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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的汉译基督教文献与翻译中的误解误释


    提要本方根据现存景教文献,对唐代译述的《圣经》及其神话故事、景教教义教规作了分析探讨,认为景教碑文和其他景教文献是中国最早用汉语译述的基督教文献。译述者主要是来自西域的景教憎。他们运用中国经史子集的词汇和流行的佛道术语译述景教教义,而主要概念都是来自道教术语,译述中的误解误释使基督教得以传入中国,并能够融入中国文化之中。
    关键词基督教海西湖翻译误解误释
     
    一
    关于中国的基督教文献翻译,通常认为以马礼逊1814年的《圣经》译本为最早①,实际上,早在唐代,《圣经》的主要内容就已经翻译介绍到了中国。其译介工作主要是由入华的西域胡人承担的。
    众所周知,自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开通丝绸之路,中国与中亚、南亚、西亚各国都有密切联系。此后,中西交往日益频繁,至唐代达到高潮。来华胡人络绎不绝,仅长安一地的外国人就占当地总人口的2%左右②。来华胡人有魏周以来人于中夏者;有异族遣派至唐为质而久居者(其中有的留居为民);有西域商胡逐利东来者;还有异教僧侣来华传教者。这批西域胡人大都沿丝绸之路而来。张说称他们“琉璃宝服紫髯胡”③;李白说他们“碧玉炅炅双目瞳,黄金拳拳两鬓红,华盖垂下睫,嵩岳临上唇”;李端说他们“肌肤如玉鼻如锥”。据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考证,这些高鼻蓝眼的胡人是“印欧族之伊兰种人”,即生活在中亚伊朗、叙利亚一带的居民。
    西域人人居中国以北魏一代为最多,其时流寓洛阳者“自葱岭以西,至于大秦……附化之民万有余家”④。长安自周秦以来向为国都,西域人留居其间,虽不比元魏时的洛阳,但数量仍复可观。唐代西域人留寓长安者更日见增多。西域商胡多集中在长安、洛阳、广州、泉州、扬州等地,元开《唐大和上东征传》载“广州江中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舶,不知其数,并载香药珍宝,积载如山。”⑤薜能《送福建李大夫》诗云:“船到城添外国人”,包何《送泉州李使君之任》诗云“市井十洲人”,描写了泉州港内异国商贾云集的盛况。扬州为一大港口,有波斯胡店,《太平广记》所收唐传奇文常见记载,杜甫《解闷十二首》之二亦有“商胡离别下扬州”句。
    据史籍记载,这批海西胡大都是进贡品、献方物的。《册府元龟》卷546和《旧唐书》卷8记载,714年12月,市舶使右威卫中郎将周庆立为奉迎唐玄宗,和波斯僧及烈等广造奇器异巧,从岭南进献,被殿中侍御史、专门鉴察岭南选任官的柳泽弹劾。716年,更有胡人诱引玄宗派人往南海采购珍翠奇宝,“因言市舶之利”,竭力怂恿唐朝扩大对外贸易。《唐会要》、《册府元龟》等书记载了康国、石国、安国、吐火罗、拂林、波斯等国遣使朝贡的史实。大食从永徽二年(651)到贞元十四年(798)的148年中。可查得的来使总计39次,平均不到4年便派使一次。波斯从贞观十三年(639)到大国六年(771)的132年间,共遣使34次,平均近4年来使一次。自然,也有一年来使多次的。至于东罗马《拜占廷帝国),据《旧唐书》载:自贞观到开元,前后5次派来使臣。这些外国使臣都是来表示友好,并“献方物”的。王贞白《长安道》诗云:“梯航万国来,争先贡金帛”。鲍防《杂感》云:“汉家海内承平久,万国戎王皆稽首。天马常衔苜蓿花,胡人岁献葡萄洒。”描写了胡人来华的盛况。(劳费尔《中国伊朗编》误引为李白诗句)
    当时正值中亚流行的宗教──基督教的聂斯脱里泊(景教)东渐之际。聂斯脱里是叙利亚(即中国史书上的条支国)安特奥克(即中国史书上的安都城)的基督教徒,公元435年(南朝宋文帝元嘉十二年),由于教派之争,被东罗马皇帝提奥多修斯(Theodosius)二世驱逐。当时波斯为了垄断东西贸易而与东罗马长期对抗,聂派基督教不能得志于西方,遂向东发展而逐渐盛于波斯,并伴随波斯和中国往来频繁的便利而传入中国。景教于五、六世纪在洛阳正式传教,《洛阳伽蓝记》卷4写道,“时佛洛径象盛于洛阳,异国沙门,咸来辐辏。”这里说的“异国沙门”除佛教徒外,还有其它宗教信徒。“百国沙门,三千多人,西域远者,乃至大秦国,尽天地之西垂。”这些从更远的地方来的外国僧侣正是以叙利亚僧侣为骨干的景教徒。大秦是我国自汉以来对罗马的称谓。《后汉书》卷88《西域传》记:“大秦国,一名犁鞬,以在海西,亦云海西国。地方数千时,有四百余城,小国役属者数十。”此大秦即罗马,亦即今意大利。《唐会要》载:“拂林一名大帮国,在西海之北,东南与波斯接,地方万里,列城四百。”这实际上指罗马帝国之东部,包括叙利亚、犹太等地。景教便是由这些来自海西的胡人传进来的。
    景教人华表明,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基督教与中国已有千年之久的关系,这已为景教碑文和在敦煌发现的7个景教文献所证实。景教碑文全名为《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颂并序》,全文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中序文,首先简略地介绍了景教的基本信仰,然后详细地叙述景教由阿罗本介绍到长安后最初150年间受到自唐太宗以下六代皇帝优待而发展的经过。景教碑的第二部分是颂词,内容是再次历述序文梗概,是用韵文形式表达的。敦煌所见7个景教文献则是:《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赞》、《大秦景教宣元本经》、《志玄安乐经》、《序听迷诗所经》、《尊经》、《一神(天)论》、《大秦景教大圣通真归法赞》。景教文献中的《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赞》是教会普遍使用的“荣归主颂”的叙利亚文版译本。所谓“三威”,指的就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威严。“蒙度”就是得蒙救赎的意思。《尊经》是向一些法王和一些经书“礼赞(祝福)”。所谓“法王”,是在“三位一体”的圣父、圣灵之后所列举的22位圣徒,其名字都由叙利亚文译音而来,其中能辨认的有13位,多系《新约》、《旧约》中的人名。《志玄安乐经》是基督对西门彼得的说教。《序听迷诗所经》全文内容始于弥师诃向众说法,终于弥师诃的一生行实。《一神(天)论》中的《一天论第一》讲景教的神学和哲学。《喻第二》则用种种比喻来说明唯一神的种性;《世尊布施论》引用《圣经》最多,首42行,约760字,述说《新约·马太福音》第6、7章的前半部分内容,只删去了“主祷文”,这里使用了一些佛教用语。它提到耶稣三年半传道之后被钉在十字架上,3日复活、升天,以及五旬节时圣灵降临等情况。《大秦景教大圣通真归法赞》是一首关于耶稣上了高山后在门徒面前改变形象的颂辞。
    唐代诸帝对景教所持的宽容态度,促进了景教的传播和景教教义的译述。景教碑说:“大秦国有上德,曰阿罗本……贞观九祀,至于长安”。阿罗本等人来到长安时,“帝使宰臣房玄龄总杖西郊,宾迎人内”,唐太宗让他“翻经书殿,问道禁闱”,即不仅让他们在皇帝的藏书楼翻译经典,还在皇帝的内室与他们讨论教旨。3年以后(638),太宗又下令“准其传授”,并由政府资助长安义宁坊建造“波斯寺”⑥。其寺义宁坊十字街东之北,时名波斯胡寺,既建成,太宗“旋令有司,将帝写真,转模寺壁。天姿泛彩,英朗景门,圣迹腾祥,永辉法界。”唐高宗(650~683)统治时期,“百姓阜安,有贞观之遗风”。“高宗大帝,克恭缵祖,润色真宗”。除长安外,于诸州多置景寺,仍嵩阿罗本为镇国大法主(大主教)。“法流十道,国富元休,寺满百城,家殷景福。”唐朝分全国为十道,所谓十道,即全国之意。长安及灵武有景寺已见载于《唐会要》,洛阳大秦寺在修善坊,盩厔有大秦寺,直至北宋苏轼兄弟游览时,尚见到其寺旧址,并曾为作《大秦寺》诗(其时寺已为道士所居)。沙州(即敦煌)大秦寺见诸景教文献。杜甫《石笋行》则写及成都大秦寺遗址。唐玄守李隆基在位43年,励精图治,开元年间达到唐朝黄金时代。玄宗对景教也大力支持,“令宁国等五王,亲临福寺,建立坛场”,并对倾圮的建筑进行修理。他还于742年让高力士送去5位皇帝的画像安置在景教寺内,并饰以送来的百疋丝绸。天宝三年(744),大秦国又来了一位名叫吉和的传教士。玄宗命罗含、普论等17人与吉和在兴庆宫内诵经祷赞。唐玄宗还亲题宫中楹联,亲书堂门匾额。碑文说玄宗对教会的支持“宠赉比南山峻极,沛泽与东海齐深。”公元745年,玄宗下令改波斯寺为大秦寺,据《唐要会》卷49,玄宗发出诏令:“波斯经教,出自大秦,传习而来,久行中国。爰初建寺,因以为名,将欲亦人,必修其本。其两京波斯寺,宜改为大秦寺,天下诸府郡置者,亦准此。”755年冬,爆发了“安史之乱”。玄宗人蜀避难,太子李亨在宁夏灵武即位,是为肃宗。肃宗时大食、回纥率军人援,景教僧伊斯也随军来华,供职于朔方节度使郭子仪麾下,得和肃宗亲近,在军中充当谋士,官至金紫光禄大夫,同朔方节度副使,试殿中监,赐紫袈裟。灵武五郡景寺的重建,伊斯出力尤多,“能散禄赐,不积于家”;每年集合五郡僧徒于灵武,加以布施。代宗皇帝则于耶稣圣诞时送香赐馔,以表庆祝。巴格达景教总主教蒂摩太(778~824)时,曾颁布任命大卫为中国大主教的文书。德宗即位后,对景教亦颇为宽厚。景教碑就是德宗即位第七年(建中二年)建立的。碑文说:“我建中圣神文武皇帝,披八政以黜陟幽明,阐九畴以惟新景命。”德宗以后,唐朝进入衰落时期。到唐武宗会昌五年(845),景教遭到致命打击。七月,中书门下条奏“其大秦、穆护等祠。释教既已厘革,邪法不可独存,其人并勒还俗,递归本贯,充税户。如外国人,送还本处收管。”景教从此一蹶不振。895年景教在马色主教爱利雅斯编写景教驻节表时,就没有提到中国,因当时(唐昭宗时)中国景教徒很少,无设立主教的必要。到宋初的980年,景教首领巴格达大主教遣使来华调查,据说走遍中国只找到一个景教徒。
    不过景教在有唐一代并末完全灭绝。据阿拉伯旅游家阿布栽德所著《东游记》载,878年黄巢起义攻打广州时,有12万回教徒、犹太人、火袄教徒和基督教徒(景教徒)被害。武宗灭佛后,不少景教徒避难塞外,进入蒙古人中,以“也里可温”为名再度出现,但已不成气候。后人遂误以为明清际之天主教人华是基督教人华的开端。
    景教碑是唐代用中文译述的基督教聂派文献除介绍景教人华历史外,还反映了景教教义。碑文对上帝造物,人类始祖受撒旦诱惑而堕落,耶稣拯救众人等基督教义教扼要提及,只是没有提及聂派的基督二位二性主张。景教碑云:“常然真寂,先先而无元,窅然灵虚,后后而妙有。总玄枢而造化,妙象圣以元尊者,其唯我三一妙身,无元真主阿罗诃欤!”这里的“三一妙身”,就是掼基督教神学中的圣父、圣灵、圣子三位一体。“判十字以定四方,鼓元风而生二气,暗空易则天地开,日月运而昼夜作。匠成万物,然立初人;别赐良和,令镇化海。浑然之性,虚而不盈;素荡之心,本无希嗜。”此出自《圣经·创世纪》中的上帝造人故事。“洎乎娑殚施妄,钿饰纯精。间平大于此是之中,隙冥同于彼非之内,是以三百六十五种,肩随结辙竞织法罗。或指物以托宗,或空有以沦二,或祷祀以邀福,或伐善以矫人。智虑营营,思情役役,茫然无得,煎迫转烧;积昧亡途,久迷休复。”这是基督教的“原罪”说,见于《旧约·创世纪》。“我三一分身景尊弥施诃,戢隐真威,同人出代。神天宣庆,室女诞圣于大秦。”此出自《新约·马太福音》第二章的耶稣降生故事。“圆廿四圣有说之旧法,理家国于大猷。设三一净风无言之新教,陶良用于正信。制八境之度,炼尘成真。启三常之门,开生灭死。悬景日以破暗府,魔妄于是乎悉摧;棹慈航以登明宫,含灵于是乎既济。能事斯毕,亭午升真”。这是基督教的“救赎”。“法浴水风,涤浮华而洁虚白。印持十字,融四照以合无拘。击木震仁惠之音,东礼趣生荣之路。存须所以有外行,削顶所以无内情。不畜臧获,均贵贱于人;不聚货财,示罄遗于我。斋以伏识而成,戒以静慎为固。七时礼赞,大庇存亡。七日一荐,洗心反素”云云,则是圣洗、瞻礼、祈祷等教仪。
    由此可见,这一时期传入了《圣经》及其神话故事。仅存的8个文献就有15000多字。《圣经》各卷篇名、主要教义、教规都有介绍,说明《圣经》的主要内容早在唐代就已介绍到中国。马礼逊直到1814年才译出《新约》,后又译出《旧约》从“申命记”到“约伯记”部分,1819年合在一起出版,1823年出版了《新旧约全书》。所以,景教经典堪称最早用中文译述的基督教文献,今后写翻译文学史应当加上这部分内容。
    二
    在唐代,景教教义的译述者,通常都是西域胡人。据《唐会要》,景教碑文译者景净是“大秦寺波斯僧”。又据《尊经》附录记载,聂派来华时共带经典530部,译成汉语的有35部,其中景净所译《宣元至本经》和《志玄安乐经》等30多部。景教碑云:“神天宣庆,室女至诞圣于大秦。”据《圣经》记载,耶稣生于伯利恒,当时属于罗马帝国的叙利亚省,故景教碑中的大秦,指的是叙利亚,景教碑文著名的景教徒名都用叙利亚文所写。说景净是“波斯僧”实指他从波期而来。《目录》说,景净在贞元二年(786)曾与般若三藏依胡本《六般罗蜜经》译成7卷。“时为般若不娴胡语,复未解唐言,景净不识梵文,复未明释教,虽所传译,未获半珠,理昧词疏。且夫释氏伽南,大秦僧寺,居止既别,行法全乘:景净应传弥尸诃教,沙门释子,弥阐佛经,欲使教法区分,人无滥涉,正邪异类,泾渭殊流。若网有纲。有条不紊,天人信仰,四众知归。”景净是当时翻译权威,助译佛经,引起极大骚动,难怪需要“圣上”出来干涉。德宗翻阅译本,发现“理昧词疏”,佛教教义竟改成了景教法度,才销毁译经,指出“景净应传弥尸诃教”。
    《宋高僧传》把般刺若与这位和景净合译佛经的般若列为二传,其实,这二位传主为同一人。景净不识梵文,却让他与般若合译佛经,说明他和佛教徒交往密切,也说明当时译经者很少,译场组织无明确分工,更说明他汉语水平高,景教文献用词就是明证。但是,基督教初传入中国,当时还没有自己的一套术语,译文更谈不上标准化。那时,佛教在中国却已有700多年历史,所译出的佛经已有2000多部。《一神(天)论》是较早的景教文献,其中提到641年(贞观十五年),即阿罗本来中国后的第六年,可能出于阿罗本之手。《志玄安乐经》文字有如景教碑文,译述者可能也是景净。景净借用了许多佛教及道教的名词来阐述基督教教义。采用佛教名词者,如以“寺”称教堂,“僧”称传教士或神职人员,“佛事”称礼拜聚会等。“阿罗训”的叙利亚文为Alaha或Alaho,希伯莱文为Elohim,指《旧约》中的耶和华(Jehevah)上帝;而“阿罗诃”这个词是从公元5世纪的佛经《妙法莲华经》中借用是,梵文为Arhah,Arahan(佛果)。借用道教名词者,如以“世尊”指耶稣。“净风”指“三位一体”中的圣灵(初期译作“凉风”,后又改为“净风”)。“三一妙身”即基督教神学中的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亦属借用道教用语。“上德”原是道教称谓,这里指景教的主教。另外还有照音翻译的,如用“婆殚”译“撒旦”,叙利亚文为Satan,即魔鬼。“弥施诃”又译作“弥尸诃”、“弥师诃”、“迷诗所”,即弥赛亚(Messiah)的叙利亚文,指救世主耶稣基督。景教经典中常用的“道”字,更是道教的中心概念。早在《老子》一书中,“道”就出现过73次,虽然“道”字的符号形式是一个,但却含多种义蕴,有时指形而上的实存者,有时又指一种规律,而在另外一些时候,又指人生的准则,道路或典型等。至于“道”与“大”连用并构成“大道”一词,全书仅用三处,见于第18章、第34章和第53章⑦。“大道废,有仁义”,这是指自然无为之道。“大道泛佤,其可左右。万物恃之而生而不辞,……”这里是说它为创造万物的道。“行于大道,唯施是畏。大道其夷,而民好径。”这里的大道又应理解成“正途”。可见大道一词是包孕有创造万物的形而上实存者、规律、准则或道路等多重意思在内的。后人托老子名义得以流传的道教经典《常清静经》也有三次用了“大道”,即“老君曰:大道无形,生育天地,大道无情,运行日月;大道无名,长养万物。吾不知其名,强名曰道。”其内涵仍是《老子》中的“大道”三义。
    而《圣经》中说“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Word,and the Word was with God,and the Word was God.)在这里,“道”等同于上帝,指创造万物的主宰。可见,“道”中外文原意并不完全相同。
    在中国,用“道”来指称基督教教义的是道家思想家葛洪。对葛洪文字的真伪,人们持怀疑态度。其实,倘若是唐代以后伪托的,那就会直接标明景教,因此笔者认为并非伪托。葛洪在《太清金液神丹经》卷下,“抱朴子序述”的一段文字中,用“大道”来指“大秦国”所信奉的基督教教义,并说:“此国是大道之所出,谈虚说妙,唇理绝殊”;“不畜奴婢”,并且“以道使人,人以义亲,不用刑辟刀刃戮罚”等。主张一夫一妻,“大畜奴婢”及“仁慈”等的,正是基督教的独有特点,因此应该承认,葛洪这段文字中的“大道”,是指称含有上帝创世和摩西十诫等多种零星基督教教义内容的,不过这是建立在误解和误释的基础上,是通过当时十分流行的“格义”来进行的,就是说,是以道家的认识来比附基督教教义的观点。所以在唐代被景净用于景教碑文的译述。诚然,景教碑文作为译述的汉语文献,文字不限于道家经典中的词汇,而是广泛使用了中国古代经史子集的各种用词,但是,那些有关基督教教义的主要概念译词则往往是属于道家的。如译“创世主”所用的“元”、“元尊”、“三一妙身”、“玄枢”等,来自《老子》的第一章与第十五章等,将景净的“主教”身份译称为“上德”则是道教的称谓。碑文中的“无为”,出自《老子》的第三十七章“道常无为而无不为”译方中的“理有忘筌”,出自《庄子·外物篇》中“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也”。译文中的“闻道勤行”也是《老子》第四十一章“上士闻道,勤而行之”的缩写。译文中常用来指称基督教教义的“道”亦出诸《老子》,“真常之道,妙而难名,功用昭彰,强称景教”就完全脱胎于《老子》第二十五章中“吾不知其名,强字之道”云云。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汉译基督教文献的最早译述者是“居止既别,行法全乘”的异域人,他们带来外国宗教,但在中华本土文化面前,只能主要借助于中国道家的词汇来曲折地表在自己的教义,这样形成了一种误解误释。这种误解误释使基督教教义得以传入中国,并融于中华文化之中。
     
    注释:
    ①见王治心:《中国宗教思想史大纲》,上海书店影印本;施宣圆等主编;《千古之谜》,中州古籍出版社,等书。
    ②阴法鲁等:《中国古代文化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349页。
    ③本文所引唐诗均见《全唐诗》,中华书局1979年版。
    ④扬炫之:《洛阳伽蓝记》卷3,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161页。
    ⑤元开:《大和上东征传》,中华书局1979年版,74页。
    ⑥王溥:《唐会要》卷49,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1011页~1012页.
    ⑦任继愈译著:《老子新译》(修订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