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人所编中国古典小说书目及其学术史意义
http://www.newdu.com 2024/11/28 11:11:40 《河北学刊》2012年5期 吴淑玲/张岚 参加讨论
【英文标题】Bookstores in the Tang Dynast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ang Poetry 【作者简介】吴淑玲(1963- )，女，河北省保定市人，河北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河北保定071002；张岚(1980- )，女，河北省保定市人，河北大学图书馆馆员，主要从事古典文献学研究，河北保定071002。 【内容提要】 唐代书肆是唐诗传播的重要的渠道之一。书肆的诗文集主要有四种来源：收买诗人的诗卷、雇佣书手抄写诗卷、自由抄诗手炫卖的诗卷、拓印金石铭刻诗文。诗文集的去向主要是士人。书肆为唐诗的即时传播和接受搭建了作者与读者之间的桥梁，畅销诗卷对诗人的创作有着积极的鼓励作用，获得诗卷的士人在唐诗的熏陶中受到潜移默化的诗艺影响，这些对唐诗的发展都产生了积极作用。 【关 键 词】唐代书肆/传播和接受/唐诗发展 “书肆”二字，最早见于西汉扬雄《法言》：“好书，而不要诸仲尼，书肆也。”[1](卷2，P283)书肆最晚当在汉代出现。《后汉书·王充传》载：“(王充)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2](P1629)韩愈《后汉三贤赞三首》云：“王充……师事班彪，家贫无书。阅书于肆，市肆是游。一见诵忆，遂通众流。闭门潜思，《论衡》以修。”[3](P5642)由此可知，汉代时即有书肆。至唐代，书肆的经营范围包括经史子集、佛教经典、医药星卜等，而经史子集中的唐人诗文集则是本文关注的对象。 一、唐代书肆经营唐人诗文集 关于唐代书肆经营书籍的情况，当时的文献有明确记述。《大唐新语》卷十二载：“徐文远，齐尚书令孝嗣之孙，江陵被虏至长安，家贫，无以自给。兄林，鬻书为事。文远每阅书肆，不避寒暑，遂通《五经》，尤精《左氏》。”[4](P176)徐文远兄长书肆中的《诗经》，既是经书，又是诗集。从中唐白行简传奇《李娃传》看，京师长安的书铺经营诗文集。《李娃传》中李娃与荥阳公子去旗亭南偏门“鬻坟典之肆”，令荥阳公子买回许多书籍。他们买书的目的是科举，而中唐科举考试必试诗赋，所以定当有诗文集。晚唐李肇《东林寺经藏碑铭(并序)》亦可证书肆经营诗文集：“自汉永平至唐开元，祖述之士凡一百七十六人。有桑门之重译，有居士之覃思，有长老之辩论，有才人之撰集。校其经、律、论、传、记、文集删改之，总五千四十八卷，号为实录。……五都之市，十室之邑，必设书写之肆。”[3](P7416)李肇所言，说明唐代确实存在很多书肆，也说明书肆有抄写之责任，还说明书肆经营书籍着重于写经，其中包含唐代的“才人之撰集”。 书肆的经营活动与文化需求密切相关，市场需要什么样的书籍，书肆就经营什么书籍。比如，唐代的韵书需求量很大，就有人写韵书贩卖。宋人张邦基《墨庄漫录》谈及：“裴铏传奇载，成都古仙人吴彩鸾善书小字，尝书《唐韵》鬻之。”[5](卷3，P28)可见有消费需求就有市场。因此，科举考试所需的经、史、子、集，正是书肆炫卖的主要商品。 就诗文消费需求而言，由于唐代上下喜诗的时代风尚和科举考试试诗赋的制度，书肆必然经营诗文集，而当代诗人诗集或诗卷也自然成为书肆所经营的重要商品。吕温《上官昭容书楼歌》诗云：“汉家婕妤唐昭容，工诗能赋千载同。……君不见，洛阳南市卖书肆，有人买得《研神记》。纸上香多蠹不成，昭容题处犹分明，令人惆怅难为情。”[6](P4171—4172)由此可知，上官婉儿的诗文墨迹曾与《研神记》一同摆放在洛阳南市书铺里出售。《全唐文》卷二百三十八载卢藏用《陈子昂别传》云：“时洛中传写其书。市肆闾巷，吟讽相属，乃至转相货鬻，飞驰远迩。”[3](P2412)说明陈子昂集曾是唐代市肆的畅销书。 唐代大小城市普遍设有书肆。由此推想，深受唐人喜爱的诗文写卷的经营也一定十分热闹。钱仲联在罗时进《唐诗演进论》所作序中说：“唐之世三百年，诗称极盛。朝廷以诗治世，文士以诗为用，人文风气丕变，而天地、山川、风云、草木、人情、世态，皆可陶铸诗情，台省、幕府、市肆、庙观、楼馆、田园，无不播扬清音，为文学史一大奇观。”[7]其中所提到的“市肆”“播扬清音”，就是对书肆经营唐人诗文集这一人文景观的赞誉。 二、书肆经营的诗集或诗卷的来源 从现存文献记载看，唐代诗人没有雕版印刷诗文集的幸运，传播方式主要是抄写，书肆经营的唐人诗文集均为手抄。那么，谁为书肆抄写？书肆又是怎样获得这些诗文集的呢？ (一)收买与售卖 书肆经营的书籍，可以通过收买与售卖的方式实现。《云仙杂记》卷六云：“有人收得虞永兴与圆机书一纸，剪开字字卖之。矾卿一字得麻一斗，鹤口一字得铜砚一枚，房村一字得芋千头，随人好之浅深。”[8](P17)说明收售是一种经营方式，其中包括以货易书。 诗人写诗，卖并不是其主要目的，但如有诗可卖，并由此获得生活补贴，亦不为坏事。韩愈《醉赠张秘书》诗云： 阿买不识字，颇知书八分。诗成使之写，亦足张吾军。所以欲得酒，为文俟其醺。酒味既冷冽，酒气又氛氲。性情渐浩浩，谐笑方云云。此诚得酒意，馀外徒缤纷。长安众富儿，盘馔罗膻荤。不解文字饮，惟能醉红裙[6](P3774)。 从韩愈诗中可知，韩愈家的仆人阿买虽没有文化，但能写“八分书”(当时比较流行的一种隶书笔法)。韩愈作诗之后，就由“阿买”用八分书抄写，为韩愈换酒。韩愈风趣地把这种活动称之为“文字饮”。 抄诗卷而卖，似乎是官贫者一种补贴家用的正常手段。李逢吉为校书时，就曾经抄写白居易省试诗二十本卖之，《唐摭言》卷三《慈恩寺题名游赏赋咏杂纪》记载此事： 白乐天一举及第，诗曰：“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乐天时年二十七。省试《性习相近远赋》、《玉水记方流诗》。携之谒李凉公逢吉。公时为校书郎，于时将他适。白遽造之，逢吉行携行看，初不以为意；及览赋头，曰：“噫！下自人上，达由君成；德以慎立，而性由习分。”逢吉大奇之，遂写二十余本。其日，十七本都出[9](P43)。 校书郎李逢吉(后为宰相)抄写了二十本，一天就出手十七本，看来，诗卷的销售量还是相当可观的。 这些诗卷并不需要诗人找主顾，而往往由“铺头”，也就是书肆老板上门收购。如王建成名后，不仅不需要手捧诗卷谒见他人，而且常常有“铺头”来收购他的诗卷，其《题崔秀才里居》云：“自知名出休呈卷，爱去人家远处居。时复打门无别事，铺头来索买残书。”[6](P3429)诗中的铺头“时复打门”，可见上门购求诗卷是“铺头”经常性的经营活动。大约唐人的很多诗歌就是经过这样的渠道流向书肆，再由书肆流播到各个阶层。 书肆主动收买售卖的诗集或诗卷应该都属今之所谓畅销书之列，故此，有些不知名的诗人的诗歌或与时宜不合的诗歌就没有“铺头”来光顾。姚合《送费骧》诗云：“兄寒弟亦饥，力学少闲时。何路免为客，无门卖得诗。”[6](P5603)陆龟蒙《顾道士亡，弟子奉束帛乞铭于袭美，因赋戏赠》诗云：“比于黄绢词尤妙，酬以霜缣价未当。唯我有文无卖处，笔锋销尽墨池荒。”[6](P7190)于此可见，诗歌也可成为商品，由于书肆“铺头”有着精明的经营头脑，故善于经营畅销书。 (二)雇佣书手抄写 以唐人对诗歌的喜爱程度而言，其需求量肯定相当可观，仅靠收购诗卷难以满足整个社会的需求，于是，书肆便雇佣书手抄写诗卷。前引李肇在《东林寺经藏碑铭(并序)》中的“五都之市，十室之邑，必设书写之肆”以及“自汉永平至唐开元……有才人之撰集”，说明唐代有写书铺，而抄写的文集中有唐代的“才人之撰集”。 此“书写之肆”相当于书店兼旧时的书坊、印刷社、出版社及今日的电脑打印社，是唐代文化传播的一个重要流通环节，当然也是唐代诗歌即时传播和进入文化消费的重要环节。 “书写之肆”中有许多书手抄汇诗文，敦煌学郎属于此类。在敦煌写本中，一种诗歌往往有数种抄本，如现存王梵志诗有二十八种抄本，韦庄《秦妇吟》有十种抄本，实际数量定当远大于此。这些抄本大部分出自敦煌学郎之手，其目的是抄书炫卖以获利。敦煌学郎中流传的学郎诗，反映了抄书获利生活的艰苦，如《可怜写书郎》、《今朝闷会会》、《今日写书了》、《写书今日了》等。《今日写书了》抄写在六百九十二卷“秦妇吟一卷”之后，诗存四句：“今日写书了，合有五升麦。高代不可得，还是自身灾。”明确点明抄书之目的是为了卖之或者换“麦”。由此可推测，书手抄录定当是书肆获得诗卷或诗集的主要渠道之一。 由于抄书生活辛苦，有些书手难免要发泄心中的不满。如北京图书馆所藏宿字九十九卷的抄手题诗《写书今日了》，明确发泄对雇主的不满：“写书今日了，因何不送钱？谁家无懒汉，回面不相看。”说明书手被雇佣是常见的现实用工制度，而书肆老板羁迟书手工钱也是常有之事。 (三)自由抄书手抄书炫卖 当时，也有一些书手既不为书肆雇佣，也不属于诗人手下的善书写者，可以称之为自由抄书手。他们颇似今之自由撰稿人，诗卷抄写好后，谁给的价钱高就卖给谁，以市论价。元稹和白居易的诗歌曾风行一时，炫卖于市井。元稹《白氏长庆集序》云： 然而二十年间，禁省、观寺、邮堠、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至于缮写模勒，衒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其甚者，有至于盗窃名姓，苟求自售。杂乱闲厕，无可奈何。……又鸡林贾人求市颇切，自云本国宰相每以一金换一篇，其甚伪者，宰相辄能辨别之[10](P224)。 显然，元稹所言不是前述韩愈所说的阿买抄书的情况，也不是王建所说的“铺头”购书的情况，也不属于被雇佣的书手，那么，缮写模勒者当是无任何限制的一批书手。根据李肇言及的书肆经营的情况和敦煌写卷所反映的相关情况看，当为自由书手抄写后或交书肆贩卖或书手亲自将抄写后的诗卷拿到市场炫卖。 (四)石刻拓印诗卷贩卖 虽然至今未有唐代雕版印刷诗文集的记录，但诗歌拓本的存在却是无可置疑的。 一则唐人制造拓本。唐人诗歌被制造成拓本的起始时间已经很难考辨，但唐人懂得制造拓本作为多种诗文传本是无疑的。《全唐文》载有褚遂良的《拓本乐毅论记》，说明至少唐贞观(627-649)年间人们就已开始通过拓本制造多种传本。唐林罕《林氏字源编小说序》：“乃手书刻石，期以不朽。一免传写之误，二免翰墨之劳。或有索之，易为脱本。”[3](P9293)“脱本”即“拓本”。为了自己的著作不朽而制作刻石，且目的是免去他人的翰墨之劳，可见制作拓本的出版意识已经相当清楚。唐人既能制造《乐毅论》、《林氏字源编》的拓本，当然也就有可能制造其他诗文类拓本。 二则唐人制造诗碑。李商隐《上兵部相公启》云：“伏奉指命，令书元和中太清宫寄张相公旧诗上石者，昨一日书讫。伏以赋旷代之清词，宣当时之重德。昔以道均稷契，始染江毫；今幸庆袭韦平，仍镌宋石。依于桧井，蹈彼椒墙，扶持固在于神明，悠久必同于天地。”[3](P8116)说明李商隐曾奉命主持张说诗歌上石刻碑的工作。唐代的诗碑，至宋尚多，如欧阳修《集古录》收唐诗唐时金石刻十二种；赵明程《金石录》收唐诗唐时金石刻六十六种；王象之《舆地碑记》收唐诗唐时金石刻近四十种。 三则有贩卖拓印诗文的记录。《全唐诗》载有徐夤一首《自咏十韵》，是徐夤科场成名后所作，中有“拙赋偏闻镌印卖，恶诗亲见画图呈”[6](P8166)。这里的“赋”，就是徐夤的科场诗。“闻”即听说，“镌”实指在石上镌刻。刻碑之后，拓印就不可避免了。而“镌印卖”，当然不会仅一两个拓本了之。 有拓印技术，有诗碑存在，有“镌印”货卖诗文现象，足以构成唐人拓印诗文货卖的完整渠道。而在取士重诗赋轻明经的时代，贩卖诗卷应该是一个很不错的买卖。 三、书肆经营的诗集或诗卷的去向 书肆经营的诗集或诗卷，其主要消费者是士人群体，所谓“书资士以为用，士假书而有始”[3](P4516)是也。 士人读书，当然可以转借或自己抄写，但买书而观亦是必不可少的。张籍《送杨少尹赴凤翔》诗云：“得钱只了还书铺，借宅常时事药栏。”[6](P4336)可见张籍买书是常有之事。郑谷《驾部郑郎中三十八丈尹贰东周荣加金紫谷以末派之外恩旧事深因贺送》：“纵游云水无公事，贵买琴书有俸钱。”[6](P7750)亦可证明，对于读书人而言，买书是一件雅事，是其不可或缺的精神需求。 《全唐诗》中还有一些因买书致贫及因贫而买不起书的记载。许浑《寄殷尧藩》：“宅从栽竹贵，家为买书贫。”[6](P6067)见其因买书而致家贫。由此看来唐时的书价亦不菲。李咸用《寄所知》诗中有“名流古集典衣买，僻寺奇花贳酒寻”[6](P7411)；齐己《寄荆幕孙郎中》诗中有“四座共推操檄健，一家谁信买书贫”[6](P9545)句，说明有些士人因为家庭状况，欲消费书卷而不得，甚至被迫不得已典衣购买名流文集。 士人购买诗文，主要有三方面原因：一是时尚所致，大家都喜欢，自己也就应该喜欢；二是以阅读诗文为乐趣，属于纯粹的精神欣赏需要；三是科举考试的需要，这种因素所占比重当更大。唐传奇《李娃传》记荥阳公子落魄至极被李娃收留，康复后，李娃鼓励荥阳公子读书科举，二人“至旗亭南偏门鬻坟典之肆，令生拣而市之，计费百金，尽载以归”。“娃常偶坐，宵分乃寐。伺其疲倦，乃谕之缀诗赋。二岁而业大就，海内文籍，莫不该览。”[11](P77)后来，荥阳公子果然高中，夫贵妻荣。根据《李娃传》产生的时代和购买书籍的目的是为了备考，以及荥阳公子的学习内容，其所购之“海内文籍”，必有时人诗赋。荥阳公子买书，是士人消费书籍(包括唐人诗文集)的典型代表。 另有皮日休《鲁望昨以五百言见贻过有褒美内揣庸陋弥增愧悚因成一千言上述吾唐文物之盛次叙相得之欢亦迭和之微旨也》诗，明言到“图籍肆”(书店)里搜罗“千百编”书籍进行研讨，其目的就是“试艺”：“阅彼图籍肆，致之千百编。携将入苏岭，不就无出缘。堆书塞低屋，添砚涸小泉。对灯任髻爇，凭案从肘研。苟无切玉刀，难除指上胼。尔来五寒暑，试艺称精专。”[6](P7025)从中可见研讨文章技艺的内容，张籍“阅彼图籍肆，致之千百编”而得来的书籍中，当不乏诗文集。这说明，唐代书肆经营的诗文集或诗卷之去向确实以士人为主。 诗文集的销售数量相当可观，不用说各级学校的学生，仅在京城参加科举考试的举子就是一个庞大的文化消费群体。晚唐牛希济《荐士论》中“麻衣如雪”、“满于九衢”[3](P8890)的描述绝非夸张。根据唐代科举资料推测，每年聚集京城的举子动辄三四千人，甚至更多，武则天时期有一年曾达于万人，这在唐代，确实是一个非常可观的文化消费群体。面对这一庞大的文化消费群体，牛希济的描述从视觉上就给书商展现出无限商机，书肆老板岂能放弃如此好的赚钱机会？而这恰恰在无形中大大推动了唐诗的即时传播。 四、书肆与唐诗发展的关系 书肆是唐诗即时传播的重要桥梁之一，书肆炫卖成为唐代沟通诗人与读者的重要传播渠道，也使唐诗的广泛传播和大众接受成为可能。 (一)书肆在作者与文化消费者之间的桥梁作用 唐朝的诗文成为商品当是不争的事实。李德裕《让张仲武寄信物状》云：“臣登朝序，垂三十年，未曾为宰相撰碑所悉，盖缘雕虫薄技，已忝荣名，不愿鬻文，更受财货。比见文士，或已居重位，或已是暮年，矻矻为文，只望酬报，臣心鄙耻，所不乐闻。”[3](P7227)李德裕所说的是卖碑文收取润笔，但能够说明文士卖文以获酬金实在是一种普遍而正常的社会现象，只是李德裕不屑为之而已。 唐人在诗文中谈到诗文有处“售”与无处“售”，其实就是有无销售渠道的问题。姚合《送费骧》：“兄寒弟亦饥，力学少闲时。何路免为客，无门卖得诗。”[6](P5623)这是言没有销售渠道。崔橹《过蛮溪渡》：“身随远道徒悲梗，诗卖明时不直钱。”[6](P6567)未言销售渠道畅与不畅，但看来不很理想。陆龟蒙《顾道士亡，弟子奉束帛乞铭于袭美，因赋戏赠》：“比于黄绢词尤妙，酬以霜缣价未当。唯我有文无卖处，笔锋销尽墨池荒。”[6](P7190)这是说文词价格不当致使销售渠道不畅。 最正常的销售渠道在哪里呢？当为书肆。《全唐文》卷九百八十一载阙名《对和市给价判》云：“我君开运，朝仪式序，敦朴素之风，无虚丽之饰，锦文不鬻于肆，冠佩必加于贤。”[3](P10159)从书肆不鬻锦文可以推测，书肆经营诗文在一段时间里以朴素者为高。而从这一推测里可进一步断定，书肆起着汇集诗文集的重要作用。这从前文所言书肆获得诗文集的渠道亦可佐证。 写诗作文，货于帝王家，就是要科举仕进，而诗名是唐代知识分子得以仕进的重要筹码。沈既济在《词科论序》中指出：“开元以后，四海晏清，无贤不肖，耻不以文章达。其应诏而举者，多则二千人，少犹不减千人。”[3](P4867)唐代社会自上而下均看重诗名，而上层社会对诗名的推重与尊崇是整个社会看重诗名的催化剂。 唐朝皇帝大多喜欢诗歌，并常给诗人以特殊的恩宠，因诗举人。如唐玄宗提拔李邕、郑勉，宠爱李白，唐穆宗提拔元稹等，都是由于诗人因诗而得名，得到了皇帝的认可和喜爱。 唐代的大臣也大多工诗善文，常因诗荐人。如京兆司功王适欣赏陈子昂，说：“此子必为天下文宗矣！”[13](P5018)后来陈子昂进士及第与此不无关系。贺知章“少以文词知名，举进士，初授国子四门博士，又迁太常博士，皆陆象先在中书引荐也”[13](P5033)。因诗名而为大臣举荐科考成名的唐代诗人，确实为数不少。 诗名如此之重要，如果书肆贩卖诗人的诗文，无疑可以使他们的作品为时人所知，达到传名的目的。故此，书肆起到了沟通作者与读者的作用。 (二)书肆传诗的广泛性 在诸种传播方式中，书肆的传播极具特点，属于天女散花式，较之于寄赠、索阅的单线联系式和宴集的小范围性更具传播优势。卢藏用在《陈子昂别传》中谈及陈子昂的诗文传播辽远时是与“市肆”“货鬻”紧紧相连的：“时洛中传写其书。市肆闾巷，吟讽相属，乃至转相货鬻，飞驰远迩。”[3](P2414)魏颢在《李翰林集序》中谈到：“白久居峨眉，与丹邱因持盈法师达，白亦因之入翰林，名动京师，《大鹏赋》时家藏一本。”[3](P3798)这样的传播和流通效果，如果没有书肆的参与，几乎是不可能的。白居易诗歌备受欢迎，二十年间，“禁省、观寺、邮堠、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自篇章已来，未有如是流传之广者”[12](P224)。这样的流传效果，也与“衒卖于市井”、“鸡林贾人求市颇切”有着重要的关系。 唐朝书肆兴盛，诗文贩卖活动递相货鬻，皆因唐代的诗文集或诗卷需求量非常可观。且不说州学、县学、乡学、村学的需求，仅京城的销售市场就很不一般。五代词人牛希济在《荐士论》中写到：“若文学侍从之臣，必选于切问近对之才，必本于讽谏理辞之要。故其文章，传之至今。又与今日之辞赋者异矣。郡国所送，群众千万，孟冬之月，集于京师，麻衣如雪，纷然满于九衢。”[3](P8890)“麻衣”是参加进士考试举子的特殊标志，唐代特别规定，凡举子入京师参加科举考试，无论家中多么富有，均不得着锦衣、骑马参试，而要着麻衣、骑驴，以示平等。“麻衣”虽然普通，但因进士科考试出路很好，却有“白衣公卿”之称，即使未被录取，也备受时人尊重，故参加进士考试者极多。这支庞大的考试队伍对诗文集或诗文行卷的需求可想而知，而书肆老板纷纷抓住这一赚钱大好机会。因此，书肆作为中间经营流通渠道，便为唐诗的即时传播提供了广泛的渠道，发挥了促进文化消费的积极功用。 (三)书肆传诗对作者和读者的双重影响 对于作者而言，书肆传名的重要作用在于促使作者积极创作，并乐意将作品交给书肆以助自己成名。所谓“无门卖得诗”、“唯我有文无卖处”，或是找不到销售渠道，或是被这样的销售渠道拒之门外；而“时复打门无别事，铺头来索买残书”，“拙赋偏闻镌印卖，恶诗亲见画图呈”则是指销售渠道通畅，作者很是欣慰，但文人的矜持又使得他们不愿因此而表现出志得意满。 唐诗的即时传播盛况空前，许多唐代诗人都为这传播盛况而表现出无限的欣慰。如张籍《和左司元郎中秋居十首》：“新诗才上卷，已得满城传。”[6](P4323)温庭筠《感旧陈情五十韵献淮南李仆射》：“赋成攒笔写，歌出满城传。”[6](P6734)刘禹锡《和乐天南园试小乐》：“花木手栽偏有兴，歌词自作别生情。多才遇景皆能咏，当日人传满凤城。”[6](P4063)这种传播盛况远超前代，形成了新的文化市场，而如果没有“缮写模勒，衒卖于市井”的贩卖，是很难实现的。反过来说，正是由于商品化的贩卖活动的介入，才让诗人们在诗名和诗文盛传一时中受到极大鼓舞，切身体悟到文章乃“不朽之盛事”，从而更加注重诗艺的提高，注重诗歌风格的独创性，注重诗歌表现内容的创新性，全身心致力于创作流芳百世的精品。 对于大部分读者而言，由于书肆的经营面向广大的文化消费群体，这就为“王公、妾妇、牛童、马走”进入接受领域提供了便利条件，使得“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伎乐当筵唱，儿童满巷传”的诗歌影响得以实现，而这正是唐诗生存、发展、创新的良好社会土壤。 对于士人和诗人读者而言，他们可以在书肆获得较好的诗卷，在阅读和学习中获得较全面的诗艺熏陶，并直接与当时的诗坛接轨。而这又为唐诗的发展储备了创作新人。要而言之，在唐诗的发展过程中，书肆搭建了作者和读者的联系桥梁，是唐诗在当时得以广泛传播和接受的重要渠道之一，为唐诗的繁荣和发展、传播和交流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参考文献】 [1]扬雄.扬子法言[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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