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来辛亥革命研究述评
http://www.newdu.com 2024/11/29 01:11:26 《教学与研究》2011年9期 闫润鱼/江玲宝 参加讨论
【英文标题】A Review on the Research of the Revolution of 1911 over the Past Decade 【作者简介】闫润鱼，江玲宝，中国人民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北京 100872 闫润鱼，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主要从事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江玲宝，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淮北师范大学讲师，主要从事政治学理论与中国政治研究。 【内容提要】 近十年来的辛亥革命研究，在清末新政、革命派、立宪派、南北议和及其与辛亥革命的关系等最能反映辛亥革命实质内容的论题方面，都取得不菲成果。其中，论题不断扩大、研究方法日趋多样化、分析评价避免简单化等是其比较鲜明的学术特征。同时，研究中也有述多于析、学术略带碎片化倾向等不足。展望未来，诸如派别关系研究、地区研究、社会层面研究等将是今后学界关注的对象。 【关 键 词】辛亥革命/清末新政/南北议和/研究展望 100年前发生的辛亥革命是改变中国历史发展方向的大事件。对于这场变故，学界的关注几乎与其发生和发展同步。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吹响了辛亥革命的号角，来年元旦，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宣告成立。民国成立不到半年，即“中华民国元年六月十五日”，一位署名“渤海寿臣”的编者就编辑出版了《辛亥革命始末记》。伴随着日月的推移，关于辛亥革命的研究成果，几乎累积到无以计数的程度。这方面的情况通过严昌洪、马敏的《20世纪的辛亥革命史研究》一文可窥见一斑。[1]20世纪的辛亥革命研究，主题涵盖了与之相关的方方面面，但这依然挡不住学者们继续开拓的兴趣。近十年来，又有大批成果问世，论文有数千篇，专著则不下十几部。从论文和论著标出的题目大体可以看出，这十几年来的研究所涉论题非常广泛，不论是在时空上还是层面上都有明显的扩展。诸如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历史发展、某地的辛亥革命、某界别或海内外不同政治派别及其代表人物与辛亥革命的关系等，都成为专门考察的对象。与研究视阈不断拓宽相适应，研究者多半不再局限于所谓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的争论，而是对具体问题投入了更多的热情。在研究视角和方法方面，近十年来的研究大体秉承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出现的多样化趋势，将现代化理论、国家社会关系理论、社会转型理论、民族国家理论等借用过来，在宏观和微观方面都进行了不少积极的探索。与此同时，一些厚实基础的工作也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比如在史实考订方面，清史编纂委员会于2008年11月公布了“清光绪帝死因”课题组历时5年的研究结论：光绪帝死于砒霜中毒。[2]在文献整理与编辑方面，国家清史编纂工程文献丛刊规划项目陆续出版，如《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全8卷）、[3]《李鸿章全集》（全39卷）[4]等。此外，为纪念辛亥革命90周年和孙中山诞辰140周年，中国辛亥革命研究会等机构还举办了多次重要的学术研讨会，这也推动了该时期辛亥革命的研究。受篇幅所限，本文无意对近十年来研究中所涉及的人物、事件、史实等做全景式的综述，而仅就最能体现辛亥革命实质内容的几个问题展开评述，可以肯定地说，研究中出现的所谓新进展其实就涵盖在这些看似普通的论题之中。 一、清末新政与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发生在晚清政府为挽救濒临崩溃的统治危机而准备进行的自上而下的改革即清末新政之时，这个背景决定了辛亥革命与清末新政之间天生就有一种难以分割的关系。但学界对此作为一个专门论题进行讨论则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真正开始。[5]当时的学界受“告别革命”论的影响，有人开始从现代化的角度来重新评价清末新政，认为假如不是辛亥革命中断了清末新政，中国或许早已迈上了现代化之路。不难想象这样的论断一出将会在学界激起怎样的反响。这意味着，关于辛亥革命的研究首先必须关涉的问题就是它与清末新政之间的关联。的确，在新近十年的辛亥革命研究中，该问题构成最基本的论题之一。 关于清末新政，学者们首先关注的是清政府发动它的主观意图以及与此相关的实际效果。一种观点重在揭示其抵抗革命的一面，认为“清王朝推行新政的主要目的之一是抵制辛亥革命，维护帝制道统”。[6](P300)“清政府的新政改革与预备立宪有着明显的对抗革命的目的”。在庚子事变之后，“刚刚残酷镇压戊戌变法的慈禧太后为图自保而不得不亲手祭起‘变法’大旗”。[7]做这种解释的学者，通常是将新政与革命直接联系起来进行考察，认为“革命形势发展是促进新政出台并持续十年的重要因素之一”。[6](P299)“革命运动的兴起与发展刺激了新政改革的产生与发展”。[7]另一种则重在强调清政府发起这场改革运动的真诚性，认为慈禧之所以积极推动新政，“是出自于对满族王朝面对越来越严重的危机的挥之不去的忧虑。”注重清政府“自改革”性质的学者，通常会对改革的成效以足够的肯定，认为“长达11年的清末新政给中国带来的实质性的深刻变化，比起出师未捷的百日维新，完全不可同日而语。”[8]“经过历时十年的‘新政’，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军事、教育、政治等领域的改革规模与力度无疑是空前的”。[9]还有的学者则既肯定其“自我调整”的性质，认为“清政府在镇压戊戌维新以后感到维新派提出的某些改革措施还是可以为我所用的，于是清政府自己来改革。”同时也不否认其“确实有抑制革命目的”的一面，“因为清政府的立宪运动，其本意就是要达到‘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弥’的目的。”与这种判断相一致，关于新政的成效也是作二分处理的，一方面强调“清末新政中许多改革对社会发展确实是有利的”，另一方面也意识到新政“究竟对整个社会起多大的作用，需要作客观的、实事求是的分析”。[10] 尽管对清末新政的评价重点或角度各有不同，但即使是以新政本身作为独立考察对象的研究，最终也要与辛亥革命的发生与发展勾连起来。比如，萧功秦以《专制帝国的改革为何难以成功》为题的研究，将清末新政划分为两个阶段：“新政早期阶段可以称之为开明专制主义时期，虽然它对社会的动员能力较弱，但却保持着王朝权力对改革进程控制的有效性。到了1905年日俄战争以后的第二阶段，中国人对日本立宪的误读，对清廷构成一种强大压力，造成了从开明专制的集权模式向激进的立宪分权模式的急剧转变。”在他看来，正是第二阶段改革的失败为日后的革命埋下了隐患。“对帝制不满的人们，从此可以借助于资政院与谘议局的平台，持续地发起激进的速开国会运动，冲击着政府所剩无几的统治权威。预备立宪不但没有增加统治者希望的中国人的政治共识，反而强化了统治者与受治者之间的认同分裂，它实际上起到的作用不仅仅是扬汤止沸，而且是火上加油。”于是，“统治者合法性危机下进行的现代化挫折，改革综合症引起的社会不满，传媒的急剧发展引起的传感效应，在关键时期统治者新旧交替出现的治理能力整体水平低下，满汉矛盾与排满民族主义在军人中的传染等等，所有这一切均被革命者利用来传播革命种子。”[8]再如，郭卫东的《视角转换：清朝覆亡原因再研究》，虽然认为清朝覆亡“很大程度上是自我崩溃”的结果，因为“军队、士绅、官员、满族是清朝统治最重要的支柱，是王朝存废的命脉所系，迄辛亥前夕已全部动摇”，并强调“晚清覆亡史不等于辛亥革命史”，但也看到了清政府推行新政的主观目的和客观结果之间“完全相反”的事实：“清政府实行‘新政’的目的是要维护旧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但‘新政’实行的结果是导出新的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衍变”。[11]言外之意，颠覆清朝的辛亥革命之所以能取得“成功”，确与新政的推动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这几乎是研究清末新政者的共同感受，不过，同样的感受却是从不同的角度得到的，如果说郭卫东是从新政导出的“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衍变”来探究清朝覆亡的原因的话，那么，谢放则是从新政引发的利益矛盾来分析的，他认为新政对清王朝本身“起了某种解体的作用”，因为“在推行新政的过程中，围绕中央与地方、满洲权贵与汉族官僚的争权夺利，借实行新政而中饱私囊的大批贪官污吏，又使弊病丛生的清王朝更加病魔缠身。”[12]高燕宁则注意到“清政府的制度属性”与清末新政失败之间的关联，在他看来，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社会内部的现代化特征已经逐渐凸现，而清政府主导的新政则无法完成对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等各方面的彻底变革，其结果“只能自毁于历史的冰山”。[13] 还有的研究是直接以清末新政与辛亥革命的关系为主题展开的。关于这方面的观点，学者们的共识似乎大于分歧，即普遍认为它们之间是一种互为前提彼此促进的关系。一方面，“革命形势发展是促进新政出台并持续十年的重要因素之一”。[6](P299)“革命运动的兴起与发展刺激了新政改革的产生与发展”。另一方面，“清政府的新政改革也为革命客观上造就了准备条件”。在物质条件方面，新政时期的实业建设为革命运动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如汉阳兵工厂“直接为武昌起义提供了武器装备”。在人才条件方面，新政时期新式学堂的创办、留学生的派遣与新军的编练等，“直接为革命提供了人才”。在思想条件方面，新政促进了人们思想观念的改变，“在思想解放潮流之下是革命思想的广泛传播。”[7]此外，在一些学者的笔下，所谓新政对革命的影响并不限于辛亥革命时期，因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科举制的废除、新式知识分子群体的出现、军队素质与战斗力的提高、传统社会结构与价值体系的松动和解体等等受孕于‘新政’的诸多社会效果，不但不曾随着清皇朝的覆灭而消失，反而促成了辛亥革命的爆发和中华民国的新生，还在中华民国的政治舞台上显示自己的活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9] 清末新政之所以构成辛亥革命研究的核心论题之一，是因为对它的阐释直接影响到对辛亥革命发生及其产生的社会政治影响的评判。作为对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曾广泛流传的“告别革命论”的回应，有学者特别强调了辛亥革命发生的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龚书铎认为，辛亥革命“是民族危机严重和社会矛盾激化的产物，是腐朽的清政府不愿意也没有能力抵御外国侵略和领导国内变革的结果。”“对于一个连自身内部矛盾都无法解决的政府，又怎么能够指望它去化解更为严重的外部矛盾，将社会整合，从而领导国家走上现代化的道路？”“革命派起而推翻清政府，体现了人民群众的意愿，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并不是‘激进主义思潮的结果’。”[14]郭世佑也有类似的看法，他认为，辛亥革命爆发是客观形势发展的必然，而非革命者主观意志的产物：“辛亥年反清革命的重头戏，毕竟是在革命者的主观条件并不成熟而客观条件已基本成熟的情况下开始的。”[9]在这些学者的研究中，所谓辛亥革命中断了清政府主导的现代化之路的说法是难以成立的。 二、革命派、立宪派与辛亥革命 在清末的政治舞台上，主要活跃着三股政治势力，除前述清政府和革命派外，再有一股就是立宪派。所谓辛亥革命，其发生与发展实质上就是这三股势力彼此较量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所谓辛亥革命研究，自然不应局限于革命者（革命派）和革命对象（清政府），而必须将触角伸向它们之外的第三种政治势力即立宪派身上，因为，它的态度或与其他两股政治势力之间的关系同样影响着当时中国政治的走向。事实上，在已有的辛亥革命研究成果中，立宪派已经占据了相当重要的位置，如章开沅、林增平主编的《辛亥革命史》，[15]李新主编的《中华民国史》[16]以及金冲及、胡绳武合著的《辛亥革命史稿》[17]等都有不少篇幅论析到该派的思想和活动。近十几年来的辛亥革命研究不仅延续了这种关注，还在对某些具体问题的深度描述和多维度审视上取得了一些明显的进展。 首先是关于革命派的领导地位问题。学界基本认同孙中山对于辛亥革命的领导地位，只是阐释角度略有不同。郭卫东认为，孙中山永远是辛亥革命高扬的旗帜，“但中山先生对辛亥革命的作用主要表现为一种思想的引领、主义的倡导和为天下先的启蒙宣传。”[11]武昌起义是辛亥革命爆发的标志，但作为辛亥革命领导人的孙中山却没有直接参加这次起义，这不免会引起一些人对其领导地位的质疑。而彭明的研究则告诉人们，尽管孙中山没有参加起义，但他的领导地位却是无人能替代的，“孙中山虽然没有直接参与武昌起义的领导，但是起义的人们仍然把他当做革命的领袖，用他的名义来号召和组织群众。”[18]在孙中山发动革命的过程中，提出的最具有影响力的口号恐怕非“反满”莫属。对“反满”的评价不仅构成了辛亥革命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直接间接地影响到对革命派领导地位的评判。强调革命派“排满”的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一直是学界的主流观点，在新近十年的研究中也不例外。不少学者肯定革命派在当时提出“反满”口号是符合历史发展要求的。金冲及认为“反满”的“合理的内核”是它在当时的中国，“确是抓住了救亡的中心环节”，因为若不推倒这个“卖国政府在中国的统治”，“任何根本性的改革都无法实行”。他将反满浪潮的高涨视为“中国近代民族觉醒和救亡运动高涨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原因是“它的出发点是反抗帝国主义侵略，追求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这正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最根本的内容，尽管它的表述形式还很不完备，很不科学。”[19]与这种思路相似，郭世佑也认为当时的满汉矛盾已经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在事实证明满族统治者自身已无法解决这种矛盾的情况下，“用革命的方式来解决，就不仅是完全必要的，也是比较合理的”，因为，若不打破这个“瓶颈”，中国的图存与富强就无从谈起。在他的论说中，“反满”不仅是合理的，也是具有历史深意的，“且不论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同民权主义是如何密不可分，仅就反满为中心的民族主义而言，在近代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它本身就不乏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价值与意义，它既是手段，也是目的。”[20]。 其次是关于革命派的领导能力问题。在承认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对于辛亥革命的领导地位的同时，也有人对革命派的实际领导力提出质疑。他们发现，受同盟会的组织涣散和革命派内部矛盾不断等因素的影响，革命派事实上没有尽到领导革命之责。在李越看来，“同盟会从来没有真正解决过存在于孙中山的兴中会会员和黄兴及其他人领导的、带有强烈的地方观念的学生革命团体之间的分歧。”由于入会没有严格的条件，致使同盟会的会员成分极为复杂，“各地革命组织与同盟会总部只具有名义上的所属关系”，它因此也就无法很好地统一领导革命。[21]类似的看法在学界不少，比如刘仁坤等认为，同盟会在组织上具有较大的分散性，从总部到基层都缺乏严密组织和严格纪律，因而“始终没有形成对全国各地革命运动领导和指挥的实际能力”。[22]陈橹也认为，受传统的地域、宗派等观念的影响，革命派内部的矛盾冲突不断，致使“在整个革命过程中，无论是在酝酿、发展和高潮过程中，还是在后来的继续斗争中，革命党人始终没有建立起来一个坚强团结成熟的组织系统，也就不可能有效地推动革命的发展。”[23] 其三是关于立宪派对待革命的态度问题。与革命派相比，立宪派确实存在一定的保守性，革命并不是其预期的目标。不过，武昌起义之后，他们中的大多数则不仅转向了革命，还试图影响革命的进程。究其原因，章开沅的分析是：“立宪派最害怕的是革命”，但是“形势总是比人强”，在革命已成“燎原之势”时立宪派转向革命，这“与其说是投机倒不如说是一种无奈，一种并非心甘情愿的暂时合作。”此外，由于立宪派在组成方面是“鱼龙混杂”的，即“救国图强者有之，锐意革新者有之，而投机取巧追名逐利者有之”，其中，像张謇、汤寿潜等立宪派人士在推动立宪、转向共和、参与建立民国的政治追求方面，其态度“始终都是真诚的”。[24]潘锦全等则强调了江苏立宪派革命态度的不彻底性，认为“控制革命并及早结束革命”是“其用心”所在。这种革命不彻底性在二次革命前后表现得尤为明显，即他们“背弃了革命派追求的真正的共和，而选择了袁世凯的假共和，无形之中帮助了袁世凯走向集权独裁以至帝制复辟。”[25]还有学者认为立宪派的“反对革命”主要是限于思想观念层面，而在行动方面则往往表现出了与革命派的一致性。比如，易永卿在对湖南立宪派的研究中就观察到，在“中国向何处去的大问题上”，立宪派和革命派“有着激烈的分歧和尖锐的论战”，但在行动上则“虽时有斗争，但主要倾向是联合，是相互支持”，“特别是一些主要人物关系密切”。[26]潘锦全等对江苏立宪派的考察也有类似的发现，认为他们“反对革命多停留在观念上”，至于行动，则与革命党之间“多是和平相处、相互合作”。具体而言，张謇、马相伯、赵凤昌、姚文楠等都是同盟会会员黄炎培的“战友”，同盟会会员蔡元培与马相伯则“为莫逆交”。[25]可以说，学界不仅不再简单地将立宪派看作革命派的对立面而加以批判，相反还对其革命态度给予较多的肯定。 其四是关于立宪派对革命的影响问题。可以说，正是革命派领导能力的低下才凸显出了立宪派的作用和影响。关于此点，在章开沅等的研究中有较为明确的表述：“由于革命党本身力量不足和领导落后于形势，他们很难有效地控制时局的发展。”“辛亥前后中国社会的主角一度就由东南精英扮演，他们成立预备立宪公会与咨议局、领导三次国会请愿运动、参与沪鄂之争、调和南北、扶持袁世凯上台，以至圈定北京民国政府各部人选，规划甚至改写了辛亥前后的中国政局。”[27]由于立宪派和革命派之间的关系在辛亥革命的全过程中呈现出的是一种既联合又斗争或时而联合时而斗争的复杂态势，这决定了学者们在对立宪派的功过是非进行评价时，也会有不同的声音。比如，廖大伟充分肯定了立宪派在启迪国民意识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民智幼稚’是立宪派反对共和革命的一大理由，但其国民意识的启蒙和扬播却与革命派的追求不谋而合，从而客观上为辛亥革命打造民众基础作出了贡献。”[28](P187)黄兴涛则从确立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角度肯定了立宪派的历史贡献，“立宪派提出民族融和的大民族观念，即是针对革命派激烈‘排满’作出的回应，而革命派‘排满’的观念，也在与立宪派的论争中不断得到过修正，并非是到了辛亥革命爆发后，才一下子来个彻底的自我否定，完全接受立宪派的主张”。[29](P947)当然，立宪派的影响并非都是积极的。李黎明认为，立宪党人“总是力图维护旧秩序，并且千方百计地控制革命的领导权，这就给革命造成了隐患，同时也加剧了革命阵营内部的矛盾。”[30]郭绪印认为，由于立宪派是官僚、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混合体，他们在武昌起义后大批进入革命阵营，取得革命的领导权，“实际上是革命队伍扩大，革命成果缩小。”[6](P303)立宪派的消极影响显然不可小觑。 三、南北议和与辛亥革命 1911年末至1912年初，南方革命党人与北方袁世凯为代表的清政府进行了近2个月的议和谈判，最终达成清帝逊位、国家实行共和体制、袁世凯继孙中山出任临时大总统等为内容的协议。由于这次议和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辛亥革命的结局，因此它一直就是辛亥革命研究的重要课题。在近十几年来的研究中，过去那种贬多褒少的倾向已不复存在，相反，由于研究者多从“同情”或“理解”的角度对诸如袁世凯、孙中山等历史当事人进行评论，所以整体上呈现出一种“褒”多于“贬”的态势。 在以往的学术界，革命派与袁世凯的妥协合作往往被认为是辛亥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但这些年来研究者更注重对当时政治生态的考察，认为以前的这种观点“既不是历史主义的，也不是理性主义的，而是革命浪漫主义”。[31]在他们看来，革命派与北洋军阀的妥协合作既是当时政治力量对比的必然结果，也对革命的发展不无益处。比如李黎明的研究，就看到了双方在军事力量方面的差距：“起义或响应革命的部队，除一小部分来自新军外，大部分都是原来的旧式军队或绿林出身，不论是装备，还是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方面，都与北洋军队存在很大的差距。”[30]朱东安比较认同当时曾在南京临时政府主持军事的黄兴等人的看法，认为革命军没有一举击败北洋军的实力。因为考察一方军队的战斗力，不仅要看人数，还要看其士气、装备、组织、训练，尤其将帅的军事、政治经验。“而从这些方面考察，革命军并无优势”。袁世凯的新建陆军，是当时中国最称精锐的部队，其装备、训练皆优于其他部队。“由此可见，革命党主张南北议和并没有什么过错，实乃情不得已之举。”[32]李越则从革命党人对于军队“能破坏之于敌人之手，而不能运用之于本党主义之下”的实际情况出发，认为在全国旧秩序行将破坏而新秩序尚未完全建立的情况下，军队实乃“不安定因素的一分子。”在兵变一触即发的形势下，“如果南北继续作战，南方所面临的阻力自然不得而知。此外，独立各省军令不统一，革命党人无法实现对军队的全面控制。”因此，“南北议和的实现，部分是由当时客观军事形势所决定的”。[21] 既然双方的力量对比如此悬殊，再加上革命政权不统一、民众政治觉悟程度普遍低下等不利因素，那么，选择妥协议和就不仅是符合“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21]也不失为一种“明智之举”。[30]此外，还有学者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角度赋予南北议和以历史的必要性。比如，张永以《从“十八星旗”到“五色旗”——辛亥革命时期从汉族国家到五族共和国家的建国模式转变》为题的研究就较为清晰地阐明了此点。在他的观察中，若“南北统一迟一天达成，国家分裂和由此引发的民族仇杀的危险就增大一分”。因为，当时国家分裂和民族仇杀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北方以袁世凯集团为主要支撑的清王朝还拥有强大的武装力量，它如果坚持抗拒革命，南方的革命武力是很难在短期内统一中国的，而“受清末革命派民族主义运动的冲击”，满、蒙、回、藏等各族对于革命都心怀疑惧，甚至北方各省很多汉人对共和革命也很不理解，加之日本、俄国、英国等帝国主义势力的阴谋，“假如南北战事延绵，长年不决，国家分裂和民族仇杀的巨大灾难将难以避免。”正是南北议和取得成功，方“使国家转危为安，顺利实现统一”。[33] 孙中山、袁世凯是直接影响议和进程的历史人物，不论是相关分析还是个案研究，他们都是人们热衷谈论的对象。朱东安通过考察告诉读者，袁世凯欲“废除满族皇室的决心”早已下定，因此没有理由怀疑袁世凯排满和议和的真诚性。他分析说，自从袁世凯被逐之后，已同满族皇室恩断义绝，“再不想做清朝的忠臣孝子了”。即使后来他有机会东山再起、大权在握，但“满汉君臣之间更是貌合神离，各怀鬼胎”。而满洲贵族无时不想伺机收回旁落大权的现状，使“袁世凯亦怕战争结束后，清廷重施故技，使自己陷于进退两难之地”。因此，当他攻占汉口、汉阳，掌握了战场上的主动权之后，“即以政治谈判代替军事进攻，借以达到倒清与篡权的双重目的”。[32]而一篇以袁世凯与南北议和为专题研究对象的论文，则就如何评判袁世凯的功过是非提出了三条具体原则：一要看其是维护还是推翻清朝专制政权；二要看其同革命派是合作还是对抗；三要看其是复辟封建专制还是走上共和之路。认为“符合这三点便是顺应时代潮流，也便是推动历史的进步”，而能顺应时代潮流的袁世凯也可称得上是一个“敢于除旧布新的开明者”。[34] 关于这个时期孙中山的态度，学者们评论的角度略有不同。有偏重策略的，也有偏重环境的。李越认为，“孙中山虽然对袁世凯是否真心拥戴共和持怀疑态度，但为了保有革命最低限度之成功，即利用袁世凯推翻清廷，‘先成一圆满之段落’，最终选择了议和”。[21]而朱东安则认为孙中山“只因最后无论如何也没有借到外债，他也只好放弃了举兵北伐的主张”，当然，他的态度也与黄兴等革命党中的大多数人“根本不想北伐”有密不可分的关系。[32]还有偏重民意的，比如夏斯云就认为，革命党人拥袁反清策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意，因为在当时的人们看来，“袁世凯要比孙中山高出一筹，能给他们带来更多的安宁和幸福”。在他的论说中，孙中山将大总统职让位袁世凯，不仅是迫不得已的，也是符合民心民意的。[35]而在一篇专门讨论孙中山让位问题的文章中，作者在肯定“孙中山借袁世凯之手来推翻清王朝的目的是达到了”的同时，特别强调“不能因为后来发生了袁世凯帝制自为之事而完全否定让位的必要性，更不能将袁世凯的罪恶归到孙中山身上”。[30] 总之，对于辛亥革命期间发生的南北议和这一事件，近十年来的研究基本上认为此次议和具有历史必然性，与之前更多地从资产阶级的所谓软弱性中寻找原因不同，这个时期的研究者主要将其发生发展的原因归之于各种因素交相作用的结果。 四、辛亥革命的历史影响 自辛亥革命爆发以来，围绕着它的有关评论就从未中断。如前所述，从多角度、多层面对相关问题展开讨论，是新近十年辛亥革命研究的一个突出特点。具体到对辛亥革命兴起或清王朝覆亡原因的分析，也多阐释为各种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这种研究取向，在一定程度上包含着淡化革命本身意义的意味。因为，如果“从王朝自身是如何一步步地走向自我崩溃”角度分析，或干脆将清王朝的覆亡解释为在“很大程度上是自我崩溃”的结果，那么，“推翻王朝的异己力量”即革命派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就不得不被打些折扣。[11]与这种可以从相关研究中窥见或推断出的学术倾向相一致，在辛亥革命功过得失的评论方面，近年来不再秉持革命史的单一视角，而是呈现出多视角下的多样性和差异性阐释。 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并复辟帝制，直接影响着人们对辛亥革命的评价。有学者据此认为，民初实行的共和并不是真正的共和，因为袁世凯凭借手中的武装力量，“逼迫革命党步步退让，攫取全部大权，致使新生的共和国有名无实”。[32]虽然很少有人否认袁世凯与不尽如人意的民初政局的关系，但研究者更注重揭示造成这种现状的根源，而非简单地做是与否的评价。谢放认为，袁世凯就任大总统是其自身实力使然，因为在近代中国，谁要成为统治者，首先必须具有两个条件，一是列强支持，二是掌握军队，“而在当时完全具备这两个条件的则是袁世凯”。凭借这些条件，他“首先迫使清廷交权，然后迫使革命党人让步，接着逼迫清帝退位，最后是南京临时政府交出政权。”[12]朱育和认为，辛亥革命的结局与袁世凯所代表的治国思想有关，但是这种对“德国式的富国强兵之路”的推崇，是与民主共和制建立后“国人普遍希望一个强有力的人物出现，迅速结束分裂混乱的局面，以奠定共和国的基础”的希冀相适应的。[36] 尽管共和“名存实亡”之说在辛亥革命研究中一直有着广泛的影响，但即便如此，仍不能完全否认它的历史功绩。在近年来的研究中，仍有不少学者从不同角度高度评价了民初的共和政体。郑炳凯从政治发展角度进行了评论，他认为，中华民国取代自秦始皇开创的两千多年的帝国，实际上“开创了中国政治发展的新走向”，“它突破了历代王朝的循环演进机制，打碎了传统中国整个政治体制，因此也震动了传统社会的各条政治神经，是政治制度和社会思想的一次大飞跃。”[37]朱月白从民族国家建构的角度赋予了辛亥革命无可替代的历史影响力，在他看来，辛亥革命的对象“表面上是帝制”，“实际上则是以帝制为代表的整合社会力量的方法和途径”。藉此，他认为辛亥革命的意义“不在于破坏”，“而在于它能否创立一个新的制度，创立新的合法性，创立新的整合社会资源的手段，以民族国家的形式使中国进入现代国家之林”。事实上，在辛亥革命后，“国家第一次与领土、民族、主权等现代的概念牢牢地结合在一起。辛亥革命以后的五四及新文化运动、抗日战争都应该被看做是中国进入民族国家的历史阶段后对民族国家的巩固。”[38]沈渭滨也有类似的观察，他认为辛亥革命后成立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不仅宣告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共和国的成立，而且“彻底改变了原有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构造形式”。诸如“近代中国的政治构架、政体规范和行政运作程序的转型”等，都是“从辛亥革命否定了以君主专制政体为核心的‘朝代国家’形态开始的。”不仅如此，他还强调了辛亥革命对于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影响，认为正是这次革命，“中国在完全意义上开始了民主主义（资本主义）的社会转型。虽然，尔后的袁世凯政府乃至蒋介石的国民政府都实行过倒行逆施的专制统治，但总体上仍无法改变由辛亥革命所确定的社会转型趋向。”[39] 不论如何评论辛亥革命在推翻帝制、建立共和政体上发挥的历史作用，但中国社会在此之后进入一个混乱动荡、军阀割据的历史时期却是不争的事实，这种情形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人们对辛亥革命的整体评价。萧功秦认为辛亥革命是一场“不成熟的革命”，“‘乌合之众’般的无组织的辛亥革命者，注定无法重建有效的新秩序，于是不得不让权于自己的政治对手袁世凯”，“中国从此陷入持续数十年的‘弱国家’状态。事实上，20世纪的辛亥革命，只是中国更为多灾多难时代的开始。”[8]也有人认为，民初混乱的源头在于晚清中央政府权力的衰微或地方主义的兴起，而非辛亥革命本身。郭卫东认为，晚清时“内轻外重”的局面已相当严重，“辛亥革命爆发后，大多数地方督抚要么反叛中央，要么坐视不救，中央的凝聚力已然是极端散落。”[11]胡春惠认为，辛亥革命在客观上增强了地方势力，而这正是导致民初混乱的主要因素，“辛亥革命前夕地方主义所造成的‘外重内轻’之争，加速了清朝的灭亡，辛亥革命之后的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问题，造成了民初政局不安。”[40](P420) 有学者虽然不敢过高估计辛亥革命的历史成就，但却从客观事实出发肯定了它们的来之不易。陈橹认为，人们在创造历史的时候，必须受已有的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辛亥革命是追求社会现代化的伟大变革，它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但中国传统和社会现实与革命目标之间的巨大落差严重地限制了革命所能达到的高度。这样去看待辛亥革命，才会对它所取得的成果和缺憾有一个符合实际的认识。”[23]朱东安认为，“平心而论，辛亥革命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实属不易，同当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实力相比，已属超水平发挥”。[32] 总体上看，凡是注重对辛亥革命结束帝制历史作用考察的，多给予相对积极的评价，而注重对革命后秩序重建考察的，则会给予不同程度的消极评价。 五、研究中存在的不足与对未来的展望 自20世纪80年代末，受整个近代史研究范式转换和学科规范化等因素的影响，辛亥革命研究的视野和方法都在不断拓展。诸如会党、新军、知识分子群体、商会以及其他社会团体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关注，领域则涉及政治、经济、思想和社会等多个方面。这些研究，为我们呈现出一幅关于辛亥革命的更为真实清晰的图景。而多种研究方法和理论工具的运用，也为深化相关研究奠定了良好基础。 近十年来的辛亥革命研究，虽然成果不菲，但依然存在显而易见的问题或不足。首先是述多于析。现有研究虽然对辛亥革命的历史图景给出越来越清晰的描述，但就此展开的分析则很难令人满意。诸如清末新政怎么就演变为一场革命？其背后的深层原因和动力机制是什么？作为一场大革命，它为什么旋起旋灭，并表现出“低代价”的特点？这样一场革命对中国原有社会的改变程度如何？在此次革命前后，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层面有哪些“变”和“不变”？这些问题，显然有进一步探究的巨大空间。其次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学术碎片化倾向。多种范式共存和研究方法多样化虽然有利于学术繁荣，但主导范式的不确定，核心问题的模糊性，使作为“显学”的辛亥革命研究在学科体认上难免有所“迷失”：如此广泛的、多角度的研究，其意义到底在哪里？无可讳言，辛亥革命研究要继续深入下去，不仅需要学界“问题意识”的进一步明晰，也有必要在核心工具和主导范式的运用或确立方面有更大的自觉。 展望未来，笔者以为下列问题将构成学界进一步关注的对象： 一是对辛亥革命过程中各种力量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的研究将进一步深化。辛亥革命是革命派领导的一场革命，但决定其进程和结局的却是各种力量复杂互动之后形成的合力。近十年来的研究虽然取得不小进展，但总体上依然是围绕革命派展开的，侧重考察的是各种力量与革命派之间的互动情况。今后的派别研究，将会更多地关注到各种力量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 二是会扩大对辛亥革命地区研究的范围。辛亥革命虽然是革命派领导的全国性革命运动，但它主要是以各省“独立”的形式宣告脱离清王朝统治的。由于各地原有的社会政治生态不同，革命党对各地革命运动的影响不同，因此各地在辛亥革命过程中自然也就表现出了不尽相同的势态。换言之，各地辛亥革命大都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近十年来学界对辛亥革命的地区研究已有一定程度的关注，诸如湖北、江苏、浙江等对当时的全国革命形势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地区，都是学者们考察的重点。这些研究无疑是必要的，但却是远远不够的。今后应进一步推进对其他地区的相关研究，因为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更典型地选择个案，加强对地区间的比较研究和各地区与全国之间的互动研究。 三是将进一步加强对辛亥革命社会层面的研究。辛亥革命是一场“大革命”，其发生和影响不仅仅局限于政治层面，也深入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学界对社会层面的研究虽然已有所自觉，但总体来看，“无论是辛亥革命史或是孙中山研究，真正从社会结构和社会转型方面研究的论著并不多”，[39]弥补这方面的不足应该是未来辛亥革命研究的努力方向。 不论已有的成果有多么丰富，辛亥革命本身在中国近代史上的独特地位，已经决定了学界对它的研究将永无止境，我们所期待的是真正具有学术价值的新成果不断问世。 【参考文献】 [1]严昌洪，马敏．20世纪的辛亥革命史研究[J].历史研究，2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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