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的汉译基督教文献与翻译中的误解误释
http://www.newdu.com 2024/11/29 12:11:50 《暨南学报：哲社版》1 刘阳 参加讨论
提要本方根据现存景教文献，对唐代译述的《圣经》及其神话故事、景教教义教规作了分析探讨，认为景教碑文和其他景教文献是中国最早用汉语译述的基督教文献。译述者主要是来自西域的景教憎。他们运用中国经史子集的词汇和流行的佛道术语译述景教教义，而主要概念都是来自道教术语，译述中的误解误释使基督教得以传入中国，并能够融入中国文化之中。 关键词基督教海西湖翻译误解误释 一 关于中国的基督教文献翻译，通常认为以马礼逊1814年的《圣经》译本为最早①，实际上，早在唐代，《圣经》的主要内容就已经翻译介绍到了中国。其译介工作主要是由入华的西域胡人承担的。 众所周知，自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开通丝绸之路，中国与中亚、南亚、西亚各国都有密切联系。此后，中西交往日益频繁，至唐代达到高潮。来华胡人络绎不绝，仅长安一地的外国人就占当地总人口的2%左右②。来华胡人有魏周以来人于中夏者；有异族遣派至唐为质而久居者（其中有的留居为民）；有西域商胡逐利东来者；还有异教僧侣来华传教者。这批西域胡人大都沿丝绸之路而来。张说称他们“琉璃宝服紫髯胡”③；李白说他们“碧玉炅炅双目瞳，黄金拳拳两鬓红，华盖垂下睫，嵩岳临上唇”；李端说他们“肌肤如玉鼻如锥”。据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考证，这些高鼻蓝眼的胡人是“印欧族之伊兰种人”，即生活在中亚伊朗、叙利亚一带的居民。 西域人人居中国以北魏一代为最多，其时流寓洛阳者“自葱岭以西，至于大秦……附化之民万有余家”④。长安自周秦以来向为国都，西域人留居其间，虽不比元魏时的洛阳，但数量仍复可观。唐代西域人留寓长安者更日见增多。西域商胡多集中在长安、洛阳、广州、泉州、扬州等地，元开《唐大和上东征传》载“广州江中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舶，不知其数，并载香药珍宝，积载如山。”⑤薜能《送福建李大夫》诗云：“船到城添外国人”，包何《送泉州李使君之任》诗云“市井十洲人”，描写了泉州港内异国商贾云集的盛况。扬州为一大港口，有波斯胡店，《太平广记》所收唐传奇文常见记载，杜甫《解闷十二首》之二亦有“商胡离别下扬州”句。 据史籍记载，这批海西胡大都是进贡品、献方物的。《册府元龟》卷546和《旧唐书》卷8记载，714年12月，市舶使右威卫中郎将周庆立为奉迎唐玄宗，和波斯僧及烈等广造奇器异巧，从岭南进献，被殿中侍御史、专门鉴察岭南选任官的柳泽弹劾。716年，更有胡人诱引玄宗派人往南海采购珍翠奇宝，“因言市舶之利”，竭力怂恿唐朝扩大对外贸易。《唐会要》、《册府元龟》等书记载了康国、石国、安国、吐火罗、拂林、波斯等国遣使朝贡的史实。大食从永徽二年(651)到贞元十四年(798)的148年中。可查得的来使总计39次，平均不到4年便派使一次。波斯从贞观十三年(639)到大国六年(771)的132年间，共遣使34次，平均近4年来使一次。自然，也有一年来使多次的。至于东罗马《拜占廷帝国），据《旧唐书》载：自贞观到开元，前后5次派来使臣。这些外国使臣都是来表示友好，并“献方物”的。王贞白《长安道》诗云：“梯航万国来，争先贡金帛”。鲍防《杂感》云：“汉家海内承平久，万国戎王皆稽首。天马常衔苜蓿花，胡人岁献葡萄洒。”描写了胡人来华的盛况。（劳费尔《中国伊朗编》误引为李白诗句） 当时正值中亚流行的宗教──基督教的聂斯脱里泊（景教）东渐之际。聂斯脱里是叙利亚（即中国史书上的条支国）安特奥克（即中国史书上的安都城）的基督教徒，公元435年（南朝宋文帝元嘉十二年），由于教派之争，被东罗马皇帝提奥多修斯(Theodosius)二世驱逐。当时波斯为了垄断东西贸易而与东罗马长期对抗，聂派基督教不能得志于西方，遂向东发展而逐渐盛于波斯，并伴随波斯和中国往来频繁的便利而传入中国。景教于五、六世纪在洛阳正式传教，《洛阳伽蓝记》卷4写道，“时佛洛径象盛于洛阳，异国沙门，咸来辐辏。”这里说的“异国沙门”除佛教徒外，还有其它宗教信徒。“百国沙门，三千多人，西域远者，乃至大秦国，尽天地之西垂。”这些从更远的地方来的外国僧侣正是以叙利亚僧侣为骨干的景教徒。大秦是我国自汉以来对罗马的称谓。《后汉书》卷88《西域传》记：“大秦国，一名犁鞬，以在海西，亦云海西国。地方数千时，有四百余城，小国役属者数十。”此大秦即罗马，亦即今意大利。《唐会要》载：“拂林一名大帮国，在西海之北，东南与波斯接，地方万里，列城四百。”这实际上指罗马帝国之东部，包括叙利亚、犹太等地。景教便是由这些来自海西的胡人传进来的。 景教人华表明，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基督教与中国已有千年之久的关系，这已为景教碑文和在敦煌发现的7个景教文献所证实。景教碑文全名为《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颂并序》，全文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中序文，首先简略地介绍了景教的基本信仰，然后详细地叙述景教由阿罗本介绍到长安后最初150年间受到自唐太宗以下六代皇帝优待而发展的经过。景教碑的第二部分是颂词，内容是再次历述序文梗概，是用韵文形式表达的。敦煌所见7个景教文献则是：《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赞》、《大秦景教宣元本经》、《志玄安乐经》、《序听迷诗所经》、《尊经》、《一神（天）论》、《大秦景教大圣通真归法赞》。景教文献中的《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赞》是教会普遍使用的“荣归主颂”的叙利亚文版译本。所谓“三威”，指的就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威严。“蒙度”就是得蒙救赎的意思。《尊经》是向一些法王和一些经书“礼赞（祝福）”。所谓“法王”，是在“三位一体”的圣父、圣灵之后所列举的22位圣徒，其名字都由叙利亚文译音而来，其中能辨认的有13位，多系《新约》、《旧约》中的人名。《志玄安乐经》是基督对西门彼得的说教。《序听迷诗所经》全文内容始于弥师诃向众说法，终于弥师诃的一生行实。《一神（天）论》中的《一天论第一》讲景教的神学和哲学。《喻第二》则用种种比喻来说明唯一神的种性；《世尊布施论》引用《圣经》最多，首42行，约760字，述说《新约·马太福音》第6、7章的前半部分内容，只删去了“主祷文”，这里使用了一些佛教用语。它提到耶稣三年半传道之后被钉在十字架上，3日复活、升天，以及五旬节时圣灵降临等情况。《大秦景教大圣通真归法赞》是一首关于耶稣上了高山后在门徒面前改变形象的颂辞。 唐代诸帝对景教所持的宽容态度，促进了景教的传播和景教教义的译述。景教碑说：“大秦国有上德，曰阿罗本……贞观九祀，至于长安”。阿罗本等人来到长安时，“帝使宰臣房玄龄总杖西郊，宾迎人内”，唐太宗让他“翻经书殿，问道禁闱”，即不仅让他们在皇帝的藏书楼翻译经典，还在皇帝的内室与他们讨论教旨。3年以后(638)，太宗又下令“准其传授”，并由政府资助长安义宁坊建造“波斯寺”⑥。其寺义宁坊十字街东之北，时名波斯胡寺，既建成，太宗“旋令有司，将帝写真，转模寺壁。天姿泛彩，英朗景门，圣迹腾祥，永辉法界。”唐高宗(650～683)统治时期，“百姓阜安，有贞观之遗风”。“高宗大帝，克恭缵祖，润色真宗”。除长安外，于诸州多置景寺，仍嵩阿罗本为镇国大法主（大主教）。“法流十道，国富元休，寺满百城，家殷景福。”唐朝分全国为十道，所谓十道，即全国之意。长安及灵武有景寺已见载于《唐会要》，洛阳大秦寺在修善坊，盩厔有大秦寺，直至北宋苏轼兄弟游览时，尚见到其寺旧址，并曾为作《大秦寺》诗（其时寺已为道士所居）。沙州（即敦煌）大秦寺见诸景教文献。杜甫《石笋行》则写及成都大秦寺遗址。唐玄守李隆基在位43年，励精图治，开元年间达到唐朝黄金时代。玄宗对景教也大力支持，“令宁国等五王，亲临福寺，建立坛场”，并对倾圮的建筑进行修理。他还于742年让高力士送去5位皇帝的画像安置在景教寺内，并饰以送来的百疋丝绸。天宝三年(744)，大秦国又来了一位名叫吉和的传教士。玄宗命罗含、普论等17人与吉和在兴庆宫内诵经祷赞。唐玄宗还亲题宫中楹联，亲书堂门匾额。碑文说玄宗对教会的支持“宠赉比南山峻极，沛泽与东海齐深。”公元745年，玄宗下令改波斯寺为大秦寺，据《唐要会》卷49，玄宗发出诏令：“波斯经教，出自大秦，传习而来，久行中国。爰初建寺，因以为名，将欲亦人，必修其本。其两京波斯寺，宜改为大秦寺，天下诸府郡置者，亦准此。”755年冬，爆发了“安史之乱”。玄宗人蜀避难，太子李亨在宁夏灵武即位，是为肃宗。肃宗时大食、回纥率军人援，景教僧伊斯也随军来华，供职于朔方节度使郭子仪麾下，得和肃宗亲近，在军中充当谋士，官至金紫光禄大夫，同朔方节度副使，试殿中监，赐紫袈裟。灵武五郡景寺的重建，伊斯出力尤多，“能散禄赐，不积于家”；每年集合五郡僧徒于灵武，加以布施。代宗皇帝则于耶稣圣诞时送香赐馔，以表庆祝。巴格达景教总主教蒂摩太(778～824)时，曾颁布任命大卫为中国大主教的文书。德宗即位后，对景教亦颇为宽厚。景教碑就是德宗即位第七年（建中二年）建立的。碑文说：“我建中圣神文武皇帝，披八政以黜陟幽明，阐九畴以惟新景命。”德宗以后，唐朝进入衰落时期。到唐武宗会昌五年(845)，景教遭到致命打击。七月，中书门下条奏“其大秦、穆护等祠。释教既已厘革，邪法不可独存，其人并勒还俗，递归本贯，充税户。如外国人，送还本处收管。”景教从此一蹶不振。895年景教在马色主教爱利雅斯编写景教驻节表时，就没有提到中国，因当时（唐昭宗时）中国景教徒很少，无设立主教的必要。到宋初的980年，景教首领巴格达大主教遣使来华调查，据说走遍中国只找到一个景教徒。 不过景教在有唐一代并末完全灭绝。据阿拉伯旅游家阿布栽德所著《东游记》载，878年黄巢起义攻打广州时，有12万回教徒、犹太人、火袄教徒和基督教徒（景教徒）被害。武宗灭佛后，不少景教徒避难塞外，进入蒙古人中，以“也里可温”为名再度出现，但已不成气候。后人遂误以为明清际之天主教人华是基督教人华的开端。 景教碑是唐代用中文译述的基督教聂派文献除介绍景教人华历史外，还反映了景教教义。碑文对上帝造物，人类始祖受撒旦诱惑而堕落，耶稣拯救众人等基督教义教扼要提及，只是没有提及聂派的基督二位二性主张。景教碑云：“常然真寂，先先而无元，窅然灵虚，后后而妙有。总玄枢而造化，妙象圣以元尊者，其唯我三一妙身，无元真主阿罗诃欤！”这里的“三一妙身”，就是掼基督教神学中的圣父、圣灵、圣子三位一体。“判十字以定四方，鼓元风而生二气，暗空易则天地开，日月运而昼夜作。匠成万物，然立初人；别赐良和，令镇化海。浑然之性，虚而不盈；素荡之心，本无希嗜。”此出自《圣经·创世纪》中的上帝造人故事。“洎乎娑殚施妄，钿饰纯精。间平大于此是之中，隙冥同于彼非之内，是以三百六十五种，肩随结辙竞织法罗。或指物以托宗，或空有以沦二，或祷祀以邀福，或伐善以矫人。智虑营营，思情役役，茫然无得，煎迫转烧；积昧亡途，久迷休复。”这是基督教的“原罪”说，见于《旧约·创世纪》。“我三一分身景尊弥施诃，戢隐真威，同人出代。神天宣庆，室女诞圣于大秦。”此出自《新约·马太福音》第二章的耶稣降生故事。“圆廿四圣有说之旧法，理家国于大猷。设三一净风无言之新教，陶良用于正信。制八境之度，炼尘成真。启三常之门，开生灭死。悬景日以破暗府，魔妄于是乎悉摧；棹慈航以登明宫，含灵于是乎既济。能事斯毕，亭午升真”。这是基督教的“救赎”。“法浴水风，涤浮华而洁虚白。印持十字，融四照以合无拘。击木震仁惠之音，东礼趣生荣之路。存须所以有外行，削顶所以无内情。不畜臧获，均贵贱于人；不聚货财，示罄遗于我。斋以伏识而成，戒以静慎为固。七时礼赞，大庇存亡。七日一荐，洗心反素”云云，则是圣洗、瞻礼、祈祷等教仪。 由此可见，这一时期传入了《圣经》及其神话故事。仅存的8个文献就有15000多字。《圣经》各卷篇名、主要教义、教规都有介绍，说明《圣经》的主要内容早在唐代就已介绍到中国。马礼逊直到1814年才译出《新约》，后又译出《旧约》从“申命记”到“约伯记”部分，1819年合在一起出版，1823年出版了《新旧约全书》。所以，景教经典堪称最早用中文译述的基督教文献，今后写翻译文学史应当加上这部分内容。 二 在唐代，景教教义的译述者，通常都是西域胡人。据《唐会要》，景教碑文译者景净是“大秦寺波斯僧”。又据《尊经》附录记载，聂派来华时共带经典530部，译成汉语的有35部，其中景净所译《宣元至本经》和《志玄安乐经》等30多部。景教碑云：“神天宣庆，室女至诞圣于大秦。”据《圣经》记载，耶稣生于伯利恒，当时属于罗马帝国的叙利亚省，故景教碑中的大秦，指的是叙利亚，景教碑文著名的景教徒名都用叙利亚文所写。说景净是“波斯僧”实指他从波期而来。《目录》说，景净在贞元二年(786)曾与般若三藏依胡本《六般罗蜜经》译成7卷。“时为般若不娴胡语，复未解唐言，景净不识梵文，复未明释教，虽所传译，未获半珠，理昧词疏。且夫释氏伽南，大秦僧寺，居止既别，行法全乘：景净应传弥尸诃教，沙门释子，弥阐佛经，欲使教法区分，人无滥涉，正邪异类，泾渭殊流。若网有纲。有条不紊，天人信仰，四众知归。”景净是当时翻译权威，助译佛经，引起极大骚动，难怪需要“圣上”出来干涉。德宗翻阅译本，发现“理昧词疏”，佛教教义竟改成了景教法度，才销毁译经，指出“景净应传弥尸诃教”。 《宋高僧传》把般刺若与这位和景净合译佛经的般若列为二传，其实，这二位传主为同一人。景净不识梵文，却让他与般若合译佛经，说明他和佛教徒交往密切，也说明当时译经者很少，译场组织无明确分工，更说明他汉语水平高，景教文献用词就是明证。但是，基督教初传入中国，当时还没有自己的一套术语，译文更谈不上标准化。那时，佛教在中国却已有700多年历史，所译出的佛经已有2000多部。《一神（天）论》是较早的景教文献，其中提到641年（贞观十五年），即阿罗本来中国后的第六年，可能出于阿罗本之手。《志玄安乐经》文字有如景教碑文，译述者可能也是景净。景净借用了许多佛教及道教的名词来阐述基督教教义。采用佛教名词者，如以“寺”称教堂，“僧”称传教士或神职人员，“佛事”称礼拜聚会等。“阿罗训”的叙利亚文为Alaha或Alaho，希伯莱文为Elohim，指《旧约》中的耶和华(Jehevah)上帝；而“阿罗诃”这个词是从公元5世纪的佛经《妙法莲华经》中借用是，梵文为Arhah，Arahan（佛果）。借用道教名词者，如以“世尊”指耶稣。“净风”指“三位一体”中的圣灵（初期译作“凉风”，后又改为“净风”）。“三一妙身”即基督教神学中的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亦属借用道教用语。“上德”原是道教称谓，这里指景教的主教。另外还有照音翻译的，如用“婆殚”译“撒旦”，叙利亚文为Satan，即魔鬼。“弥施诃”又译作“弥尸诃”、“弥师诃”、“迷诗所”，即弥赛亚(Messiah)的叙利亚文，指救世主耶稣基督。景教经典中常用的“道”字，更是道教的中心概念。早在《老子》一书中，“道”就出现过73次，虽然“道”字的符号形式是一个，但却含多种义蕴，有时指形而上的实存者，有时又指一种规律，而在另外一些时候，又指人生的准则，道路或典型等。至于“道”与“大”连用并构成“大道”一词，全书仅用三处，见于第18章、第34章和第53章⑦。“大道废，有仁义”，这是指自然无为之道。“大道泛佤，其可左右。万物恃之而生而不辞，……”这里是说它为创造万物的道。“行于大道，唯施是畏。大道其夷，而民好径。”这里的大道又应理解成“正途”。可见大道一词是包孕有创造万物的形而上实存者、规律、准则或道路等多重意思在内的。后人托老子名义得以流传的道教经典《常清静经》也有三次用了“大道”，即“老君曰：大道无形，生育天地，大道无情，运行日月；大道无名，长养万物。吾不知其名，强名曰道。”其内涵仍是《老子》中的“大道”三义。 而《圣经》中说“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Word，and the Word was with God，and the Word was God.)在这里，“道”等同于上帝，指创造万物的主宰。可见，“道”中外文原意并不完全相同。 在中国，用“道”来指称基督教教义的是道家思想家葛洪。对葛洪文字的真伪，人们持怀疑态度。其实，倘若是唐代以后伪托的，那就会直接标明景教，因此笔者认为并非伪托。葛洪在《太清金液神丹经》卷下，“抱朴子序述”的一段文字中，用“大道”来指“大秦国”所信奉的基督教教义，并说：“此国是大道之所出，谈虚说妙，唇理绝殊”；“不畜奴婢”，并且“以道使人，人以义亲，不用刑辟刀刃戮罚”等。主张一夫一妻，“大畜奴婢”及“仁慈”等的，正是基督教的独有特点，因此应该承认，葛洪这段文字中的“大道”，是指称含有上帝创世和摩西十诫等多种零星基督教教义内容的，不过这是建立在误解和误释的基础上，是通过当时十分流行的“格义”来进行的，就是说，是以道家的认识来比附基督教教义的观点。所以在唐代被景净用于景教碑文的译述。诚然，景教碑文作为译述的汉语文献，文字不限于道家经典中的词汇，而是广泛使用了中国古代经史子集的各种用词，但是，那些有关基督教教义的主要概念译词则往往是属于道家的。如译“创世主”所用的“元”、“元尊”、“三一妙身”、“玄枢”等，来自《老子》的第一章与第十五章等，将景净的“主教”身份译称为“上德”则是道教的称谓。碑文中的“无为”，出自《老子》的第三十七章“道常无为而无不为”译方中的“理有忘筌”，出自《庄子·外物篇》中“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也”。译文中的“闻道勤行”也是《老子》第四十一章“上士闻道，勤而行之”的缩写。译文中常用来指称基督教教义的“道”亦出诸《老子》，“真常之道，妙而难名，功用昭彰，强称景教”就完全脱胎于《老子》第二十五章中“吾不知其名，强字之道”云云。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汉译基督教文献的最早译述者是“居止既别，行法全乘”的异域人，他们带来外国宗教，但在中华本土文化面前，只能主要借助于中国道家的词汇来曲折地表在自己的教义，这样形成了一种误解误释。这种误解误释使基督教教义得以传入中国，并融于中华文化之中。 注释： ①见王治心：《中国宗教思想史大纲》，上海书店影印本；施宣圆等主编；《千古之谜》，中州古籍出版社，等书。 ②阴法鲁等:《中国古代文化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349页。 ③本文所引唐诗均见《全唐诗》，中华书局1979年版。 ④扬炫之：《洛阳伽蓝记》卷3，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161页。 ⑤元开：《大和上东征传》，中华书局1979年版，74页。 ⑥王溥：《唐会要》卷49，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1011页～1012页. ⑦任继愈译著：《老子新译》（修订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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