界并未引起太大的反响，其实，在港台学界，特别是台湾学界，一直都认为辛亥革命是一场资产阶级领导的全民革命、国民革命，因而认同同盟会是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的革命组织，是国民革命的大团体，而不认同大陆学界对同盟会是资产阶级革命政党的认定，更是批评大陆学界对同盟会阶级基础的分析。 (三)中国同盟会的纲领 对同盟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十六字纲领，台湾学界通常是肯定有加，视其为同盟会“最深远之成就”，同盟会之所以分裂消亡，就是因为有些人放弃了该纲领所体现的三民主义精神。(16) 在整体定性及评价上，大陆学界也基本认定同盟会纲领三民主义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认为它对推动资产阶级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斗争起了积极作用，符合时代需求，但它同时又体现了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阶级局限性，缺乏彻底的反帝国主义以实现真正民族独立的纲领，缺乏彻底的能广泛动员民众参加革命斗争的消灭封建地主所有制的土地纲领，也缺乏描绘革命宏大前途的纲领，因而就难以完全团结革命力量，完成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 就具体研究而言，主要有三种状况：一是结合同盟会的分歧和分裂来研究同盟会纲领，认为同盟会员虽然都能开展反“满清”革命斗争，但对三民主义缺乏共同认同，导致同盟会内部思想斗争严峻，最终出现分裂。 二是具体分析同盟会纲领的内容。如，对“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民族主义纲领，基本是既肯定其反满清的进步意义，富有“反满”、“独立”、“平等”等适应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斗争需要的核心内容和本质，又批判其缺乏反帝内容，且对封建意识形态批判不够，具有追求民族独立的软弱性，以及资产阶级化的大汉族主义色彩。 三是结合晚清“新政”来分析同盟会纲领。有人认为，因清政府实行“新政”，晚清社会的经济、教育、思想、政治发生了许多新变化，使得资产阶级的主体绅商获得了更多的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同盟会16字纲领不切合晚清社会的这种新变化，因而得不到拥护立宪的资产阶级主体绅商的支持。(17)这一研究角度和观点，至少有两点可以引发思考和讨论：(1)从研究角度而言，如何站在晚清政府这一“对立面”去看待同盟会，看待辛亥革命；(2)从研究观点而言，基本颠覆了学界的主流观点，但可进一步问：晚清社会新变化的主流趋势是什么？是“新政”还是革命形势的高涨？同盟会及其纲领，乃至辛亥革命的阶级基础为何？对新兴资本主义发展有何影响？等等，其背后实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否适宜的大问题。 (四)中国同盟会的内部分歧及其与其他团体的关系 建国之初，马克思主义史学者研究同盟会性质和组建方式时，都会附带地认为同盟会作为几个革命团体的松散联盟，无统一的理论基础与指导思想，因而对重大问题往往难以认识一致，这造成了同盟会的内部分裂。 随后，大陆学界以“阶级斗争”理论为指导，分析同盟会的阶级性质和阶级成分时，基本认为同盟会有着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急进派、资产阶级自由派和地主阶级反满派这三大阶级政治力量的分野，这个分野导致了同盟会内部分歧，这实际上认为同盟会的内部分歧是因各方阶级属性和阶级立场的不同而产生，并由此派生出同盟会内部搞宗派、树山头而出现分歧分裂等观点。到“四人帮”时期，受“影射史学”影响，甚至认为同盟会内部分歧是严重的路线斗争。这已经完全偏离了学术研究的正常轨道。 到1978年思想解放之后，学界开始对之进行“拨乱反正”。章开沅认为同盟会内部纷争不是出于原则性的政治分歧，而是“封建地域宗派意识作怪”。(18)杨天石等人认为“同盟会的分裂是个复杂的历史现象，它是一系列政治、思想、策略分歧和人事纠纷发展的结果”，“同盟会的分裂渊源于思想分歧，但是，在其发展过程中，思想分歧逐渐被掩盖起来，个人主义、宗派主义、分散主义、行会主义和山头主义逐渐上升，旧的感情上的裂痕和新的摩擦、猜忌、怨憎结合在一起，引发出新的攻击。终于愈演愈烈，一发而不可收拾。”(19) 到1980年代之后，学界继续研究同盟会内部分歧分裂的原因，重于地域和派系观念的冲突，特别是把章太炎、陶成章二人的个人主义、组织观念淡薄、不尊重领袖，以及处理纠纷过激视为纷争的主因，而其根源是二人为小生产者的代表，带有思想上的狭隘性，斗争策略上的分散性。 还有人认为同盟会的分歧分裂与孙中山“偏激固执、我行我素”的个性密切相关，与其治党失策或“大同盟”建党路径有很大关系，如，孙中山建党忽视思想与组织建设，导致同盟会缺乏组织纪律约束，使得党员无政府主义倾向严重，且孙中山将个人权威置于组织之上，处理问题意气用事，忽视党组织的作用。(20)而李时岳则认为导致同盟会内部分歧主要有两大原因，一是同盟会本部设于东京有着不可克服的弱点，日本政府靠不住，它应清政府要求迫使孙中山离开日本，导致总理与同盟会本部分离，使得孙中山难以亲自处理协调纠纷；二是日籍会员的挑唆，他们不仅扩大无政府主义在本部的影响，且极力制造事端。(21) 同盟会的内部分歧与同盟会和共进会、光复会、同盟会中部总会之关系直接相关。关于同盟会与共进会的关系，主要有三种观点：一种认为共进会是同盟会的外围组织，在同盟会领导下开展革命活动，二者宗旨基本相同，有着共同的革命目标，其所从事的反清革命活动相当程度上弥补了同盟会领袖忽略长江流域的不足，对革命事业发展是有益的，直接导致了武昌起义；另一种截然相反，认为共进会的成立是一种分裂行为，不过，它仍是反清革命组织，其活动对促进长江流域革命运动的发展，特别是对武昌起义产生了积极作用；还有一种比较折中，认为共进会和同盟会之间“存在一种亲缘和离合的复杂关系”，它一方面是同盟会的“支派”，另一方面又对孙中山、黄兴有所不满，对同盟会存在“离心倾向”。(22) 关于同盟会与光复会的关系。学界之论述，可分为三方面： (1)二者之组织关系。早在1913年，龚翼星在《光复军志》中就说“同盟会起于日本东京，光复会与合为一”，(23)这是认为光复会并入同盟会的最早的“合并说”，随后，学界基本认同光复会加入了同盟会。但到1980年代后，否定“联合说”的观点也基本认为光复会主要成员只是以个人名义加入同盟会，其组织并未并入同盟会。而对于1910年章太炎、陶成章在东京组建光复会总部，学界基本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是章陶二人搞组织分裂，东京的光复会不是原光复会的恢复和继续，而是从同盟会中分裂出的新组织。另一种观点针锋相对，认为重建光复会是原来光复会的继承，不是在搞组织分裂。 (2)二者发生分歧的原因。前文所述关于同盟会内部分歧之原因的观点也基本适用于光复会与同盟会发生分歧的原因。学界大多把二者之分歧归因于光复会作为小资产阶级代表的阶级性和思想认识上的缺陷。但也有人认为同盟会缺乏内部统一的必要的制度和纪律，是二者分离的制度原因，同盟会处理内部分歧上纲上线是导致二者分离的决定因素。(24)还有人跳出分歧双方，认为光复会重组是当时革命情势使然，主要是长江中下游革命高涨，急需革命团体担负领导重任。(25) (3)二者之分歧的定性与影响。学界大多认为光复会重建及其后的活动，是分裂和倒退，对革命造成了不利影响，不过，也不能认定为反革命。但也有人认为光复会的重组只是同盟会内部的派系斗争，重组后的光复会不但在言论上宣传革命，而且在实际行动中参加革命，在光复江浙沪皖中有着很大功劳，是有益于辛亥革命的。(26) 关于同盟会中部总会。比之共进会、光复会，同盟会中部总会与同盟会的关系更为特殊，一方面它是在同盟会内部成立起来的，甚至被视为同盟会的支部，所以，不能算相对于同盟会的“其他团体”，但它又具有很大的独立性，不仅有自己的独立组织，而且在其存在的五个多月时间里，也是独立开展革命斗争，所以，从这一角度讲，它对同盟会而言，也类似于“其他团体”。因此，同盟会中部总会既是同盟会一部分，研究它，也就是在研究同盟会，同时，它的成立和活动，又一定程度上独立于同盟会本部之外，体现了同盟会的内部分歧。 学界主要有三种观点：一种认为同盟会中部总会的成立客观上、主观上都适应了长江流域革命的需要，不是同盟会自身分裂的产物，更不是宋教仁、谭仁凤、黄兴等原华兴会成员的分裂行为，而且，它在长江流域的革命活动和武昌起义中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一种则完全相反，认为同盟会中部总会的成立虽客观上适应了长江流域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但主观上是脱离同盟会的分裂行为，是同盟会自身分裂过程的必然产物。另一种比较持中，认为同盟会中部总会是同盟会革命力量重组的产物，虽是同盟会的一次分化，但代表了一种符合客观形势、得到广泛认同的正确的军事路线。 (五)中国同盟会的军事策略及其与会党、新军的关系 同盟会成立后，领导革命力量开展了一系列反清斗争，这些斗争从军事的角度讲，主要涉及三个方面的问题：(1)采取什么样的武装斗争方式；(2)在什么地方什么时间举行武装起义；(3)依靠什么力量举行武装起义。 关于武装斗争的方式，同盟会主要采取了群体性的武装起义和个体性的暗杀活动。对于后者，学界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这些暗杀活动虽能激励斗志，壮大革命声势，但不能动摇清朝统治基础，是一种消极手段，是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找不到和不相信群众力量的表现，有着轻视人民群众、崇拜个人英雄主义的思想根源。另一种却认为同盟会暗杀活动“是进步力量对反动势力采取的一种斗争手段”，对辛亥革命有推动作用，不能一概加以否定。(27) 关于武装起义的时间和地点。即同盟会发动武装起义的军事策略思想。对此问题，有人认为孙中山选取西南边境作为武装起义的突破口，过分关注南方而忽视长江流域，是策略失误，同时，还犯有军事冒险主义的错误。但也有人认为不能因武装起义失败了就否定发动武装起义的策略，要结合具体的形势予以分析，“事实表明，1907年南方边省的革命形势的确比其他地区优越，孙中山选择在南部边疆发动武装起义是无可指责的”，“甚至在1910年初发动广州新军起义时，还很难说同盟会这个决策是错误的。”(28) 到1910年，同盟会中部总会成立，把武装斗争的重心放在长江流域，与孙中山等人长期以南方为中心相违背，对此问题，学界有人否定，认为是中部总会搞分裂，不利于革命发展，但更多人是持肯定态度，认为代表了一种正确的军事路线，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推动了长江流域革命形势的发展。 还有人跳出“地域思维”，着眼于同盟会所有的武装斗争活动，认为同盟会内部有两种不同的起义战略，一条是“外起内应”模式，由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奉行，是袭取边城边地的起义战略，这一模式下的起义以会党为主要依靠力量，总在同一水平重复，结果都是失败。另一条是湖北革命党人走的起义之路，主要依靠新军，反对轻率发难，进行周密部署，最终取得武昌首义的胜利。(29) 关于武装起义的依靠力量。同盟会发动武装起义的依靠力量主要是会党和新军，对此学界有着共识。那会党和新军孰轻孰重？有人认为同盟会领导人对待会党和新军的态度有个变化过程，“从更多地依靠会党逐渐转到更多地依靠新军。大体说来，这个转折点是在1908年的秋夏之交”。(30)目前，学界对同盟会与新军之关系的研究还较为薄弱，基本认为同盟会在新军中开展了大量工作，促使其转向革命，对武昌起义成功至关重要，而对革命党人如何利用新军开展革命，新军又是如何转向、参与、发动革命却缺乏较为细致的研究。 对同盟会与会党之关系，学界基本认为革命派与会党基于共同的反清目标而联合，同盟会通过人事渗透、宣传教育等诸多方式与会党进行联络，使之成为自己的盟友，成为发动武装主义的主要依靠力量，但随着反清目标的实现，二者的同盟关系完全破裂。但学界在如下问题上存在分歧：一是同盟会是否在会党中进行了政治动员和组织工作，是否对会党进行了教育和改造；二是同盟会通过会党是否与农民结成了联盟；三是武昌起义后同盟会与会党关系破裂孰是孰非；四是在具体的武装斗争中同盟会和会党的作用孰大孰小。有人认为同盟会对会党虽有联络、运动，但没有教育和改造，更没有通过会党去联系以农民为主体的下层群众，(31)但有人认为革命派对会党的联络过程也是对会党进行改造和教育的过程，同盟会通过会党联系下层群众，同农民结成了间接联盟。(32)有人认为同盟会与会党之间只是利用与被利用的关系，在“满清”被推翻后，二者连带利益关系结束，从而走向对立面，其原因是会党自身的阶级局限性，但也有人认为是具有革命不彻底性的资产阶级忘恩负义，与旧势力妥协共同镇压会党。(33)对众多武装起义中同盟会和会党各自所起的作用，基本都认为同盟会的作用是关键的、主要的，处支配地位，但也有人认为会党是起义的直接行动者，作用巨大，甚至把某些起义就视为会党起义，比如萍浏澧起义。(34) (六)与中国同盟会相关的人物与群体 同盟会人物研究是深化同盟会研究的一把钥匙。如前文所述，对孙中山，学界除强调他作为革命领袖，对同盟会建立和发展所作的卓越贡献外，也有人分析了他性格方面偏执和我行我素的弱点，以及在建党方面的失误对同盟会分裂所造成的影响。对黄兴，学界基本认为他是孙中山的革命助手，但也有人认为他在同盟会建立和发展中，也起了关键作用，而不是帮衬作用，特别是他的高风亮节对维护同盟会的团结与稳定至关重要。(35)对章太炎和陶成章，学界对二人在同盟会中的分裂行为基本持批评观点，特别是对章太炎，甚至认为他背叛同盟会而沦落为反革命，但也有不同声音，对陶成章，有人认为他为革命及同盟会的发展还是做了贡献的，没有背离同盟会的纲领，他被暗杀与同盟会本身无关系，是陈其美个人政治野心使然。(36)但也有人认为陶被暗杀不仅仅是个人之间的权利争夺，实与陶和同盟会之间的矛盾紧密相连。(37)对章太炎，也有人认为章太炎对同盟会也是有功的，并非一无是处，他与孙中山的矛盾是同盟会的内部矛盾，不是分裂主义，不是为了一己私利，而是为革命着想，其行为虽有不利于革命的一面，但也不能视为对立面。(38)对宋教仁，有人认为他因严重的神经衰弱疾病而精神不振，产生消极情绪，他作为孙中山离开东京后同盟会本部的领导，理应多负责任，但这种精神状态难以使他更好地开展工作，协调分歧，虽不能把同盟会的松散全归咎于宋教仁，但他的这种精神状态无疑为同盟会的松散增添了一条“缝隙”。(39) 群体研究是深化同盟会人物研究的有效视角。至今，学界研究到了如下群体： 留学生群体。如前文所述，早在1980年代中期，学界探讨同盟会之成立时，桑兵等人就注意到了留日学生群体在同盟会成立之中的主体性作用。后来有人较系统地分析了留欧学生和留日学生在同盟会组建中的作用，(40)还有人专门就留日士官生群体与同盟会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认为这些士官生占了同盟会总部会员数的近十分之一，他们在东京同盟会总部和各地同盟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41) 女性群体。有人系统研究了同盟会时代女革命志士的活动，包括革命宣传、教育、募捐、勤务、联络、运输、起义、暗杀、侦探等众多方面，相比于男性，女革命志士虽人数不多，活动地区也有限，但“潜在的影响力是既深且广”。(42) 对同盟会相关人物群体研究，新近有一种视角值得注意，即跳出同盟会会员的限制，分析与同盟会相关联的人物群体。如有人分析了梁启超与同盟会的关系，以此透析出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改良派之间的关系，认为“两者既是政治对手又是同盟者，既彼此排斥又相互影响。同盟会的建立、发展和演变过程与保皇会领袖梁启超的保皇、立宪及民初政党政治活动之间，存在一个互动过程，彼此相互影响，相互推动。作为同盟者，他们却各自选择了不同道路；作为政治对手，实际上双方又在不约而同地维护辛亥革命的成果，共同对付封建主义，并试图找到一条救国救民的道路”。(43) 有人分析了武昌起义之后同盟会与湖北集团、江浙集团之间的复杂关系，认为湖北集团竭力以首义资格争夺长江中游地区革命领导权，且与南京对抗，争夺中央权力，导致共进会与同盟会、湖北军政府与临时政府间的隶属关系名存实亡，同盟会与湖北集团之争，实为向心力与离心力之争。(44)同盟会对两大集团的态度和策略是根据既定政治目标和局势变化而定，但两大集团对同盟会的态度是根据各自利益而定，三者可谓相互利用，相互排斥，同盟会虽力图掌控中央政府，但奈何这两大地方集团势力太强，难以树民主宪政之基。(45) 还有人分析了同盟会与北洋集团的关系，认为二者既对立，又有共通之处，武昌起义促使这两支政治力量携手结为政治同盟，共同推翻了清王朝，建立起全国统一的中华民国政权。随之，这对盟友围绕临时政府迁都和组阁发生严重分歧，展开了错综复杂的权势争斗，二者既合作，又斗争，斗争多于合作，对民初政局产生了深远影响。(46) (七)武昌起义后的中国同盟会 (1)同盟会与武昌起义。国民党正统史学基本认为是以孙中山为首的同盟会领导发动了武昌起义，同盟会的作用是关键性的。但内地、香港学界的见解则比较分歧。有的认为同盟会，包括同盟会中部总会对武昌起义的作用十分有限，武昌起义成功主要是湖北革命力量努力的结果；(47)有的强调同盟会中部总会的作用，认为武昌起义虽是湖北革命团体文学社和共进会直接推动，但是由同盟会中部总会来领导实现，是其注重长江流域革命发展的结果；(48)也有一种意见肯定孙中山同盟会对武昌起义的作用，认为武昌起义的胜利是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长期斗争的结果，因为文学社、共进会和同盟会有着极大关系，武昌起义也是在孙中山革命思想和同盟会革命方略指导下进行的，且有同盟会会员参加了武昌起义。(49) (2)同盟会的两次改组。辛亥革命之后，同盟会经过了两次改组，第一次是1912年3月，同盟会由秘密政党改组为公开政党，走上议会政治道路，第二次是1912年8月，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等合并而成国民党，同盟会作为一个政党遂告消亡，基本退出了历史舞台。 对第一次改组，有人认为改组后的同盟会吸收旧官僚，收起了民族主义旗帜，放弃了“平均地权”主张，使得革命性有所丧失，是一种“倒退”。(50)但也有人认为，同盟会改组为公开政党适应了革命斗争形势的需要，有利于提高革命党人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尽管其把政权交给袁世凯表现了它的退让和妥协，但就其改组之本身及其具体活动而言，则具有进取性和斗争性。(51)对第二次改组，学界大多认为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基本抛弃了同盟会纲领中的革命内容，走议会政治道路，是“倒退”。亦有人认为这次改组是情势使然，因为同盟会已严重分裂，不改组就难以适应“政党竞争”，且其目的是想通过议会斗争真正实现民主共和制度，国民党虽革命性有所减弱，但仍是进步的，不能视为“倒退”。(52) (3)关于武昌起义后同盟会内部分歧与消亡。武昌起义后，同盟会的内部分歧和矛盾依旧，并在新形势下愈演愈烈，经历了整顿、改组、消亡的变化历程。同盟会之所以衰亡，有人认为根本原因在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由之而导致革命党人思想衰退、政治蜕化，使得同盟会出现政见歧异、争权夺利、脱离群众、思想落后、地域观念与宗派思想浓厚等弊端。(53)亦有人认为是由于同盟会高层在革命宗旨上久存分歧，无严格纪律约束，无法起到领导核心作用，甚至部分领导成员腐朽堕落和官僚化，漠视民众，使得同盟会日益丧失了革命性、先进性。(54)对同盟会演化消亡的历程，有人认为是同盟会逐步退化为官僚政治集团的过程，但也有人认为是同盟会“为建设一个完美的民主共和国而斗争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依然是一场革命与反革命、民主共和与独裁专制的斗争，是辛亥革命的继续”。(55) (八)中国同盟会的海内外支部与分会 同盟会在海内外有不少分会与支部。在近代，冯自由、邹鲁等人对同盟会分会与支部，特别是海外分会多有回忆记述，这些记述很难说是一种学术研究。据我们有限的查阅，至今学界对各地同盟会分会与支部，包括南方支部、南洋支部的研究还远远不够。不过，对有些海外分会和支部还是有所研究。如，有人研究了在香港的同盟会组织，包括同盟会香港分会和设在香港的同盟会南方支部，认为同盟会香港分会是由在港兴中会力量发展而来。香港分会在同盟会众多分会中作用最大，甚至超过了东京本部，贡献不可磨灭，其与中部总会是有联系和相互配合的。(56)还有人较详细研究了京津同盟会，认为武昌起义后成立的京津同盟会与其他同盟会分会不同，它是为响应南方革命军而成立，其主要目的“在于从根本之地推翻清室”，它采取联袁反清策略，欲借袁世凯之力推翻清朝，结果促成了南北议和，但袁世凯挟南北双方以图坐利，引起激进的京津同盟会人不满，于是他们联合武学会，发起滦州起义，并实施暗杀行为，这些革命行为加速了帝制覆没，推动了共和政体的建立，对直隶地区革命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57) (九)中国同盟会的组织建设活动 同盟会是当时最大革命组织和唯一革命政党，它的组织建设活动是“同盟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学界以往主要集中于考察同盟会的整体组织状况，包括组织人事、财务状况等，如，有人较系统研究了同盟会分支、分会和其他革命团体发展组织，及发动起义的人事组织状况。(58)也有人研究到了同盟会的财务困难状况，认为其原因是“除华侨之外，同盟会没有找到其他更为广大的支持革命的力量，特别是忽视了颇具经济实力的国内民族资产阶级”。(59) 最近有人从政党政治学角度研究同盟会组织建设，认为同盟会不是“政党本身含义上的那种政治党派”，存在着明显的组织缺陷，组织联系十分薄弱，其“功能”是畸形的，孙中山等人重军事、行政而轻党务的倾向明显抑制了党权的彰显。这极大地影响了同盟会结构的稳定和功能的发挥。(60)亦有人考察了同盟会领导体制的演变脉络，认为同盟会从组织建构上讲为中国民主制度做了艰难探索，但在实际运行中并“未能落实‘章程’规定的民主领导体制，基本实行的是领袖集权体制”。宋教仁改组同盟会为国民党，是在构建民主领导体制。(61) (十)中国同盟会历史地位评价 孙中山说过：“中华民国何以成？以有同盟会”。(62)毛泽东也说过，“清朝，早被推翻了，什么人推？孙中山领导的党和人民”。(63)从这两种说法可看出对同盟会历史地位评价的两个端倪：一是同盟会历史地位与辛亥革命紧密相连；二是同盟会历史地位之评价背后有阶级政治因素。孙中山强调的是同盟会开创民国，事关中国的长远走向，而毛泽东强调的是同盟会推翻了封建帝制，只是结束了一个时代。 大陆学界视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同盟会的作用就是领导这场革命，完成了推翻满清封建统治的民主任务。因此，既肯定同盟会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和影响，肯定它推翻了封建帝制，同时又认定同盟会具有资产阶级的阶级局限性，不能彻底反帝，不能发动和依靠广大农民群众，不能从思想上完全反封建，实现革命民主启蒙，没有很好解决革命前途问题，等等，因而难以彻底实现民主革命任务，实现中国完全的民族独立和民主富强。 台湾学界则基本认为辛亥革命是全民革命、国民革命，也就认定同盟会是革命力量的大联合，尽量抹杀其的阶级性，既肯定同盟会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又颂扬同盟会对建立民国、开创新时代的深远意义。比如，李云汉认为，“它的作用和贡献是全国性的，是为了全中国人的”。(64)蒋永敬认为同盟会开创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三大名词“中华民国”、“三民主义”和“国民革命”，其的成立“开启了二十世纪的新时代”。(65)李守孔认为同盟会的成立“开启了近代中国的新纪元，同时奠定中华民国立国的基础”。(66) 同盟会成立百年之际，章开沅提出了两个值得令人深思的观点：一是“同盟会的建立是中国人走向共和征程的正式起步”；二是“同盟会不仅谋求各省区革命运动的整合，而且更为坚持对于中国这一完整主体的认同”。(67)这实际上已跳出了海峡两岸对同盟会评价旧框架，而从更深远的角度思考同盟会成立的意义，即从民主共和角度讲，同盟会迈出了中国走向民主共和的第一步；从民族的角度讲，两岸都要抛弃基于政党和阶级的一己之见，为民族国家着想，坚持和实现“中国这一完整主体”。这一观点对正确处理两岸关系显然极富启发意义。 三中国同盟会研究如何进一步拓展和深化 (一)进一步挖掘、整理和出版同盟会史料。同盟会史料相当分散，留下的系统史料很少。要进一步拓展同盟会研究空间，提升研究水平，史料拓展是最基础的工作。我们认为可沿如下思路进一步挖掘整理同盟会史料：一是把浩如烟海的辛亥革命史资料中有关同盟会的部分离析出来进行归类整理；二是以同盟会人和与同盟会有关的辛亥人物为线索，把这些人物与同盟会有关的活动、思想梳理清楚，记录这些人物之活动与思想的资料也就是同盟会史料，包括回忆录、日记、文学作品等；三是以同盟会众多支部、分会为线索，搜寻、整理同盟会地方史料；四是记载同盟会海外活动的外文资料；五是同盟会及其支部、分会创办的刊物，及相关报刊资料；六是清政府镇压同盟会留下的相关函电、奏折、档案等。若能如此，同盟会史料必将发掘得更为充分，这些资料若能得到收集整理出版，必将推动同盟会研究。 (二)同盟会“史实”之考订。中国同盟会在其存在的七年时间里，几乎都是处于秘密状态，没有留下翔实的档案资料，导致同盟会“史事”较为分散、零碎，同盟会历史很多都是靠当时人事后回忆而来，“回忆”是一种史实的再造，不一定完全正确，不同的人回忆会有所不同。史事之准确，是历史研究之前提，历史研究之客观性除了研究者要有客观立场之外，还必须要有史事的客观性，准确、客观的史事来自于原生态的史料和原生态的历史。拓展、深化同盟会研究之前提基础除了系统整理纷繁芜杂的同盟会原生态史料之外，还必须要依据这些史料，还原同盟会原生态的历史，通过细致的史实考订，还同盟会历史之本目。 (三)研究视角、理论和方法的创新与拓展。历史事实不变，但历史研究方法万变，随着视角、理论和方法的创新和拓展，历史研究不断向前推进。适当变换研究视角，有可能拓出新的思维空间，催生新的问题意识。对同盟会研究，我们认为： 一是在沿用革命史、政治史框架的同时，亦可从经济史、社会史、政党史、思想史角度进行研究。如，深入研究同盟会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研究同盟会的依靠力量，就必须要从经济史和社会史角度，研究清末民初整体经济变动情况和社会阶级阶层的分化，特别是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状况。从社会史角度，可深入研究同盟会的组织网络和人际关系网络，特别是社会群体研究，有助于探究相关社会群体与同盟会之关系。从思想史角度，既可研究同盟会所涉及的思想观念，比如军国民主义、暗杀主义、无政府主义、民粹主义等，也可研究同盟会各种人物的思想。从政党史角度，可研究同盟会与政党政治的关系，以及它作为政党的组织结构、组织建设、组织运作，比如其的人员构成、经费运作、制度建设、纪律约束等，理清从兴中会、光复会、华兴会、欧洲革命团体到东京同盟会，再到南洋支部、中部总会，再到中华革命党、中国国民党的关系，从资产阶级党团的发展演变脉络中认识把握同盟会，尤其对同盟会与中国国民党的组织递嬗、区别与联系，还需作更翔实的考察与研究。 二是既要从“革命”的角度研究同盟会，也要从同盟会的角度看“革命”，既要从同盟会革命者的立场看晚清社会，也要从晚清社会的视角反观同盟会，包括清政府对同盟会的认识，对同盟会及其活动所采取的应对方式，民间对同盟会及其活动的反响，等等。 三是从整体史的角度看同盟会。既要把同盟会视为一个整体，又要从中国近代史、晚清史、民国史的大背景去看同盟会史，分析同盟会的社会语境，考察同盟会的方方面面，以大历史的眼光对同盟会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做出恰如其分的评价。 视角的变换，除了导致研究视野更加开阔之外，还会促使研究理论的创新。我们早在同盟会八十周年时就提出，“历史研究必须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针，处理好理论与史实的结合，方能出新意、出思想、出深度”，“作为一个政党组织或政治团体，同盟会历史牵涉到一系列有关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方面的复杂的理论问题，诸如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学说、民族和民族解放运动的系统理论、殖民地半殖民地学说和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理论。”(68)这一看法我们认为至今仍然有用。 在主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对同盟会进行研究之外，还可借鉴其他理论来进行研究。比如现代化理论，虽已有人研究了同盟会在中国现代化运动中的角色和意义，认为同盟会在中国现代化运动中扮演过关键性的角色，其创立民国符合政治现代化民族国家的价值标准，平均地权更涵有社会现代化的普遍原则，(69)但有关同盟会是如何促进中国政治现代化的？是如何迈出民主共和第一步的？对我国民主共和历程有何意义？作为晚清民初这一传统到现代的关键转折时期的革命政党，同盟会是如何处理传统和现代关系的？等问题之研究，现代化理论仍有用武之地。再比如，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理论也有利于研究同盟会的各种社会资本在其所构建的社会关系网络中的效用，从而深入探寻同盟会组织构建和革命活动成败的制度性根因，可研究同盟会与其他党团的关系，比如各地商会、教育会、中国国民总会等，以及同盟会内外的人际关系与人际交往，通过梳理其人脉而深究其性质。此外，虽然有人已经用心理学理论研究了孙中山、宋教仁等人物的心态，但还可继续用社会群体心理学理论研究同盟会人物的群体心理、社会群体对同盟会的看法和反应，等等。 视角、理论和方法紧密相连。研究方法的更新，也有助于视角和理论的拓展。我们认为，如下研究方法在今后同盟会研究应得到加强：一是区域研究方法。近代中国情况复杂，发展不平衡，区域性特点明显，同盟会在不同地区建立了支部，在很多地区都开展了革命活动，对这些支部和革命活动要根据不同地区的具体环境来进行具体分析，不可一概而论；二是比较研究方法。有比较才有鉴别。目前只有少数研究把同盟会和兴中会、光复会、共进会、中部总会进行了比较，且主要集中比较它们的组织构成、革命策略等。可以扩大比较的对象与范围，比如，可把同盟会与国内外同期或同水准的党团进行比较，不仅比较它们的纲领、组织结构，还要比较它们的领导人物、思想、具体活动、所处环境等等，不仅要看到它们的“异”，还要分析它们的“同”；三是长时段的整体研究和更趋精细的细化研究相结合，在对同盟会史进行“全幅”把握的同时，深入探究相关具体问题，使得研究更加具体而细致。 在做好上述工作，提高理论认识水平和改进研究方法的同时，还应着重加强如下领域的研究： 第一，同盟会的社会生态。即同盟会所存在的国内外社会环境。从国内来讲，晚清社会所发生的系列变化，包括清政府的“新政”改革、社会思想的变化、社会阶级阶层的分化、近代经济的发展变化，以及会党等民间社团组织的变化，对同盟会产生和发展演变有何影响？反过来看，同盟会的产生及治理方式，其纲领和革命战略思想与这些变化是否适宜？从国外来讲，为什么同盟会首先要萌生于海外？海外诸多因素是如何影响同盟会的？世界范围内的资产阶级革命和民族民主运动对同盟会有何影响？同盟会生存于海外对国内革命的影响如何？等等，这些都是有待深究的问题。 第二，同盟会与中国“国情”。同盟会时期中国的“国情”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传统中国与受西方资本主义的冲击而逐渐形成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两方面国情如何制约着同盟会？比如，中国传统文化对孙中山、章太炎等同盟会革命党人有何影响？同盟会内部分歧分裂有没有传统思想因素的影响？暗杀主义及同盟会的起义方式与中国传统的民众反叛行为在思想根源上有何异同？作为近代意义的革命政党能与带有极大封建性的帮会组织进行合作，除了“反满清”之外，还有其他来自中国传统的因素吗？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国情”中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既发展但又发展不充分的现实对同盟会的影响到底如何？同盟会的纲领、组织形式、行动方式等到底是否合于当时中国的国情？等等。这些问题需要结合清末民初的“国情”，开展全面而实事求是的研究后才能得出较符合历史实际的结论。 第三，同盟会与社会思潮。同盟会所存在的七年，也是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勃发的七年，民族主义、军国民主义、无政府主义、国粹主义、社会主义等等，都开始在中国社会萌生、兴盛。特别是立宪思潮甚嚣尘上，力主君主立宪的声势甚至压倒了同盟会的革命声音。这些各种各样的主义与同盟会有什么具体联系？是如何影响同盟会的？立宪思潮和立宪运动对同盟会的分化消亡到底有何影响？等等。研究清楚这些问题，有助于了解同盟会的思想基础，以及同盟会分化消亡的思想根因。 第四，同盟会与社会群体。以往学界主要关注同盟会的重要人物，比如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章太炎、陶成章等。我们建议要进一步深化与同盟会相关的社会群体研究，主要是：领袖集体，一个政党的稳定和发展，离不开强有力的领导核心，那么，同盟会的领导核心如何？虽然以前我们通过研究单个领导人物，分析到了同盟会的内部矛盾，但仍有必要对其领袖集体进行群体研究；中下层普通会员群体，这些人是同盟会存在和活动的关键，了解他们有助于进一步了解同盟会的阶级基础、基层活动情况，以及同盟会的凝聚力实况；同乡群体，有助于了解同盟会内部的宗派之分；外籍会员群体，特别是日籍会员，要进行系统研究，有助于认识同盟会及中国革命与日本等国的关系；华侨群体，华侨是同盟会的主要资助力量，研究华侨群体，有助于更加了解同盟会的海外活动和经费来源，以及在海外与立宪派的争斗；对手群体，包括“满清”贵胄、汉族官僚、立宪派(包括力主君主立宪的知识分子、官僚、绅商)、北洋集团、湖北集团，等等，研究同盟会的对手及其与同盟会的相互关系，有助于从对立面认识同盟会。此外，同盟会虽在1912年消亡了，但同盟会人却大量存在，搞清楚同盟会人这个群体的人生走向，也有利于全面认识同盟会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第五，同盟会的区域研究。目前，学界主要是关注整体意义上的同盟会，而对同盟会的分会分支多有忽略，只对同盟会南洋支部、南方支部有些研究，对同盟会在京津、东北、陕西、河南、山东的分会有所涉及。同盟会成立时，除了东京本部之外，还计划建立南洋、欧洲、美洲、檀香山四个海外支部和国内东、西、南、北、中五个支部，在各省成立分会。这些已成立的支部、分会，是同盟会组织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必要对它们的组织状况、具体活动搞清楚，只有了解了各支部分会的具体情况，才能对整个同盟会有个全面认识。即使是同盟会计划建立的支部分会而未建立，或者建立了但很少开展活动，我们也要探究其中缘故，这也有利于加深对同盟会的认识。 第六，同盟会的比较研究。除了把同盟会与同类性质的革命团体进行比较之外，设若把同盟会等革命团体与预备立宪公会之类的立宪团体做比较，或可有助于了解当时资产阶级政党的全貌，还可把同盟会与早期共产党进行比较，或可更能结合当时社会语境，全面认识这两大不同性质的政党。此外，资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本是一种世界历史现象，把同盟会置于世界史范围做某些比较亦是可行的，比如，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志士常以法国大革命在东方的传承人自居，那么，同盟会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雅各宾派等政党相比较，有何异同？再比如，在亚洲革命风暴中，同盟会究竟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它与亚洲其他国家的资产阶级政团组织相比较，在纲领、组织和活动方式等方面究竟有何特点？甚至与早期的西方成熟的资产阶级政党进行比较，分析其异同，以加深对中国近代政党政治的认识。上述种种，都有深入比较研究之必要。 第七，同盟会的“思想史”和“学术史”。同盟会研究已历经百年，从思想史和学术史的角度讲，其本身就已成为了当今同盟会研究的一部分，反映了百年来对同盟会的一种观念认识和历史记忆。梳理这一百年的同盟会学术史，不仅有利于了解人们同盟会记忆的历史变迁，而且通过这一变迁，可管窥时代变化，特别是人们思想不断解放的历程，以及学术理论不断创新的过程。 总之，随着视角更为宽广、方法更趋完善、主题更为多样的深入研究，我们有理由期待一部客观、公正、翔实的《中国同盟会史》面世，也有理由期待中国同盟会研究这株老树开出新花，结出新的累累果实。 注释： ①吴玉章：《辛亥革命》，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52页。 ②③刘望龄、马敏：《建国以来同盟会研究述评》，孙中山研究学会编《回顾与展望：国内孙中山研究述评》，中华书局1986年版。 ④来新夏：《同盟会及其政纲》，《历史教学》1955年第6期。 ⑤杨幼炯：《中国政党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31页。 ⑥唐德刚：《同盟会这个革命大拼盘》，《明报月刊》1991年12月号。 ⑦金冲及、胡绳武：《同盟会与光复会关系实考——兼论同盟会在组织上的特点》，见《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版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 ⑧桑兵：《孙中山与留日学生及同盟会的成立》，《中山大学学报》1982年第4期；何泽福：《同盟会成立新论》，《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2期、《再论同盟会的成立》，《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6期；郭汉民：《同盟会非“团体联合”史实考》，《湖北社会科学》1987年第6期。 ⑨章开沅：《孙中山与同盟会的建立》，《华中师范学院学报》1978年第1期。 ⑩冯自由：《革命逸史》第2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38页。 (11)《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543页。 (12)吴玉章：《辛亥革命》，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75页。 (13)吴剑杰：《论同盟会的内部矛盾及其分化》，《武汉大学学报》1978年第4期。 (14)章开沅：《论同盟会的性质及其内部分歧》，《历史研究》1978年第11期。 (15)史全生：《同盟会，国民革命的联盟——关于同盟会的性质问题》，《安徽史学》2006年第1期。 (16)孙子和：《中国同盟会之政治主张》，《中华学报》第5卷第1期，1978年1月。 (17)茅家琦：《晚清“新政”与同盟会“16字政纲”》，《南京大学学报》2001年第5期。 (18)章开沅：《论同盟会的性质及其内部分歧》，《历史研究》1978年第11期。 (19)杨天石、王学庄：《同盟会分裂与光复会的重建》，《近代史研究》1979年第1期。 (20)沈渭滨：《孙中山与辛亥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17-420页；李玉：《同盟会内部的政治与权势争夺》，《社会科学研究》2004年第4期。 (21)李时岳：《同盟会内部风潮与孙中山》，《广东社会科学》1990年第3期。 (22)皮明庥：《孙中山和武昌起义》，湖北省历史学会编《辛亥革命论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23)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97页。 (24)姚辉：《重建光复会述评》，《浙江学刊》1985年第1期。 (25)谢一彪：《再论光复会重组的原因》，《浙江社会科学》2010年第4期。 (26)汤志钧：《光复会的重组及其评价》，《民国档案》2004年第4期。 (27)严昌洪：《辛亥革命中的暗杀活动及其评价》，见《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版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高华：《同盟会的“暗杀时代”》，《文史精华》201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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