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在四川研究综述(1949-1993)
http://www.newdu.com 2024/11/28 09:11:15 《社会科学研究》1995年 王辉斌 参加讨论
方兴未艾的区域性李白研究，是建国以来李白研究的一个突出特点。所谓区域性李白研究，是指研究者截取李白在某一主要生活地作为研究对象的一种综合性课题，它包括对李白在这一时期的生平、作品、思想等多方面内容的研究。李白在四川、湖北、山东、安徽的研究，即属此类。李白在四川的研究，起步既早，取得的成就亦大。据不完全统计，45年来的李白在四川研究，共出版著作5部（不含巴蜀书社出版的两辑《李白研究论丛》），发表论文约100篇左右。比李白在湖北、山东研究论著多，与李白在安徽研究则大致持平。如果就李白分别写于四川与安徽作品的1∶7之比例而言，则李白在四川研究的成果，又远胜于李白在安徽的研究。由此可见，李白在四川之研究，在整个李白研究中是颇令学术界瞩目的。下面，将45年的李白在四川研究分为四个专题，略作综述。 一、李白生于江油的争鸣 李白的出生地，既是李白研究中的一个热点，亦为李白在四川研究中的重点之一。建国以来，研究者歧说迭出，新见纷陈。其中，最早涉及这一问题者，为张秀熟《李白家乡纷歧问题索源探微》（《四川文学》1961年1期）一文。张文在对历来认为李白的出生地为蜀中与非蜀中的两类材料进行辨析后，认为李白的出生地确是在今四川江油。此文是1949—1977年间唯一确认李白出生地在江油的一篇论文。八十年代以来，认定李白的出生地在江油者，主要有郑畅《李白究竟出生在哪里》（《四川大学学报》1981年4期），蒋志《李白出生四川江油辨正》（《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15辑），裴斐《评李白出生碎叶说兼及籍贯问题》（《江汉论坛》1984年11期）、《李白出生地辨证》（《人民日报》海外版1986年11月12日）、《李白的传奇与史实》（《文学遗产》1993年3期）、《“神龙之年号乃神功之讹”补正》（《中国李白研究》1991年集），林贞爱《李白身世及生卒年代新考》（《四川师院学报》1989年4期），汤华泉《李白出生碎叶说宜加订正》（《阜阳师院学报》1983年1期）9文。以上9篇文章所依证据，主要来源于李白集所附各种序文墓志、李白的作品、唐代及其后的有关地志及遗迹。其中尤以魏颢《李翰林集序》、李阳冰《草堂集序》二文的引用频率最高。 对李白生于江油说持否定态度者，除持各种新说者约30篇论文外，另有陈振民《李白生于蜀地说引据有误》（《山西师大学报》1988年2期）；王辉斌《李白生于江油“新说”平质》（《宁夏教院·银川师专学报》1990年2期），王耀华《有关李白出生地史料的辨析》（《中国李白研究》1991年集）三篇专文。三文认为蜀中说所依材料不足以证实李白的出生地为江油。如王耀华文章从语法学、词汇学的角度，认为魏《序》中“白本陇西，乃放形，因家于绵。身既生蜀，则江山英秀”一段文字，“违背历史，不合语法，逻辑混乱”，因而“不能作为立说论据”。 肯定说与否定说各有所据，而且言各有理，因此，对李白的生地，学术界目前还很难定论。 二、李白蜀中家庭概况讨论 据魏颢《李翰林集序》与李白的作品，知李白的父亲为“李客”，但这位李客究竟为何许人，说法亦颇多。 （一）县尉说。此说最早见于《旧唐书·李白传》：“父为任城尉，因家属。” （二）商人说。此说为陈寅恪于三十年代提出，建国后如詹锳《李白诗文系年》、麦朝枢《李白的经济来源》（《光明日报》1962年8月11日），郭沫若《李白与杜甫》、韩维禄《也谈李白的经济来源》（《山西师院学报》1983年1期）等，均从之。但具体说来又各不相同，如陈文认为是胡商，詹著认为是豪商，麦文认为是走私商，郭著则认为是商业地主。 （三）侠客说。这是安旗《李白纵横探》提出的一种新说。安著认为，李客有可能是一位侠客，因打抱不平杀了人才逃到今四川江油的。其证据则主要为范传正《李白新墓碑序》与杜田《杜诗补遗》，因其一有“先避仇，客居蜀之彰明”之载，一有“父客，以逋其邑，遂以客为名”之说。此说在日本学界影响较大。 （四）隐士说。倡此说者为蒋志《李白出生地考异》（《成都大学学报》1988年3期）、《李白之父考异》（《西南师大学报》1989年2期）、《李白之父是隐士而非富商》（《李白研究》1990年1期）三文。其理由为：一，李客是一个文化修养很高的人。二，魏《序》中“白本陇西，乃放形，因家于绵”中的“白”，不是指李白而是李客，表明其不受封建礼法拘束，看破功禄。三，范《碑》有“父客以逋其邑，遂以客为名，高卧云林，不求禄仕”之载。因而，李白一家在江油靠农业为主，过着半耕半读的生活，其父则是一位放浪不羁的隐士。 上述四说，除了县尉说已为学术界公认为错误以外，对商人说的否定则属最甚，如裴斐《李白十论》、乔象钟《论李白》等，均曾予以辨驳。而侠客说与隐士说都曾引用了范《碑》而说法各异，但二说尚待进一步讨论。 围绕着对李客身份的研究，蒋志《李白之父考异》、《李白曾为小吏及对其一生的影响》（《祁连学刊》1992年2期）二文，还提出了李白在蜀中曾作过小吏的说法。并认为，李白作小吏既与其家庭的经济拮据有关，又是导致其终身不能施展政治抱负的主要原因，因为唐人十分歧视出身小吏者。此外，蒋志还在《李白的第一次隐居》（《西南师院学报》1983年3期）一文中，认为李白在蜀中作小吏不到一年。 针对《彰明逸事》记载李白曾作小吏之史实，郁贤皓《李白丛考·李白蜀中事迹考》指出，其所载系小说家言，对李白在蜀中的有关行事编造手段拙劣，未可据信。 对于李客一家为什么要“逃归于蜀”的原因，张书城在《李白蜀地亲属探踪》（《绵阳师专学报》1991年1期）中认为李白“潜还广汉”之前，曾有三个李姓家族迁居四川，即龙州牛心山的李龙迁家族，北周信州总管丙明家族，隋绵、益、原三州刺史独孤楷家族，李白父子之所以“因家于绵”，主要是去投靠独孤楷即李锡家族之后的。 三、李白在蜀中的行踪考察 对李白在蜀中行踪的研究，主要兴起于八十年代初期，成绩斐然。安旗、薛天纬《李白年谱》认为：李白在蜀中自开元3年始事干谒，开元6年隐居匡山读书，并往来于旁郡，游江油、剑阁等地，之后又游梓州，从赵蕤学纵横术，为时一年有余。开元8年春游成都，谒苏颋，旋登峨眉山，于翌年春归昌明。此后约三年在匡山读书，并与东严子隐于岷山之阳，数年“还迹城市”。开元12年再游成都、峨眉，从而结束了蜀中生活。《年谱》在詹锳《李白诗文系年》、郭沫若《李杜年表》的基础上而又有所创新。郁贤皓《李白丛考·李白蜀中事迹考》除与安《谱》说大致相同外，还针对郭著认为东严子与赵蕤是二人的说法提出异议，认为二人即一人的说法“还是可以参考”的。 此外，王辉斌《李白蜀中行踪杂考》（《绵阳师专学报》1986年1期），王忠礼《李白蜀中事迹考略》（《四川师大学报》1987年5期），陈钧《李白谒见苏颋年代考辨》（《中国李白研究》1990年集·上），詹虎《也谈青溪、三峡、平羌江》（《四川师院学报》1982年3期），凌樵《“平羌三峡”辨》（《唐代文学论丛》第6辑），李清渊《李白“隐于岷山之阳”别考》（《中国李白研究》1990年·下），刘友竹《“匡山读书处”与〈别匡山〉诗析疑》（《绵阳师专学报》1991年1期）、《李白与青城山》（《唐代文学论丛》第9辑），丁稚鸿、蒋志《〈李白与青城山〉一文质疑》（《李白学刊》第1辑）等文，亦皆对李白蜀中的行踪进行了考察，且新见迭出。如王辉斌文章所提出的李白投谒苏颋在开元9年春与其出川时曾在万县、夔州寓居一时的结论，皆发前人所未发，以至陈钧文与张书城《李白蜀地亲属探踪》、《李白家与许家似曾相识》（《李白研究》1990年2期）二文，均曾围绕此论进行了讨论。 李白的隐居之地是匡山还是青城山，这是蜀中游踪讨论较为激烈的一问题。杨慎《李诗选题辞》最先倡匡山说，而郭沫若《李白与杜甫》则主青城山说。主青城山说者另有刘友竹二文，安旗、薛天纬《李白年谱》及李清渊文则持匡山说。对于刘文的从郭著主青城山说，蒋志、丁稚鸿合撰之文则对其进行了辨驳，认为所谓“岷山之阳”即为匡山，郑谷《蜀中》三首其一的“云藏李白读书山”所指，亦为匡山。并认为，李白从来不曾在青城山隐居，唐以后的有关地志的记载是错误的。 李白由峨眉山“下渝州”的路线，据《峨眉山月歌》一诗，知乃是取道“平羌江”而行，但这平羌江究竟在哪里呢？刘开扬《关于平羌江及其它》（《四川日报》1980年1月20日）一文，认为即雅安青衣江。凌樵的文章则从三个方面论证，认为青衣江之说乃是错误的；而所谓“平羌江”与“平羌三峡”，是指峨眉山下的嘉州岷江与“岷江三峡”。另葛景春《李白〈上李邕〉诗写于蜀中》（《社会科学研究》1986年6期）提出新说，认为李白在这次“下渝州”之前，还曾到过一次渝州，其时在李白20岁的开元8年前后。准此，则李白在蜀中两次到过渝州。 以上的讨论，主要集中在李白未出峡前的蜀中行踪。此外，李白还另有两次的入蜀，即一为出峡后归蜀，一为长流夜郎时途经蜀地。 首倡李白出川后又曾入蜀之说者，为清人凌扬藻的《蠡勺编》。建国后，李从军《李白考异录·李白归蜀考》力主凌说，认为李白在开元年间一入长安后，曾于开元21年自长安取道武功归蜀，逗留了约两年。对于李文之说，郑文《〈李白归蜀考〉补正》（《李白研究论丛》第2辑）一文在首肯的同时，还作了若干补充。但郑文又认为，李白的这次自长安入蜀，所取路线是自武功经汉中，然后又由汉中走古金中道入川的，路线与李文稍异。王辉斌《李白出川后又回峨眉初探》（《荆州师专学报》1986年4期）则认为，李白此次归蜀的时间是在天宝12年秋，路线则是自曹南之江南后经九江溯江西上入川，在翌年春顺江东下，于五月至金陵与魏万同游。又刘友竹《蜀道难新议》（《李白研究论丛》）一文认为，李白开元年间自安陆一入长安时，所取路途为汉中至京，甚至汉中后曾回蜀中作过一次短暂停留。 李白长流夜郎，旧说均认为在巫山即被赦放，因之，其此行之足迹仅至奉节白帝城。但谭优学《李白诗中的乌江考辨》（《西南师大学报》1988年3期），刘友竹《李白长流夜郎新探》（《荆州大学学报》1988年3期）、《李白遇赦前后行踪考异》（《成都大学学报》1988年2期）三文则认为，李白此行曾到过今重庆市一带，李白的赦放地亦在是地。王辉斌《李白长流夜郎新考》（《中国李白研究》1991年集）、《李白长流夜郎的历史真实考述》（《传统文化》1992年4期）二文，则认为李白此行不仅到过渝州，而且还到达了贬所夜郎，并在夜郎度过了两个春天，于上元元年闰四月末始自夜郎还，又经过渝州一次。另，张才良、陶锡良、周春元、邱耐久等人关于李白长流夜郎的考察，也曾涉及到李白此次的入蜀问题。 四、李白在蜀中的作品研究 建国以来对李白在蜀中的作品研究，主要表现在作品的辑佚与考订，作品的分析与赏析两个方面。 （一）作品辑佚与考订 李白在蜀中共写了多少作品？清人王琦《李太白年谱》、詹鉠锳《李白诗文系年》认为共有13首诗，即：《访戴天山道士不遇》、《登绵城散花楼》、《白头吟》二首、《古风》其二、《酬宇文少府见赠桃竹书简》、《登峨眉山》、《峨眉山月歌》、《巴女词》、《早发白帝城》、《窜夜郎于乌江留别宗十六璟》、《宿巫山下》、《自巴东舟行经瞿塘峡登巫山最高峰晚还题壁》。安旗、薛天纬《李白年谱》则又新增6诗4赋，即：《初月》、《雨后望月》、《对雨》、《晓晴》、《赠江油尉》（又作《题江油尉厅》）、《春感》；《拟恨赋》、《明堂赋》、《大猎赋》、《剑阁赋》。此外，瞿蜕园、朱金城《李白集校注》认为《巫山枕障》、《上三峡》亦为蜀中诗。三者合计，诗21首，赋4篇。 此外，研究者还从有关材料中进行辑佚，重新考订，另增诗9首。即： 1，《别匡山》。此诗首载北宋熙宁元年所刻《敕赐中知大明寺住持记》碑刻中，陈广福《李白的〈别匡山〉诗考》（《光明日报》1983年3月13日）一文，认为确为李白的少年之作。 2，《冬日归旧山》等6诗。此诗首载《文苑英华》，胡震亨《李诗通》编入附录，王琦注本从之。陈广福《〈题江油尉厅〉与匡山诸作》（《李白研究论丛》）不仅认为《冬日归旧山》系李白少年之作，而且还据《彰明逸事》认为，《谢令妻》、《山火续句》、《观涨续句》、《太华观》、《寻雍尊师隐居》5诗，亦属李白的蜀中作品。 3，《观佽飞斩蛟龙图赞》。此诗各种李集本均载，但均不曾归类于蜀中诗中。吴丹雨《〈观佽飞斩蛟龙图赞〉为李白少作》（《荆门大学学报》1987年2期）一文，则从三个方面对此诗进行了考察，认为是李白20岁左右在蜀中所作。 4，《上李邕》。葛景春《李白〈上李邕〉写于蜀中》考订其作年在开元7年至9年期间。 综上，李白在蜀中已考知的诗为30首，赋计4篇。但这些作品是否确写于蜀中，尚待考察，如吴明贤《李白与四川·李白在蜀中的诗文创作》即曾指出，《寻雍尊师隐居》一诗就“缺乏有力的证据”，并将《初月》、《雨后望月》、《对雨》、《晓晴》四诗以“存疑”待之。 （二）作品分析与赏析 对李白蜀中作品的文本研究，主要表现在总体把握与个案剖析两个方面。从总体上进行把握者，有梁吉充《李白蜀中诗试探》（《成都大学学报》1988年3、4期合刊本），丁稚鸿《李白少作艺术管窥》（《李白研究论丛》第二辑）等文。梁文从李白蜀中生活及其创作概况，李白蜀中诗的题材、技巧和风格，李白蜀中诗风格成因，李白蜀中诗的地位四个方面进行了论述，认为李白蜀中诗具有风格清新流畅的特点，艺术技巧也初具特色，其独特的思想气质与不凡的诗歌才华亦开始显露。因而，蜀中诗既是李白出川后作品发展的源流，亦为李白出蜀后思想发展的内在基础。丁文则着眼于剖析李白蜀中山水诗的艺术特色，认为这些诗歌初步显示了李白雄浑豪迈、清新俊逸的浪漫主义风格。而在艺术上，或古朴豪荡，或清新自然，或飘逸不群，充分体现了诗人天才英纵的独特个性。 对作品的个案剖析，亦表现在作品系年与鉴赏两个方面。如黄瑞云《李白开远六年到八年行踪考略》（《华中师院学报》1978年1期），郑文《略论李白出蜀前所作诗歌及遇赦后的短期行踪》（《唐代文学论丛》第5辑）二文，就曾对李白蜀中诗之系年进行了考订，还就《峨眉山月歌》、《早发白帝城》二诗中的“秋”及写作年代展开了争论。另，杨栩生《李白蜀中踪迹及诗作年代考辨》（《绵阳师专学报》1985年1期）、《李白出峡及其诗作辨识》（《李白研究论丛》第二辑），康怀远《〈早发白帝城〉写作时间质疑》（《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4期）等文，亦对李白蜀中诗的有关作品的写作年代提出了新的看法。 鉴赏方面，主要集中在《峨眉山月歌》、《早发白帝城》、《戴天山访道士不遇》等几首名作上，或就其意蕴发表意见，或对“两岸猿声啼不住”进行新解，都给研习者以启发。而值得一提的是，在45年的研究中，被编入“江油李白纪念馆丛书”的《李白留故里诗赏析》一书，首次将李白在四川的诗作集于一册，堪称是一本具有地区性特色的李白诗歌“全集”。 五、结束语 综上所述，建国以来的李白在四川之研究，硕果累累，成就喜人。但不能不看到，李白在四川的研究，还存在着一些不足，如研究的方法尚未能形成一种立体观照的多元格局，对于李白在蜀中的思想及巴蜀文化对他的影响等，尚待深入探讨。 (责任编辑：admin) |
- 上一篇：明刊日用类书所辑诗歌初探
- 下一篇：“中西音乐比较方法研究”读书会综述