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书体裁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http://www.newdu.com 2024/11/28 11:11:07 《中国史研究动态》2001年 白云 参加讨论
【作者简介】白云蒙自师专历史系云南蒙自661100 中国史书，体裁众多，历史悠久，每一种体裁的史书均能自成体系。对我国史书体裁的研究、总结和借鉴，无疑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本文拟就我国史书体裁研究的历史与现状略作分析总结，揭示当前史书体裁研究中的问题和倾向，以期对推进史书体裁研究有所助益。 一、史书体裁研究的历史传统 我国不惟史书体裁丰富多采、历史悠久，而且对史书体裁的研究也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传统。一则我国古代有重视史书体裁创新的良好传统，表现为新史书体裁的创立、旧有史书体裁的创新发展，以及史书内容、编纂思想的创新等等，每一次创新和发展，都离不开对既有史书体裁的认真研究总结和批判继承，否则就无从谈创新。编年体是我国古老的史书体，它的产生即是综合和借鉴了以前的记言、书事的记载形式；纪传体的创立，就是司马迁将先秦各种处于萌芽中的史书体裁加以研究总结、加工改造而归于一书的结果（包含借鉴编年体之长）；纪事本末体的创立，既吸收了编年、纪传二体之长，又克服了二体之缺，是南宋袁枢在研究总结编年、纪传二体的基础上，继承刘知几、皇甫湜 “尽事之本末”的撰述思想而创立的，因事命篇，各详起迄，“文省于纪传”而“事豁于编年”；（注：章学诚《文史通义·书教下》。）典制体则渊源于上古的《尚书》和“三礼”，上承纪传体史书中的“书志”等等。甚至荀悦、司马光等对编年体的改进和发展，班固、范晔等对纪传体的改造和规范……，无一不蕴含着对既有史书体裁的研究总结和借鉴。可以认为，中国古代史书体裁继承、创新的发展历史，就是一部对史书体裁研究的历史，只是这种研究实践尚缺乏理性的总结和理论的说明，也鲜于记载，因而往往为人们所忽视。 二则伴随着史学的发展而产生了史学批评。史学批评以对史学自身的反思审视和总结作为主要任务，历代史学批评家和史学家都极为重视对史书体裁的评论总结，这也是对史书体裁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使史书体裁的研究开始有了自觉的意识和理性的色彩。其中尤著者如西晋张辅《论班马之优劣》、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史传》、唐代刘知几《史通》和皇甫湜《编年纪传论》、宋代倪思《班马异同》、元代胡三省《新注资治通鉴序》、清代章学诚《文史通义》等等，都对史书体裁研究作出过积极贡献。可见，我国对史书体裁的研究是有悠久的历史和传统的。 二、建国以来史书体裁研究的历史回顾 建国50年来关于史书体裁上的研究，可以分为建国至20世纪70年代末的前30年和80年代以后的20年。 建国至70年代这30年时间里，由于种种原因，史学史研究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其间竟无一部史学史著作问世。关于史书体裁的研究也没有受到应有的关心和重视，大体只有白寿彝《谈史学遗产》（1965年3月）、赵仲邑《正史、野史、稗史》（《南方日报》1962年9月7日）和朱永嘉《论史料学、历史编纂学与历史哲学的关系》（《学术月刊》1965年第5期）等几篇零星的文章论及史书体裁和史书编纂，史书体裁研究基本没有展开。 进入80年代以来，史书体裁研究才得以初步展开并逐渐发展。一方面，是在不少“史学概论”和“中国史学史”一类著作或教材中，出现了集中讨论历史编撰学理论和方法的内容，如：白寿彝主编《文学概论》（宁夏人民出版社，1987年7月），吴泽主编《史学概论》（安徽教育出版社， 1985、年6月），赵吉惠、瞿林东、马雪萍《史学导论》（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9年11月），白寿彝著《中国史学史》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瞿林东著《中国史学史纲》（北京出版社，1999年9月），庞卓恒主编《史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年5月），贾东海、郭卿友主编《史学概论》（中央民院出版社，1992年12月）等等，均有关于史书体裁的集中论述。另一方面，是出现了较多研究论述史书体裁、体例和结构等的文章，把史书体裁的研究逐步引上正轨（后详），这些文章明显地体现出两大特点：一是论述更加深入；二是研究领域不断拓展。再一方面，是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12卷22册已于1999年全部出版，这部通史巨著积作者多年思考和探索所得，总结、借鉴和继承了中国古代、近代史书体裁的优点和史书编纂的经验，实现了编撰体裁的重大创新，是我国当今历史编纂学理论探讨和研究实践的一大收获。 综合这20年来史书体裁研究的基本情况，大致可归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综合研究。或者叫整体研究，是指把各种史书体裁作为一个整体范畴进行综合考察的宏观研究。这方面的代表性成果，一是上述所言各种“史学概念”和“史学史”一类著作或教材中关于史书体裁的集中论述。但这些论述或因著作性质所限，或因史书篇幅所限，或因著者研究视野所限，大多概括性太强，而深入分析和论述不够，象白寿彝先生主编《史学概论》那样深入浅出、分析透彻的著作极少。 二是见于各种报刊的分析探讨史书体裁和史书编纂的文章。其中，关于史书的编撰，白寿彝先生在《谈史书的编撰》一文中，主要论述了四个问题；第一、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是几种主要的史书体，这三种体裁的区别，只是就其主要形式说的，并不是不相干的，应该看到它们的发展过程；第二、纪传体是一种综合的体裁；第三、史书体裁有多种形式，除上述三种外，还有典制体（旧称政书）、地理书、谱牒（家史、家族史）、学案体、图表等；第四、章学诚关于记注和撰述的划分与论述，提出了他对于史书撰述的最高要求，对史书编撰有重要意义。（注：白寿彝《谈史书的编撰——谈史学遗产答问之三》，《史学史研究》1981年第3期。） 关于史书体裁的演进。瞿林东先生撰文指出：中国古代史书体裁是多姿多彩的，在三千年的史学史上，中国史书体裁经历着辩证的发展历程。（注：参见瞿林东《史书体裁的多样性》，《光明日报》1983年3月25日；《中国传统史学的多样性、社会性和时代性》，《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5期。）罗炳良先生专门撰文讨论了史书体裁的辩证发展，着重论述了两大问题：一是考察了编年、纪传、典制、纪事本末几种主要体裁的发展过程。二是阐明了中国古代史书体裁发展的一般规律。 关于古代史家对史书体裁的认识。瞿林东先生在《古代史家怎样对待史书体裁》一文中作了详细总结，（注：瞿林东《古代史家怎样对待史书体裁》，《安徽史学》1984年第4期。）对我们认识和研究古代史书体裁很有帮助。黎子耀先生撰文分析了魏晋南朝时期史家关于史书体裁的论述，尤其是关于编年、纪传二体的优劣问题和作用问题等。（注：黎子耀《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历史编纂学》，《杭州大学学报》1981年第1期。） 关于史书体裁的继承与创新。陈其泰先生认为：我国史学史上有“重视创新的好传统”，给后人留下了巨大的遗产，当今的历史编纂要“继承和发扬敢于创新的优良传统”，“创造具有民族形式的新体裁”。（注：陈其泰《史书体裁应有创新》，《史学史研究》1981年第3期。）王延武先生认为史书的编撰，要在使史学适应时代要求、社会要求的过程中，来实现史书体裁的创新。（注：王延武《史书体裁的多样性与体裁创新》，《青海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宋仁怀先生认为：史书体裁并不是平行发展、互不相干的，而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互相孕育，互相推动，从低级到高级发展的。史书的编纂应适应新形势的需要而加以创新。（注：宋仁怀《史书体裁的产生、发展与创新》，《北方论丛》1989年第5期。） 关于史书的内容与形式（体裁）的关系。宋衍申《史书体裁与内容》和江明《史学编纂法》二文，论证了史书的体裁与内容辩证统一的关系。江文还论述了史学著作体裁的选择、历史事实的表达、史书结构和语言的要求等。（注：参见《历史教学问题》1984年第6期和1984年11月14日《光明日报》。） 关于历史编纂学问题。吕志毅先生认为：第一部编年史《左传》的产生在我国史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纪传体的产生，反映了殷周以来神权的破产，而人们在社会变革中的决定作用体现得更为鲜明了。典制史书的出现，是隋唐政治统一、经济繁荣、上层建筑领域要求重新制定统一政策、法律和礼仪等因素在史学上的反映。（注：吕志毅《论我国古代历史编纂学》，《河北大学学报》1983年第4期。）黎子耀论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纪传史的编纂问题，包括断限、例目、书法、类传等。（注：黎子耀《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历史编纂学》，《杭州大学学报》1981年第1期。）刘乃寅先生和漆侠先生撰文探讨了中国历史编纂学的起源问题。（注：参见刘乃寅《中国历史编纂学的起源》和漆侠《中国古代史编纂形式探源》，《中国史研究》1990年第2期和1993年第2期。） 另外，陈其泰先生还撰文揭示了从清初马骕《绎史》到近代章太炎、梁启超撰写《中国通史》之设想近三百年对新综合体的探索历程和重要意义，认为他们治史的共同特点是：善于吸收传统史学的丰富遗产，而又具有别识心裁、勇于创造。（注：陈其泰《近三百年历史编撰上的一种重要趋势》，《史学史研究》1984年第2期。） 要之，80年代以来关于史书体裁的综合研究，讨论了史书体裁的多样性、史书体裁的继承与创新、史书体裁与内容的关系、史书体裁的辩证发展、古代史家对史书体裁的认识、以及历史编纂学的起源问题、新综合体问题等等，范围较为广泛。但在研究的系统性和深广度上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和开掘。 （二）个案研究。是指对某一特定史书体裁进行的专门研究。其中研究纪传体的代表性成果有：张大可的《纪传史简论》（《兰州大学学报》1981年第1期），李少雍的《纪传体产生的原因问题》（《西北大学学报》1981年第2期），卢中岳的《略谈纪传体史书的体例》（《历史教学问题》1983年第2期），穆德金的《二十四史各史体例的特点》（《河南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王锦贵先生的专著《中国纪传体文献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8月版）等。张大可从纪传史的结构和特点上揭示了封建王朝将纪传史颁令为正史的原因；分析了纪传史的内容和价值，认为纪传史提供我们研究中国历史以最丰富的资料，在编纂学上给我们提供了范例。李少壅分析了纪传体产生的原因，认为纪传体的产生不是偶然的，它的创始者司马迁反对神学目的论，重视人的作用，他编纂史书的目的在于探讨治乱兴衰等历史变化的规律，所以才创造了以人为纲的纪传体。卢中岳认为，纪传体史书是以人物传记为主记述史事的一种重要体例，因此，其体例实际上是三个部分：人物传记（含纪、传、世家）；类似年表的表；记裁典章制度的志。王锦贵先生的《中国纪传体文献研究》，是近年来纪传体史书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也是迄今为止史书体裁研究中的一部重要专著。该书把纪传体文献看成一个整体，分专题进行全面系统的探讨、剖析，共分七个部分，每部分自为一篇。书后还列有“附录”供参考。（注：王锦贵《中国纪传体文献研究》“自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8月版。）该书所论涉及纪传体文献的方方面面，范围较广，既有继承、又有创新，是近年来史书体裁研究中应当重视的重要成果。 研究编年体的代表性成果有：袁庭栋《编年体与编年体史籍》（《文史知识》1982年第12期），王锦贵《编年体史书在传统史籍中地位的升降》（《史学史研究》1984年第4期），彭久松《我国古代编年体及编年史籍的发展分期问题》（《四川大学学报》1987年第3期），徐蜀《东汉以后编年体的发展与史学的普及》（《史学史研究》1991年第3期），钟育强《编年纪传二体浮沉升降原因初探》（《桂海论丛》1997年增刊）等。其中，袁文简单分析了编年体的发展演变、优点和局限，介绍了重要的编年体史著；王文探讨了编年体史书在古代史籍中地位的升降变化，将编年体史书的发展分为四个时期：先秦时期，是编年史从无到有，由简而繁初步发展的阶段；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是编年体发展成熟时期，编纂水平日臻成熟，编年史数量不断增加；隋唐时期，因封建国家文化专制和编年体自身的局限性，编年史呈衰微低落局面；宋元明清时期，编年体的特长经过北宋司马光的发挥日益显示出来，使编年史东山再起，进入空前繁荣时期。彭久松则认为，商、周迄秦为编年体的草创时期；两汉迄唐是编年体的确立时斯；两宋迄清为编年体的成熟时期。徐蜀分析了编年体在普及历史知识上的优势，探讨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编年体的发展，隋唐五代时期编年体不振的原因，以及宋代以后编年体的勃兴和司马光等人的贡献。认为编年体是一种应用性很强的史书体裁，在中国古代历史知识的传播和史学普及中起到了巨大作用。 研究纪事本末体的代表性成果有：崔文印《纪事本末体史书的特点及其发展》（《史学史研究》1981年第3期），代继华《略论纪事本末体产生于南宋的原因》（《文史杂志》）1991年第1期），瞿林东《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说说纪事本末体史书》（《书品》1993年第3期），张东光《纪事本末体再认识》（《湘潭师院学报》1997年第5期）等等。崔文印认为纪事本末体史书是为了弥补编年和纪传的缺点而产生的，纵向简括，横向完整、翔明，是其最突出的特点。认为纪事本末体史书也有个发展过程，从《通鉴纪事本末》到辽、金、西夏纪事本末，是从抄撮一书到综辑群书，到与学术研究相结合的过程。这个过程从侧面反映了我国史学的发展状况。代继华认为，纪事本末体产生于南宋的原因主要有三个：一是编年、纪传二体的局限促使有识之士思考用新史体来撰述历史；二是《通鉴》的史料专门化以及“总叙法”的创立，对纪事本末体产生有直接影响；三是袁枢把历史与现实政治紧密结合，以纪事本末体来撰述历史满足了当时社会的要求。瞿林东先生认为，纪事本末体的特点一则以事件为纲，二则因事立目，较少受到体例的局限；纪事本末体史书的价值在于：一是创造了新的史书体裁，丰富了中国史书的表现形式；二是有重要的文献价值；三是在传播历史知识、增益人们历史智慧方面有特殊优势。 研究典制体的代表性成果有：耿天勤《唐代政书的崛起》（《山东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4期），王世伟《政书初探》（《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5期），白云《政书体的源流发展和价值特点》（《内蒙民族师院学报》1997年增刊）等。耿文着重分析了唐代政书崛起尤其是《通典》巨著产生的原因，以及在史学史上的深远影响。王文着重论述了政书的起源、政书在书目中的分布和演变、政书的类型和范围、政书与类书的区别和联系、政书的易考性和易检性的工具书性质五个问题。白文主要论述政书的类目设立、政书的演变、政书的类别特点和价值、以及杜佑在政书编纂上的杰出贡献等。 以上是近年来学界关心较多、研究较多的几种史书体裁，这几种体裁都是史书体裁中的主要体裁。除此之外，方志和谱牒也是近年来研究中的热点。 关于方志的研究，主要探讨了方志的起源和发展、方志的史学价值、方志的类型和特点等等。代表性成果有：梁全水《地方志的起源及其演变》（《江西日报》1980年3月13日），辛培林《试论方志的源流及其在史学中的地位和作用》（《学习与探索》1980年第3期），刘伟毅《中国方志史初探》（《文献》第4辑），刘光禄《方志史略》（《档案工作》1981年第1期）和《历史上方志的派别、类型和修志主张》（《档案工作》1981年第2期），傅振伦《中国方志学》（一）、（二）、（三）（《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81年第2、3、4期），陆振岳《方志源流试探》（《群众论丛》1981年第3期），黄苇《方志源流考辩》（《中华文史论丛》1981年第3辑），陈光贻《方志类别小议》（《史学史研究》1981年第1期），邹和平《方志学理论研究概况》（《社科信息》1988年第2期），傅振伦《我国地方志整理工作的回顾与前瞻》（《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88年第2期），郭长生《方志及其演变》（《江汉论坛》1981年第4期）等等。 关于谱牒的研究，已涉及到谱牒的源流发展、谱牒的形式、内容和编纂、谱牒在文史研究中的意义、谱牒学研究的社会价值、谱牒学著作的收藏整理等许多方面。出版了《谱牒研究》辑刊若干辑，《中国谱学研究》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和若干种谱学专著及大量论文，1997年上海图书馆还成立了“谱牒研究中心”。目前面世成果十分丰富，有谱学通论和通史性研究，如：来新夏、徐建华《中国的年谱与家谱》（山东教育出版社，1991年），欧阳宗书《中国家谱》（新华出版社，1992年），钱杭（中国宗族制度》（中华书局，香港1994年）第五章《宗族的谱牒》，冯尔康《中国家谱综合目录》（中华书局，1997年）的长序《宗族制度、谱牒学和家谱的学术价值》，常建华《宗族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以及王泉根《略谈中国谱牒学》（《百科知识》1986年第7期），杨廷福《中国谱牒学的源流》（《学习与探索》1980年第2期），刘光禄《谱牒述略》（《文献》第10辑），朱振华《谱牒学浅说》（《文史知识》1988年3期），王云度《谱牒学概述》（《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91年第1期），夏表陵《谱牒的源流与价值》（《郑州大学学报）1993年第1期），汪俊《略谈谱牒学在文史研究中的意义》（《扬州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等文。 断代谱学研究，几乎覆盖了各个历史时期。如：杨冬荃的《中国家谱起源研究》、《周代家谱研究》、《汉代家谱研究》、《六代家谱研究》（《谱牒学研究》第一、二、三、四辑），黎小龙《从民族学资料看家谱的起源》）（《谱牒学研究》第三辑），陈直《南北朝谱牒形式的发展和索隐》（《西北大学学报》1980年第3期），瞿林东《唐代谱学与唐代社会》（《中国史研究》1981年第一期），王善军《宋代谱学的兴盛及其时代特征》（《中州学刊》1992年第3期），常建华《元代族谱研究》（《谱牒学研究》第三辑），张海瀛《明代谱学概说》（《谱牒学研究》第三辑），陈支平《福建族谱》（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年）一书涉及清代以降谱学，徐扬杰《略论近代封建家谱的内容、撰修和作用》（见《宋明家族制度述论》，中华书局1995年）、冯尔康《中国宗族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六章《宗亲活动与创建中的新族谱》，探讨了近现代修谱的新体例、新功能，等等。另外，梁洪生《近观江西民间修谱活动》和《谁在修谱》（《东方》1995年第2、3期），吕定禄《对当前农村兴起修谱续谱热的思考》（《江西方志》1992年第2期），王笑天等《乡村社会重修族谱现象的思考》（《社会科学研究》1996年第2期）等文论述了当代修谱问题。 还有对著名谱学家的研究，如冯尔康《清谱学家朱次琦》（《谱牒学研究》第三辑），仓修良、叶建华《章学诚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八章关于章学诚谱牒学理论的研究等等。 也有学者专门撰文指出当前谱牒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关于谱牒学研究的意见和建议。（注：参见仓修良《关于谱学研究的几点意见》，《历史研究》1997年第5期；朱端强《清人谱学理论的启示》，《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4期。） 在史书体裁的个案研究中，史评体、史注体、史考体、学案体、笔记等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成绩。研究史评体的成果有：瞿林东先生的《略论中国古代的史学评论》（《文史知识》1985年第6期）和《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中华书局，1994年）等；研究史注体的成果有：柏明、李颖科《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注》（《西北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徐流《史注体式述论》（《重庆师院学报》1991年第1期），白云《史注之史学价值》（《学术研究》1999年第9期）等；研究史考体的成果有：曹显征《论史评与史考文体的形成及其特点》（《内蒙古社会科学》1996年第6期）等；研究学案体的成果有：陈祖武《关于中国学案史研究》（《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6年第1期），董乃斌《关于“学术史”的纵横考察》（《文学遗产》1998年第1期）等；研究笔记的成果有：徐汉华《笔记中的史料》（《历史教学》1982年第2期），孙建民《笔记史学刍议》（《河南大学学报》1991年第4期）以及刘叶秋先生的《历代笔记概述）（中华书局）等等。 （三）专题研究。是指专注于某一史书、某一史家以及某些具体性问题的专门研究。这属于史书体裁研究中的微观研究，这类成果较多较复杂。其中，有侧重讨论史家的编纂思想、编纂设想、编纂实践、编纂方法技巧及其历史意义的，如：李凡《梁启超对中国通史的编纂和设想》（《史学史研究》1981年第3期），吴怀祺《郑樵在历史编纂学上的贡献）（《史学史研究》1981年第4期），李颖科《干宝在历史编纂学上的贡献》（《西北大学学报》1987年第3期），瞿林东《论〈通典〉在历史编纂上的贡献》（《中国史研究》1985年第2期），彭先和《论袁枢〈通鉴纪事本末〉对历史编纂学的贡献》（《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杨绪敏《论刘知几改造纪传体史书的主张和影响》（《徐州师院学报》1993年第3期），罗炳良等《章学诚创新纪传体的理论与实践》（《湖南教育学院学报》1997年第3期），罗炳良《邵晋涵在历史编纂学理论上的贡献》（《史学史研究》1997年第2期）和《十八世纪中国历史编纂学理论的新成就：论章学诚关于史书体裁的辩证思想》（《清史研究》1998年第1期），王记录《钱大昕的历史编纂学思想》（《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崔曙庭《范晔在历史编纂学方面的成就》（《天中学刊》1996年第1期），王戎笙《郭沫若关于历史编纂体裁的思考》（《历史研究》2000年第1期）等等。 有侧重分析评论史著的体例、特点、理论成就及其对后世之影响的。如：卢中贤《试论〈世本〉在我国史籍编纂上的地位和影响》（《中国图书馆学报》1997年第4期），张大可等《〈史记〉体例研究》（《秦汉史论丛》1983年，总第2辑），杨燕起《〈史记〉体例与“通变”》（《史学史研究》1983年第4期），江生《〈通志〉的体例与断限》（《历史教学》1984年第8期），钟岱《〈汉书叙例〉在著述体例上的创造性》（《史学史研究》1986年第1期），王春淑《范晔〈后汉书〉序论赞评析》（《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刘隆有《〈汉纪〉对编年体的创新》（《史学史研究》1981年第3期），袁伯诚《论〈通鉴〉的编纂体例》（《固原师专学报》1982年第1、2期），瞿林东《说〈帝王略论〉的历史比较方法》（《史学月刊》1987年第3期），许凌云《谈〈史通〉的整体构思》（《浙江学刊》1990年第1期），赵俊《〈史通〉理论体系研究》（辽宁大学出版社），冯惠民《〈通鉴〉胡注略论》（《史学月刊》1983年第6期），周晓瑜《〈汉书〉颜注评议》（《文献》1987年第4期），崔凡芝《裴注的史学意义》（《史学史研究》1994年第4期），陈其泰《〈宋元学案〉的编撰与成就》（《史学史研究》1990年第3期）等等。 还有专门探讨某些具体问题的，如：涌泉《历代起居注浅述》（《历史档案》1983年第4期），刘隆有《实录究竟起源于何时》（《兰州学刊》1984年第2期），郑明《〈唐会要〉初探》（《中国唐史学会文集》），毛曦《乾嘉考据史学和中国考据史学》（《江西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朱允兴《史坛考证热之我见》（《兰州大学学报》1992的第2期）等等。 专题研究在史书体裁研究中做得比较深入、细致，各种史书体裁的史著、史家均有所涉猎，成果丰富，成绩较显著（此不赘列），为史书体裁的宏观研究、系统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和前提。 上述三方面，是80年代以来史书体裁研究的基本情况。一般说来，整体研究属于宏观研究，而个案研究和专题研究则可视为微观研究。实际上，宏观与微观并不是绝对的，如个案研究相对整体研究是微观研究，相对专题研究则是宏观研究。甚至整体研究、个案研究、专题研究各自也存在宏观与微观的问题，应作具体分析，不可一概而论。 三、史书体裁研究的问题与展望 通过上述对我国史书体裁研究的历史与现状的初步分析总结，笔者认为，当前史书体裁研究中存在这样一些问题和倾向： 1.具体性研究较多，通论性研究较少。研究者大多停留在对具体史书体裁、具体史家史著和一些具体问题的探讨上，在史书体裁的微观研究层面上做了许多扎实有益的工作，应予充分肯定。但宏观研究和理论探讨却相对比较薄弱，一是缺乏对各种史书体裁综合研究的通贯之作。尽管综合研究的文章不少，但基本局限于体裁的多样性、体裁的继承与创新、体裁的辩证发展、体裁与内容的关系等问题的认识讨论，研究成果相对零碎，至今尚未有《史书体裁研究》、《史书体裁通论》、《史书体裁概论》之类通论性著作面世；二是缺乏就某一种史书体裁系统剖析的研究力作，或者说，个案研究的系统化、理论化还很不够。迄今为止，除纪传体、方志、谱牒外，其余各种史书体裁的系统探讨的通论性著作均暂付阙如。既没有一部著述对各种史书体裁进行科学的分析和系统的总结，也缺乏史书体裁个案研究的通论性之作，这与我国丰富多姿的史书体裁极不相称。之所以如此，大致有三点原因：一是学界对史书体裁研究尤其是宏观研究重视不够；二是宏观研究相对难度较大，要做好不容易；三是研究者不注意理论升华，不注意使自己的研究由专门走向宏观，反而局限了自己的视野，限制了研究的更深入发展。宏观与微观，是辩证统一的，宏观研究对微观研究有指导作用，借助宏观研究的成果，有利于更深刻认清微观问题的地位和作用，从而深化微观研究；微观研究对宏观研究有基础作用，缺乏这个基础，宏观研究难免流于空泛。对问题的探讨，若能先着眼于一个宏观的把握，然后再从微观研究入手，使之不断深入和逐渐升华，这更有利于问题的圆满解决。重视理论总结、加强宏观研究，并使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密切结合，这是今后史书体裁研究中应注意的重要问题。 2.关注主要体裁多，探讨一般体裁少。中国古代史书体裁极为丰富，最早有记言、记事的形式，后来产生了编年体、纪传体、典制体、纪事本末体、史评、史考、史注、学案、地理、纲目、会要、谱牒、笔记等等。但目前对史书体裁的研究，发展极不平衡，多集中于纪传、编年、纪事本末体等几种主要体裁和方志、谱牒的研究探讨，对其它体裁关注较少，研究不多，尤其是学案体、史评体、史考体、史注体的整体研究还十分薄弱（见前述“个案研究”）。在史书体裁研究上平均用力，不分主次，固然不对；但忽视乃至漠视一般史书体裁的研究，更是有害的，每一种史书体裁都是中国丰富的史书体裁的一部分，缺少对一般史书体裁的认识和研究，必然影响对中国史书体裁的整体把握，也不利于对传统的批判继承。加强对一般史书体裁的整体研究、系统研究，也是今后史书体裁研究中不应忽视的一个重要问题。 3.研究重要史家史著多，研究二三流史家史著少。当前的史书体裁研究不仅多集中于主要体裁的研究，而且多集中于主要体裁的重要史家和史著的研究，对二三流的史家和史著缺乏关注和探讨。如：纪传体史书中，多集中于正史的研究，正史以外，注意较少；正史之中又多集中于“前四史”及其作者的研究，其它正史及其作者的研究较少。编年体史书多集中于《左传》、《汉纪》、《资治通鉴》及其作者的研究。纪事本末体史书多集中于《通鉴纪事本末》、《宋史纪事本末》及其作者的研究。甚至就一部史书而言，又有多致力于某些篇卷研究者的情况，整体研究较少。 同样，对于一般史书体裁而言，一方面是研究较少；另一方面是受上述主要体裁研究倾向的影响，也多集中于重要史家及其史著的研究。如：典制体多集中于《通典》、《文献通考》及其作者的研究；史评体多集中于《史通》、《文史通义》及其作者的研究；学案体多集中于《宋元学案》、《明儒学案》的研究等等。 今后，既要重视主要史书体裁和重要史家史著的研究，也要关心一般史书体裁和二三流史家史著的探讨，唯其如此，方能真正推动整个史书体裁研究的深入发展。 4.孤立谈史书体裁多，结合当前编纂实践少。服务于当今的历史编纂学实践，应当成为史书体裁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但目前的状况是：大多数研究者往往就体裁而谈体裁，就传统而讲传统，没有把史书体裁的理论研究、传统编纂思想和方法的总结同当前史书编纂实践有机结合起来，为真正推动我国历史编纂学理论研究与实践的发展服务，这是令人遗憾的。总结传统，是为了更好地借鉴传统，为了更好地创新发展。在总结中借鉴，在借鉴中创新和发展，这是学科发展的规律。没有对前人和传统的合理继承，便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创新。传统之所以能成为传统，必然有其合理性和存在的价值。当然，传统总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随着历史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必将出现不适应，甚至形成有害的东西。“只因不创，其人必庸；只创不因，其人必妄”。拘守传统、抱残守缺不利于史学的发展进步，而轻意抹杀传统或全盘否定传统同样有害于史学的创新发展。因此，重视理论探讨与编纂实践相结合，处理好因与革、继承与创新的关系，这也是今后史书体裁研究中应注意的一个重要问题。 5.可贵的新综合体史书体裁的探讨与实践。我国对综合体裁的探讨与实践，历史十分久远，较早较明确者当属司马迁撰《史记》创立了纪传体，“纪传体史书，其中很大的部分是记人物，但不是一种单一的体裁，而是一种综合的体裁”。（注：白寿彝《谈史书的编撰——谈史学遗产答问之三》，《史学史研究》1981年第3期。）“实际上是包含有本纪、表、书、志、世家、列传在内的综合体”。（注：瞿林东《古代史家怎样对待史书体裁》，《安徽史学》1984年第4期。）如果再往前追，《尚书》和《世本》也可纳入其间。《尚书》记言又记事，就其所记内容而言，也蕴含着多种体裁，如《金滕》、《顾命》等专记一事，详其首尾，是纪事本末体之萌芽；《禹贡》篇广记九州的地理情况，是最早的地志；而《尧典》则近乎本纪。今本《世本》含帝系、纪、世家、传、谱、居、作、氏姓、谥法等，时间上贯通古今，内容上包罗万象，已是我国纪传体通史的雏形。后世对综合体裁探讨和实践的著名学者，有清初马骕撰《绎史》，创立了新的综合体；清代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提出了新综合体的主张和设想；近代章太炎、渠启超均提出用综合体编撰《中国通史》的设想等等。当代则以著名史学家罗尔纲先生、张舜徽先生、白寿彝先生的探讨与实践最具代表性。 罗尔纳、张舜徽、白寿彝三位著名史学家对新综合体裁的探索与实践有这样几个共同特点：一是重视继承与创新；二是重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三是着力于“通”的把握；四是关注人民大众等。他们的探索与实践，为今天的史书体裁研究树立了榜样，代表了当今史书编纂和史书体裁发展的一种重要趋向。 综上所述，史书体裁研究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传统。20世纪80年代以来史书体裁研究在不断加深和拓展，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罗尔纲先生、张舜徽先生、白寿彝先生三位著名史学家关于新综合体的探讨与实践，更是为当今史书体裁研究和史书编撰实践提供了成功的范例。但从总体上看，史书体裁研究中仍普遍存在宏观研究不够、理论探讨不足、系统性不强、体裁研究与编纂实践往往脱节等诸多倾向，都是今后史书体裁研究中应努力解决的几个重要问题。 附记：本文是在导师瞿林东先生指导下完成的，瞿先生审读了全文，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在此深致谢忱！ (责任编辑：admin) |
- 上一篇：关于“踏歌”的文献考释研究
- 下一篇：中国智慧文献对H.D.梭罗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