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百年来满文档案编译出版综述——以中国大陆为中心
http://www.newdu.com 2024/11/28 11:11:50 《满语研究》2011年2期 吴元丰 参加讨论
【英文标题】A Chinese Mainland Centered Summarization on Manchu Archives Compilation and Publication over the Past Century 【作者简介】吴元丰(1956-)，男(锡伯族)，新疆察布查尔人，研究馆员，主要从事满文档案整理编目和翻译工作，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部，北京100034 【内容提要】 满文档案数量巨大，价值独特，历来受到史学界的重视。自辛亥革命以来，中国大陆地区满文档案编译工作历经起步、积淀和发展三个阶段，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清史研究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回顾与思考近百年来满文档案编译出版状况，有助于今后满文档案的开发利用，满文专业人才培养事业的进步和发展。 【关 键 词】满文档案/编译/辛亥革命 满文档案是清朝各级官署及官员在处理公务过程中以满文书写的公文或记录的总称。这些满文档案遭逢诸多人为或自然灾害，历经沧桑，虽然没有全部保存下来，但其存世数量仍很巨大。迄今保存下来的主要有内阁、军机处、宫中、内务府、宗人府、理藩院、八旗都统衙门、盛京内务府等中央国家机构，以及黑龙江将军、吉林将军、盛京将军、宁古塔副都统、阿拉楚喀副都统、珲春副都统、归化城副都统、呼伦贝尔总管、布特哈总管等地方衙门的满文档案，数量巨大，种类繁多，形制各异，内容丰富，是研究清代通史、民族史、地方史、八旗制度、满语文等方面的第一手资料，具有珍贵的学术研究价值。 众所周知，近代以来国内外通晓满文者极其有限，能够直接利用满文档案开展学术研究者更是寥寥无几。这一客观现实，要求满文档案工作者既要整理编目，又要翻译出版。纵观历史，近代意义上的满文档案翻译出版工作，应始于20世纪初，迄今已走过了将近百年时间，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现仅回顾中国大陆清代满文档案编译出版情况，按其发展进程，可分为起步、积淀和发展三个阶段。 一、1916-1948年的起步阶段 满文档案在清代作为当朝的公文档案，一般都保存在皇宫及官署的档案库房，严加管理，具有一定的保密性，非相关人员无法接触和阅览。直至1911年清朝灭亡，才被逐渐发现，由各有关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等单位接收保管，进行整理编目，向学界提供利用。同时，也开始翻译出版。 1916年，时任奉天地方官的清末进士金梁有机会接触到崇谟阁所藏乾隆年间重抄《加圈点老档》和《无圈点老档》，而后开始聘用懂满汉文者10余人翻译《加圈点老档》。经过两年时间，至1918年下旬，翻译完《加圈点字档》。随后从中择要摘录，冠以《满洲老档秘录》之名，分上下两册，1924年出版。1933年重印时，对译文稍作增减，改名《满洲秘档》，不再分册。另外，自1935年6月至1936年6月间，又将部分译稿冠以《汉译满洲老档拾零》之名，连载于《故宫周刊》第245期至459期。金梁先生可谓近代主持翻译满文档案的第一人，其译著成为中国满文档案汉译作品的开山之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和作用。同时，也标志中国满文档案翻译出版工作开始起步。 1924年，冯玉祥将军将清朝末代皇帝溥仪驱逐出宫。1925年10月，故宫博物院成立，下设古物馆、图书馆和总务处等机构。图书馆下再分设图书和文献二部，分别负责图书和档案的保管工作。1929年3月，文献部改称文献馆，并与图书馆分离，成为故宫博物院一个独立的业务部门，专门负责管理明清档案。1931年初文献馆工作人员整理档案时，发现了《满文老档》原本37册及其抄本，于是制订《整理内阁大库满文老档之缘起与计划》，组织人员开始整理，计划编撰《满文无圈点字典补编》《满文老档总目》《满文老档细目》《满文老档原本与抄本校勘表》，以及挑选其中重要的史料翻译，编成《选译满文老档》出版。然而这一《满文老档》原本整理、翻译和研究计划，因时局动荡而未能付诸实施。 1935年5月，文献馆李德启先生编译出版《阿济格略明事件之满文木牌》。该书收录了当时发现的26枚满文木牌照片，以“叙录”为题，对满文木牌来源、文字特点和形成时间作了比较详尽的考证，并对满文木牌逐一音译和意译，并作了必要的注释；最后还以附录的形式刊登了《满文老档》的照片2幅、《无圈点字书》的照片4幅。满文木牌是以木牌为书写材料形成的公文档案的总称。清入关前，因纸张紧缺，不得不就地取材，削木为牌，记事归档。木牌形状各异，有的削成薄片，两面书写；有的削成长方体，四面书写。其长短宽窄各不相同。木牌的一端，一般均有小孔，以供贯绳之用。记载的内容十分简单，不记书写者的名称和书写的时间，只简明扼要地记事。木牌书写用的文字具有老满文向新满文过渡时期的特点，既有老满文，也有新满文，主要反映了崇德元年(1636)武英郡王阿济格率兵进关攻略明军的战况和俘获物品等情况。李德启先生编译出版的《阿济格略明事件之满文木牌》一书，虽然篇幅较少，16开本，共计56页，但在满文档案的编译出版方式上开创了新的形式，这种既有满文原文，也有汉译文以及必要的考证与注释的编译体例，迄今仍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自此之后，因遭受战争和时局的动荡，中国大陆满文档案的编译出版一度处于停滞状态，没有任何翻译作品问世。 从中国大陆满文档案编译出版的角度来讲，在1916年至1948年期间，虽然只有两种翻译作品问世，但毕竟有了起步之举，初步向学界提供了满文档案史料，介绍了满文档案的价值，为后人提供了有益的实践经验，具有一定的影响和作用，实属不易。 二、1949-1978年的积淀阶段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各行各业百废待兴，相继进入恢复、建设和发展时期。全国档案事业也不例外，步入其恢复和建设阶段，全国各级档案管理部门开始成立，随即建设各级档案馆，接管历史档案，进行集中统一管理，逐步开展各项工作。这一时期，满文档案的编译出版，鲜有举措，唯有《清代地震档案史料》一书收录有7件满文奏折的汉译文及随折进呈的4件汉文清单，汉译文约计3000字。该书由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译，1959年4月由中华书局出版。该书辑录的满文奏折及其汉文清单内，有盛京将军社图肯等于乾隆三十年二月二十五日至三月初五日间呈进的奏折及其清单共9件、盛京礼部侍郎永宁等于乾隆三十年三月二十二日呈进的奏折及其清单各1件，主要反映当时盛京地区地震灾情以及修缮被地震破坏的盛京城、皇宫、陵寝等处建筑的情况。除此之外，没有发现其他编译出版作品问世。尽管如此，就满文档案工作整体而言，在这一时期做了两件具有前瞻性的基础工作。 (一)设立各级档案馆，集中统一管理满文档案 早在1948年底，原设在哈尔滨的东北图书馆(1955年改称辽宁省图书馆)派人到沈阳，接管“国立沈阳博物馆筹备委员会”所属图书馆、档案组以及“辽宁省立图书馆”所藏图书和档案，其中就有一定数量的满文档案。不久，在东北图书馆内特设档案部，专门负责保管历史档案。1960年7月，成立东北档案馆，接管辽宁省图书馆所保存的历史档案。1969年撤销东北档案馆后，将其保存的历史档案，按照“哪个省的档案归哪个省”原则，分别移交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和内蒙古自治区等地档案馆保存。 1951年5月，故宫博物院文献馆改称档案馆，专门负责保管故宫博物院原存明清两朝历史档案，其中就有大量的满文档案。1955年12月，故宫博物院档案馆改称第一历史档案馆，划归国家档案局。1958年6月，第一历史档案馆改称明清档案部，有时还称明清档案馆，次年10月归属新成立的中央档案馆。1969年底，明清档案部又回归故宫博物院，仍称明清档案部。1980年4月，明清档案部又划归国家档案局，改称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无论在故宫博物院档案馆时期，还是在第一历史档案馆时期，除妥善保管原馆藏档案外，还着力收集流散到国内外的明清档案。1950年和1953年，从南京运回故宫博物院文献馆时期南运的一部分档案，共计320箱；1953年4月，接收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移交的原内阁大库流散出去的黄册、题本、题稿等档案，共计813箱；1954年8月，接收历史博物馆存放在端门楼上的原内阁大库流散出去的完整题本和残题本等档案，共计671箱、1694麻袋；1956年，接收苏联移交的1901年沙皇俄国军队入侵中国东北时劫走的黑龙江将军、宁古塔副都统、阿拉楚喀副都统、珲春副都统等衙门档案，共计310箱；1958年，接收辽宁省图书馆移交的原内阁大库流散出去的黄册、史书、题本、奏本、敕谕等档案，共计54000余件，另有残题本500余捆；1958年和1962年，从南京运回故宫博物院文献馆时期南运的另一部分档案，共计3000余箱。以上各批次收集的档案内，也有一定数量的满文档案。 由于在国家层面上推行历史档案“集中统一管理”的原则，加之各级档案部门遵照实施，至20世纪70年代初，基本形成了中国大陆的清代满文档案相对集中保存和管理的局面。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内阁、军机处、宫中、内务府、宗人府、理藩院、八旗都统衙门等中央国家机构，以及宁古塔、阿拉楚喀、珲春等驻防副都统衙门档案；辽宁省档案馆保存盛京内务府和盛京将军、三姓副都统、双城堡协领等衙门档案；黑龙江省档案馆、黑龙江省双城市档案馆、吉林省档案馆、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档案馆、内蒙古自治区土默特左旗档案馆，分别保存黑龙江将军、双城堡协领、吉林将军、呼伦贝尔副都统、布特哈总管等衙门档案。 (二)培养满文专业人才，解决满文档案工作者奇缺的问题 1911年清朝的灭亡，加速了满语文退出历史舞台的过程，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中国大陆的满文人才已十分奇缺，而且全国各大院校均无满语文专业设置。在满文人才方面，当时确实遇到了极大的困扰，既缺人才，又无处培养。这一情况，无疑制约了满文档案工作的正常开展。后来，经过有志之士的建言，周恩来总理十分关心满文人才问题，数次亲自指示有关部门开办满文班，以期解决满文人才缺乏的问题。 1954年，范文澜、载涛等人提出建议，清朝留存的满文档案数量巨大，为了妥善保管和合理利用这些满文档案，亟须培养满文专业人才。周恩来总理采纳了他们的建议，并指示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落实培养满文人才事宜。郭沫若院长遵照周恩来总理的指示，责成中国科学院语言学研究所所长罗常培、近代史研究所所长范文澜具体负责办理。经与高教部协商决定，通过1955年全国高考招收20名学生，在北京大学特设满文班授课。此次招收学生的结果，十分不理想，只招到6名，未能达到预定的数额。除此之外，还在聘请满文老师方面遇到困难。经过多方努力，聘请到70多岁的克敬之先生，他原为蒙古八旗人，通晓满蒙汉文。考虑到克敬之先生高龄出行不便，教授满文课就设在他家里，其余课程，学生到北京大学等大学听讲。1955年9月，满文班开办授课。在学习过程中，因不愿意学习满文，其中4名学生或转学或退学，至1957年底毕业时只剩下2名学生。这次开设的满文班，虽然未能达到预期的目的，但可视作一次有益的尝试，为日后继续培养满文人才提供了一定的实践经验。 1958年，经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批准，按照上期满文班模式，中国科学院语言学研究所和近代史研究所又联合办班，招收数名年轻人学习满文。过了一年多时间，满文老师克敬之先生作古，无法聘请到合适的满文老师，因而被迫停办。 1960年，为解决满文专业人才奇缺的问题，周恩来总理面示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刘春，在当时的中央民族学院开设满文班，招收学生授课培养，毕业后将从事满语文及满文档案工作。1961年9月，经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批准，在当时的中央民族学院民族语言系开设满文班，除全国统一高考招收的19名高中生外，还有中央档案馆明清档案部选送培训的年轻干部2名、旁听干部1名，共有学员22人，学制5年。当时在北京已经找不到适合教授满文的老师，只好从新疆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选调通晓满汉文的锡伯族赵玉麟、涂长胜两位先生授课。到1966年7月毕业时，中央档案馆明清档案部除选送学习的3名干部外，还计划招收10名毕业生，设立“满文研究室”，专门开展满语文研究及满文档案的整理翻译工作。然而，时值“文化大革命”开始，这项招人和设立“满文研究室”的计划搁浅，经多方努力，改招3名毕业生。这样，加上本单位选送学习的3名干部，实际到中央档案馆明清档案部工作的毕业生共计6名，其余大部分学生分配到外地改行，即使分配到北京的图书馆、档案馆和高等院校工作的毕业生，也无法开展正常的业务工作。此次满文班属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首期大学本科班，无论是教学大纲的制订、课程的设置，还是师资的配备、学生的招生和管理，都按正规大学的制度办理，成功地培养出一批满文人才，为在全国范围内培养满文人才开展满语文研究和满文档案整理翻译做了一定的人才储备。 1972年底，周建人特意写信向中央反映，“现在懂满文的人快要没有了，建议培养几个人”。此信送毛泽东主席阅后，转交中央“科教组”调查并提出意见。1973年1月，中央“科教组”提交报告，指出大量的满文档案保存在故宫博物院，内容丰富，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但是整理编目状况较差，无法利用，亟待整理翻译。同时建议，将1966年中央民族学院满文班毕业改行的人员酌量调回工作，再开设一期满文班培养新人。后经周恩来总理等国家领导人批准，责成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前身)开设“满文干部培训班”，招收应届高中毕业生21名，学制3年。满文班设在故宫东华门内内阁大堂西厢房，满文老师都是中央民族学院满文班毕业后在明清档案部工作的人员，其余课程的老师，分别从本单位或北京各大院校聘用。课程的设置，除仿照中央民族学院满文班外，还设明清断代史、满文档案翻译等课程，并设清史、民族史、档案学等方面的专题讲座，特邀相关领域著名教授、专家进行演讲。对学生的管理也十分严格，没有寒暑假，不得无故旷课，执行严格的考试制度。当时“文化大革命”尚未结束，全国各大高等院校仍未恢复正规，考虑到培养满文人才“更加成效和实用”，另辟蹊径，直接由用人单位承担培养，可谓是当时特定背景下的一种特殊而正确的选择。1978年满文班学生毕业后，其中20人都留在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工作。此次满文班开设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培养从事满文档案工作的专业人才。因此，在招收时就以本单位的正式职工编制招录；在学习期间，按月发放工资，参加单位的各项重要活动；在实习期间，按照工作人员的要求，承担完成整理和翻译任务。本次满文班的成功举办，有效的发展和壮大了满文档案专业人员队伍。 从满文档案的编译出版角度来讲，在1949年至1979年期间，虽然没有一部独立的满文档案编译作品问世，但毕竟在“集中统一管理”的原则下，将留存的满文历史档案收集到各级档案馆进行妥善保管和初步整理，为日后开展编译出版创造了前提条件。同时，也设法开设数期满文班，培养了40余名满文专业人才，为日后开展编译出版工作提供了人才保障。 三、1979年至今的发展阶段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1979年各级档案馆、学术机构逐渐恢复正常工作，被迫改行的满文专业人员也相继归队，特别是随着国家经济好转和社会的不断进步，先后启动了多个历史文化保护和研究项目，满文档案编译出版工作进入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为便于了解，按其编译出版形式，分别简要叙述。 (一)单纯汉译文的编辑出版 该阶段的前20年，由于受到出版理念、技术和经费等因素的限制，满文档案的编译出版，一般都采用单纯汉译文编辑出版的形式。用这种形式出版的档案出版物，主要有以下几种： 1.《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一编，平装，32开本，2册，47.6万字，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任世铎、关孝廉、安双成、栗振复、屈六生、刘景宪翻译，1981年3月由中华书局出版。该书收录的绝大部分档案都是满文档案，选自内阁满文俄罗斯档案、宫中满文朱批奏折、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及黑龙江将军衙门档，共计200余件，起止时间为顺治十年至雍正二十年(1653-1734)。主要反映顺治、康熙、雍正年间，中俄两国雅克萨战争、谈判缔约、使节来往、边境贸易、处理案件以及俄罗斯传教士来华活动等情况。 2.《三姓副都统衙门满文档案译编》，平装，32开本，1册，34.5万字，辽宁省档案馆、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沈阳故宫博物馆合编，关克笑、沈微、关嘉禄、王佩环翻译，佟永功审校，1984年12月由辽沈书社出版。该书收录的档案选自三姓副都统衙门档，共计178件，起止时间为乾隆六年至光绪三十二年(1741-1906)。主要反映三姓地区居民人口、贡貂领赏、货物贸易、查处违禁、审理案件、赏恤落难官兵，以及赫哲、库页费雅喀等人联姻等情况。 3.《盛京刑部原档》，平装，32开本，1册，15万字，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合编，郭成康、刘景宪翻译，屈六生审校，1985年3月由群众出版社出版。该书收录的档案选自内阁“盛京原档”中的刑部档案，共计72件，起止时间为崇德三年至四年(1638-1639)。主要反映审理偷盗抢劫、敲诈勒索、债务纠纷、打架斗殴、杀人害命、强奸通奸、违禁犯法、私设公堂、临阵脱逃、延误战机、丢弃军械等案件情况。 4.《郑成功满文档案史料选译》，平装，32开本，1册，19万字，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辑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部合编，毛必杨、张莉、王小红、沈源、郭春芳翻译，安双成、屈六生审校，1987年9月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收录的档案选自内阁满文秘本档、票签档、兵科题本，共计110件，起止时间为顺治三年至十三年(1646-1656)。主要反映招抚郑芝龙，郑成功进攻泉州、南征广州，清廷劝降郑成功、收复沿海地方及屯兵防守等情况。 5.《满文土尔扈特档案译编》，平装，32开本，1册，21万字，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民族史研究室、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合编，郭基南、肖夫、汪玉明翻译，屈六生审校，1988年2月由民族出版社出版。该书收录的档案选自军机处满文土尔扈特档和月折档，共计145件，起止时间为乾隆三十六年至四十年(1771-1775)。主要反映土尔扈特部众东归到达伊犁地界，伊犁将军委派官兵迎接、查看人口数目、调拨物品接济、分编旗佐，指地安置，以及土尔扈特汗王等赴热河觐见乾隆帝和接受赏赐等情况。 6.《锡伯族档案史料》，平装，32开本，2册，60万字，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吴元丰、赵志强翻译，1989年7月由辽宁民族出版社出版。该书收录的档案选自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月折档、议复档、上谕档、寄信档，宫中满文朱批奏折，内阁满文杂档、内国史院档、满文老档，内务府上驷院满文行文和黑龙江将军衙门档，双城协领衙门档，其中满文档案647件、汉文档案95件，共计742件，起止时间为明万历二十一年至清宣统二年(1593-1910)。主要反映锡伯族由科尔沁蒙古旗改编入满洲八旗、分地驻防、补放官员、调遣出征、发放俸饷，以及南迁至盛京等地、耕田纳粮、出征云南，吉林乌拉锡伯族迁至北京、编入满洲蒙古八旗、供职内务府上驷院，盛京锡伯族西迁新疆伊犁、设立营制、补放官员、巡防卡伦、出兵征战、开垦屯田、牧放牲畜等情况。 7.《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平装，32开本，3册，100万字，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关孝廉、赵志强、郭美兰、孟宪振、赵玉梅、江桥、关精明翻译，关孝廉、栗振复审校，1989年10月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该档是按编年体抄录公文并记注各项政务活动而成的簿册，起止时间为天聪七年至顺治十八年(1633-1643)。主要反映清入关前夕和入关之初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司法、民族、宫廷、外交等方面情况。 8.《满文老档》，精装，32开本，2册，70万字，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任世铎、周远廉、关孝廉、张凤良、佟永功、富丽、季永海、赵展、郭美兰、刘建新、罗丽达翻译，1990年3月由中华书局出版。《满文老档》依据内阁藏本《加圈点老档》翻译，该档是乾隆年间重抄清入关前形成的老满文档册而成的编年体史料长编，起止时间为明万历三十五年至明崇祯九年即清崇德元年(1607-1636)，主要反映清入关前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民族、文化、习俗、天文、地理以及与周边邻近国家、部族的交往关系等方面情况。 9.《清代内阁大库散佚满文档案选编》，平装，32开本，1册，32.5万字，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大连市图书馆文献研究室、辽宁省民族研究所历史研究室合编，关嘉禄、何溥滢翻译，佟永功审校，1992年4月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该书收录的档案选自原内阁大库散佚今存在大连市图书馆的满文题本，共计214件，起止时间为顺治十八年至乾隆二年(1661-1737)。主要反映衙署更名，官员奖惩，宫廷银两物品消费，蒙古各部汗、王、公、贝勒、贝子、台吉以及哲布尊丹巴等大活佛、达喇嘛进贡和受赏等情况。 10.《盛京内务府粮庄档案汇编》，平装，32开本，2册，82万字，辽宁省档案馆编，佟永功、沈微、何荣伟、张虹、程大鲲编译，沈微审校，1993年11月由辽沈书社出版。该书收录的档案选自顺治年间档、黑图档和盛京内务府档中的满汉文档案，共计723件，起止时间为顺治四年至光绪三十四年(1647-1908)。主要反映盛京内务府所辖粮庄的设置沿革、人员管理、物资补充、收成数目及其消费等情况。 11.《年羹尧满汉奏折译编》，平装，32开本，1册，30万字，季永海、李盘胜、谢志宁编译，1995年8月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该书收录北京故宫博物院刊印《掌故丛刊》、《文献丛编》及台湾“故宫博物院”编印《年羹尧奏折》中的满汉文奏折，共计434件，其中满文195件，汉文239件，起止时间为康熙四十九年至雍正三年(1710-1725)。年羹尧，字亮工，汉军镶黄旗人，康熙三十九年(1700)中进士，历任内阁学士、四川巡抚、四川总督、定西将军、抚远大将军等职。该书主要反映年羹尧在四川巡抚、四川总督及抚远大将军任内，办理四川、青海、西藏等地政治、经济、军事、民族等方面事务情况。 12.《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精装，16开本，1册，270万字，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王小红、关孝廉、张凤良、栗振复、沈源、赵玉梅、孟宪振翻译，关孝廉、屈六生审校，1996年7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该书收录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台湾“故宫博物院”所藏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共计4297件，起止时间为康熙三年至六十一年(1664-1722)。主要反映政治、经济、军事、民族、宗教、文化、天文、地理、宫廷、八旗、外交等情况。 13.《六世班禅额德尼入觐档案史料》，平装，32开本，1册，37.4万字，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合编，满文档案由郭美兰翻译，1996年11月由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收录的档案选自宫中、军机处、内阁、内务府等全宗的档案，共计533件，其中满文297件(汉译18万字)，汉文205件、藏文31件，起止时间为乾隆四十三年至四十六年(1778-1781)。主要反映为接待六世班禅额德尼建造承德须弥福寿之庙和北京昭庙、修缮北京黄寺，派人行赏迎送，六世班禅额德尼在承德觐见乾隆帝、献礼祝寿、诵经祈祷，进京礼佛游历，以及在京圆寂、护送灵榇西归、筹建衣冠塔等情况。 14.《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精装，16开本，2册，469万字，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王小红、安双城、关孝廉、张凤良、沈源、屈六生、赵玉梅、栗振复翻译，关孝廉、屈六生审校，1998年12月由黄山书社出版。该书收录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台湾“故宫博物院”所藏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共计5434件，起止时间为雍正元年至十三年(1723-1735)。主要反映政治、经济、军事、民族、宗教、文化、天文、地理、宫廷、八旗、外交等情况。 15.《清代西迁新疆察哈尔蒙古满文档案全译》，精装，16开本，1册，90万字，吴元丰、胡兆斌、阿拉腾奥其尔主编，吴元丰、张玉、宗印茹、关精明、赵玉梅、张莉翻译，2004年5月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收录的档案选自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月折档、上谕档、议复档等，共计1483件(包括附件558件)，起止时间为乾隆二十五年至宣统三年(1760-1911)。主要反映乾隆年间察哈尔蒙古官兵从张家口外分两批携眷移驻新疆伊犁的全过程，以及抵达后分编旗佐、补放官员、驻卡巡边、开垦种田、牧放牲畜、发放俸饷、配发军械、承应官差等情况。 除以上介绍的翻译作品外，还有关嘉禄、佟永功等编译《天聪九年档》1册、《雍乾两朝镶红旗档》1册、《清代内阁大库散佚档案选编》3册，关嘉禄、佟永功、沈微、关克笑、王佩环编译《清代三姓副都统衙门满汉文档案选编》1册，郭美兰参加编译的《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选编》7册、《清初五世达赖喇嘛档案史料选编》1册、《清末十三世达赖喇嘛档案史料选编》1册、《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6册，刘厚生、栗振复等编译《清雍正朝·镶红旗档》1册，何荣伟、张虹、程大鲲、赵丽艳等编译《兴京旗人档案史料》1册、《盛京参务档案史料》1册、《一宫三陵档案史料》2册等作品，或全部或部分是满文档案译文，因篇幅关系，恕不一一介绍。 (二)满文原件与汉译文的合集出版 随着中国大陆社会、经济、文化、科技的发展，图书出版的理念也在发生变化，这为满文原件与汉译文的合集出版提供了一定的机会。另外，满文档案的翻译实践证明，翻译工作确实是带有再创作性质，由于翻译者水平各异，难免出现一些差错，若不看原始文本，则很难发现或查证。要想弥补汉译过程中出现的缺陷，除努力提高从业人员的翻译水平外，采用原件与译文合集的形式出版，便于懂满文的学者对照引用，不失为一种比较可行的方法。用原件与译文合集形式出版的档案出版物，主要有以下几种： 1.《清代鄂伦春族满汉文档案汇》，精装，16开本，双栏，1册，满汉文原件影印集中排列于前，汉译文集中排列于后，约计40万字。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鄂伦春民族研究会合编，吴元丰、白英主编，王小红、毛必扬、关孝廉、吴元丰、张玉、宗印茹、栗振复等翻译，安双城、王小红审校，李保文编辑，2001年8月由民族出版社出版。该书收录的档案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月折档、上谕档、议复档等，共计311件，其中满文259件、满汉文合璧24件、汉文28件，起止时间为康熙二十二年至宣统元年(1683-1909)。主要反映鄂伦春编设旗佐、世管佐领源流、官员挑选补放、打牲丁数目、进贡貂皮、兵丁训练、赏给饷银物件、奉调出征，以及兴安城总管衙门的设置裁汰和分归各城管理等情况。 2.《清宫珍藏海兰察满汉文奏折汇编》，精装，16开本，双栏，1册，黑红两色套印，满汉文原件影印编排，汉译文5万字，分别排列于各该满文影印件之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鄂温克族自治旗民族古籍整理办公室合编，吴元丰、杜拉尔·哈拉、阎沙庆主编，吴元丰翻译，韩彩朵、达西尼玛、苏优乐编辑，2008年6月由辽宁民族出版社出版。海兰察，杜拉尔氏，鄂温克族，隶属于清代呼伦贝尔镶黄旗满洲，戎行三十余年，连年奉命作战，屡立功勋，荣膺额尔克巴图鲁名号，累晋一等超勇侯、二等超勇公、一等超勇公，四次列入功臣并绘像置紫光阁，历任头等侍卫、副都统、都统、领侍卫内大臣和参赞大臣。该书收录的都是海兰察或单独或与别人联衔进呈的奏折，选自军机处满汉文录副奏折、满文廓尔喀档、宫中满汉文朱批奏折等，共计286件(包括附件39件)，其中满文88件、汉文198件，起止时间为乾隆三十七年至五十八年(1772-1793)。主要反映海兰察出征金川、甘肃、台湾、西藏期间的活动，以及乾隆皇帝对海兰察的赏赐犒劳、嘉奖授官、晋封爵位等情况。 3.《内阁藏本满文老档》，精装，16开本，通栏，20册，黑红黄三色套印，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吴元丰主编，宗印茹、韩彩朵、王景丽编辑，2009年12月由辽宁民族出版社出版。《满文老档》原本是清入关前以老满文兼用新旧过渡时期满文缮写的编年体史料长编，乾隆年间用新满文音写，题名《加圈点老档》，26函180册。此《内阁藏本满文老档》的第1至第16册为满文部分，按照内阁藏本《加圈点老档》影印；第17和第18册为罗马字母转写部分，由何荣伟转写；第19和第20册为汉译文部分，采用了由任世铎、周远廉、关孝廉等人翻译的1990年中华书局本，郭美兰、佟永功作了修订；附《太祖朝人地名满文音序索引》《太祖朝人地名汉文音序索引》《太宗朝人地名满文音序索引》《太宗朝人地名汉文音序索引》《太祖朝签注满汉文对照表》和《太宗朝签注满汉文对照表》，由卢秀丽、何荣伟、张虹编制。内阁所藏《加圈点老档》是乾隆年间首次重抄本，与稍晚重抄并藏于崇谟阁的《加圈点老档》比较，具有显著的不同之处，内阁藏本有签注，而崇谟阁藏本则无签注。内阁藏本签注共410条，当年中华书局译本只选译96条，其余314条都没有翻译，而在辽宁民族出版社译本内均逐条加以翻译。 4.《军机处满文准噶尔使者档译编》，精装，16开本，通栏，3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央民族大学中国边疆民族地区历史与地理研究中心合编，赵令志、郭美兰、顾松洁、朱志美、赵郁楠、王景丽翻译，赵令志审校，郭美兰审定，2009年10月由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出版。其满文影印件排列于每册前部，而汉译文则集中编排于其后，共计37万字，并附《人名、地名、衙署名索引》。该书收录的档案选自军机处夷使档，是清政府在处理准噶尔使者事务过程中，汇抄有关奏折、上谕、寄信、奏书等文件而形成的专档，共计608件，起止时间为雍正十二年至乾隆十九年(1734-1754)。主要反映准噶尔蒙古多次遣使进京朝觐、纳贡、和谈，到肃州等地贸易，赴西宁、拉萨等地熬茶等情况。 5.《清宫珍藏杀虎口右卫右玉县御批奏折汇编》，精装，16开本，双栏，3册，黑红两色套印，满汉文原件影印编排，汉译文27万字，分别排列于各该满文影印件之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右玉县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工作委员会合编，何朝善、吴元丰主编，吴元丰翻译，宗印茹、韩彩朵编辑，2010年10月由中华书局出版。右玉县位于山西省西北部，与内蒙古自治区接壤，处于农耕和游牧经济文化的交汇地带。该县北部地界有著名的古长城关隘——杀虎口，是清代内地与漠南漠北地区通商贸易的两大口岸之一。由于地理形势重要，派遣八旗兵驻守，设右卫将军统帅。该书收录的档案选自军机处满汉文录副奏折、宫中满汉文朱批奏折等，共计761件(包括附件28件)，其中满文315件、满汉文合璧32件、汉文414件，起止时间为康熙四十九年至宣统三年(1710-1911)。主要反映杀虎口税务官员的挑选补放，年征税银数目，减免税额，查禁透漏关税；右卫驻防八旗官员的升迁调补、俸银米石、奖赏抚恤、纠参处分，兵丁的挑补革退、操练技艺、军械配备、饷银米石、抽调出征、换防巡查；右玉县知县的升迁调迁、纠参革职，常平仓粮谷的采买储存、平粜借支，以及田禾灾情等情况。 6.《清代军机处满文熬茶档》，精装，16开本，通栏，2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郭美兰编译，2010年10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其满文原件影印排列于每册前部，而汉译文则集中编排于其后，共计20万字。该书收录的档案选自军机处熬茶档，是汇抄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策零及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经奏请乾隆帝，获准派使赴藏熬茶过程中形成的奏折、上谕、寄信、奏书等文件而形成的专档，共计263件(包括附件32件)，起止时间为乾隆五年至乾隆十三年(1740-1748)。主要反映准噶尔蒙古首领三次奏请遣使赴藏熬茶，清廷为安排准噶尔蒙古熬茶使赴藏，委派官员接送、接济粮草牲畜、招商贸易变现、加强边卡防务等情况。 7.《乾隆朝军机处满文寄信档译编》，精装，16开本，通栏，24册，满文影印件排列于每册前部，而汉译文则集中编排于其后，共计198万字，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王小红、关孝廉主编、王小红、关孝廉、赵玉梅、张凤良、关精明、张莉等翻译，2011年3月由岳麓书社出版。寄信是寄信上谕的简称，又称“寄谕”、“字寄”、“廷寄”。寄信上谕是指由军机大臣撰拟，经皇帝审阅后以军机大臣之名通过寄信方式发出的上谕。此种上谕发出之前，军机处也都抄录存档，按一定厚度装订成册，称之为寄信档。该书收录的是军机处乾隆朝满文寄信档所载上谕，共计4289件，起止时间为乾隆十五年至六十年(1750-1795)。主要反映东北、西北、西南等边疆地方的官员调遣、兵丁防务、调兵征战、开垦屯田、设厂放牧、审办案件、民族事务、涉外事务等情况。 除以上介绍的翻译作品外，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编《清宫珍藏历世达赖档案荟萃》1册、《清宫珍藏历世班禅尔德尼档案荟萃》1册、《澳门问题明清珍档荟萃》1册、《明清官藏地震档案》2册之中，均有郭美兰编译的相关满文档案的影印件及其汉译文。 (三)单纯满文原件的编辑出版 近十年以来，在国家层面上，启动了数个历史研究和民族古籍文献整理保护项目，对满文档案的利用需求也随之开始发生变化，要求编译出版的档案更加全面和系统，对满文档案的需求量也越来越大。若果所有出版的满文档案都要进行翻译，由于满文专业人员极为有限，无法满足社会需求，因而适当选择社会急需的一部分满文档案，经逐件缮拟汉文标题，按一定的体例编辑出版，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利用需求，同时也有益于永久性妥善保存历史档案。用这种形式出版的档案出版物，主要有以下几种： 1.《清代雍和宫档案史料》，平装，16开本，通(双)栏，24册，469万字，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雍和宫管理处合编，韩永福、朱淑媛、李保文等编辑，2004年6月由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出版。该书收录的档案选自军机处满汉文录副奏折、宫中汉文朱批奏折、内务府满汉文来文等，约计3100余件，其中满文1900余件、汉文1200件，还有少量蒙文，起止时间为雍正八年至宣统三年(1730-1911)。主要反映雍和宫改建庙之前的管理，以及改建庙后各项工程、办理陈设、挑选喇嘛、支拨费用、烧香礼佛、诵经跳布扎、翻译经文，以及设置金奔巴瓶和掣签指定活佛等情况。 2.《清内阁蒙古堂档》，精装，16开本，通栏，22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内蒙古大学蒙古学院合编，乌云毕力格、宝音德力根、吴元丰主编，李保文、王小红、赵玉梅、图雅、宝音特古斯、黑龙、希都日古、玉芝等编辑，2007年10月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内阁是辅助皇帝处理政务的中枢机关之一。康熙九年(1670)，在内阁下之下设置蒙古堂，又称蒙古房，掌管译写与蒙古、西藏、回部和俄罗斯等的来往文书，凡遇有各藩部呈进奏疏、表文，以及颁赐各藩部以诰敕、碑文、匾额和降旨事项，皆由蒙古堂负责翻译缮写。该书收录的档案属蒙古堂档的簿册类档案，或单用蒙文、满文分别书写成册，或兼用满文、蒙文和藏文混合书写成册，共计113册，起止时间为康熙十年至乾隆八年(1671-1743)。蒙古堂档是统称，抄录的文件主要有内外蒙古汗王、西藏达赖喇嘛、班禅尔德尼等人的奏书、来文，以及颁给他们的诏诰、敕谕等公文。其原档封面所书名称极不统一。如：“诏档”、“诰敕档”、“敕奏档”、“来文档”、“和图档”及“颁给达赖喇嘛敕书档”、“西藏事务档”、“策旺阿拉布坦事务档”、“噶尔丹事务档”等。主要反映西藏、内外蒙古和回部等地首领朝觐、纳贡、谢恩、病故，以及清廷册封、颁赏、致祭和治理等情况。 3.《清代中哈关系档案汇编》，精装，16开本，双(通)栏，2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哈萨克斯坦东方学研究所合编，朱淑媛、刘若芳、李保文、巴哈提·依加汉、纳丕力·巴兹勒汗等编辑，分别于2006年10月、2007年12月由中国档案出版社出版。该书收录的档案选自军机处满汉文录副奏折、上谕档、宫中汉文朱批奏折及内阁汉文起居注等，共计517件，起止时间为乾隆十九年至二十九年(1754-1764)。主要反映哈萨克汗王等遣使进贡、沿途迎送、宴请赏赉，以及在乌鲁木齐等地贸易等情况。 4.《珲春副都统衙门档》，精装，16开本，通栏，238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吉林省延吉档案馆合编，吴元丰、厉声主编，牛平汉、张玉、王小红副主编，宗印茹、关精明、赵玉梅、郭春芳、张莉、常嘉林、徐莉等编辑，2006年12月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珲春地处中国吉林省东部，东南与俄罗斯接壤，西南与朝鲜交界，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有清一代，先后设立协领和副都统管理当地军政事务。珲春协领和副都统在处理公务过程中所形成的文书档案，保存至今仍比较完整，数目可观，文书种类齐全。该书收录的档案选自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吉林省延吉档案馆保存的珲春协领及副都统衙门档案，共计37488件，其中三分之一是满文，其余是汉文，起止时间为乾隆二年至宣统三年(1737-1880)。主要反映珲春地方职官、军务、旗务、民政、司法、财政、农业、矿产、商业、通讯、货币金融、文化教育、进贡物品、建筑工程、天文地理、礼仪祭祀、涉外事务等方面情况。 5.《清前期理藩院满蒙文题本》，平(精)装，16开本，双栏，24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合编，乌云毕力格、吴元丰、宝音德力根主编，巴根那、张玉副主编、郭春芳、常嘉林、宝音特古斯、包桂花、玉芝、佟双喜、图雅等编辑，2010年3月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理藩院是专门管理民族事务的机构，创设于崇德元年(1636)，称之为蒙古衙门，崇德三年(1638)更名理藩院。光绪三十二年(1906)，清廷宣布“预备立宪”，遂将理藩院改称理藩部。该书收录的档案选自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清前期理藩院满蒙题本，共计1613件，其中满文917件、满蒙文合璧696件，起止时间为顺治十年至乾隆六十年(1653-1795)。主要反映达赖喇嘛、班禅尔德尼等大活佛遣使赴京进献礼品，照例分别赏赐；白塔寺、黄寺、岱噶庙、归化城庙等寺庙主持喇嘛的挑选补放，以及物品供应；蒙古、西藏、回部王公台吉等年班朝觐进贡及其爵位的承袭，病故后遣员致祭赏银；各部蒙古编设旗佐，补放盟长、扎萨克等员管理，以及回疆各城伯克的挑选补放，派员办理蒙古各部会盟事宜，审理案件等情况。 6.《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精装，16开本，双栏，283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合编，吴元丰、厉声主编，牛平汉、张玉副主编，宗印茹、关精明、赵玉梅、郭春芳、张莉等编辑，2011年底将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清朝对新疆的治理主要采用军府制，在伊犁设置总统伊犁等处地方将军，简称伊犁将军，统辖新疆天山南北地区军政事务。在各重镇要地分设都统、参赞大臣、办事大臣等员，分管各该地区军政事务。这些官员一般都由中央各部院及京城八旗官员内选派，定期轮换，而且多为满洲或蒙古官员，按规定多用满文缮折具奏。该书收录的档案均选自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共计72812件(包括附件8887件)，起止时间为雍正八年至宣统三年(1730-1880)。主要反映新疆地区的职官、军务、民政、司法、财政、农业、牧业、矿产、贸易、货币、文化卫生、宗教、地理、交通运输、工程、天文地理、礼仪祭祀、藩属国及部落关系、外交等方面情况。 本阶段共31年的时间，与前两个阶段比较，满文档案编译出版工作得到了迅猛发展，可谓硕果累累，成绩显著。其基本特点是，一为编译出版数量可观，二为涉及内容广泛，三是出版形式多元化。同时，为历史研究提供了新鲜而翔实的材料，从而得到了史学界的高度重视和好评。而在本阶段的三种编译出版形式中，满文原件与汉译文合集出版的形式，最受学界欢迎和赞同；单纯满文原件的编辑出版形式，随着国内外满文学者的相对增加，也开始得到一定范围内的认同和接受；至于单纯汉译文的编辑出版形式，满文学者一般会持比较谨慎的态度，多倾向于与满文原件核对后再引用，以保证所用史料的准确性。 综上所述，中国大陆满文档案的编译出版工作，已经走过了近百年时间，通过艰难的起步和有效的积淀阶段，步入了比较快速的发展阶段，取得了骄人的成绩。这是档案管理部门和相关科研部门共同合作、共同努力的结果，也是满文档案工作者和满文学者默默无闻地辛勤奉献的结果，值得肯定和称赞。与此同时，对浩如烟海的满文档案来讲，所取得的成绩还远远不够，任重而道远，仍需要我们不断培训满文专业人才，扩大专业人员队伍，尽量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在做好永久性保存工作的前提下，努力建立优质而便捷的社会服务途径，科学规范地开展整理编目工作，逐步建立满文档案信息库，加快满文档案的数字化工作，进一步做好编译出版工作，充分发挥满文档案应有的利用和研究价值。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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